一个人在世上只是很小的一分子，其知识面和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独师其心，不假外求，满足于一孔之见，无异是“井底之蛙”。只有打通与外界的联系，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反映，才能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听就要“兼听”而不要“偏听”，“兼听”指听取多数人和多方面的意见，“偏听”则指听取少数人和某一方面的意见，前者得到的信息广泛而全面，而后者得到的信息狭隘又片面。如果将它们比作两个信息库的话，那么，通过比较完备的信息库加工处理出来的结论显然要比相对不完备的可靠得多。
周恩来很欣赏唐朝皇帝李世民的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而在认识和处理问题上很注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预见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吸收他人的长处，以补自身的不足。周恩来并非天生就足智多谋，他的智慧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人，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和整合。有趣的是他不仅认为“兼听”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而且符合人的生理机制，比如人有两只眼睛，能看黑的，也能看白的；人有两个鼻孔，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人有两只耳朵，自然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只听正面的不听反面的意见有悖人的生理机制。有些人只喜欢听阿谀迎合之词，而不听逆耳忠言，这在周恩来看来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听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的人本来开始还有主意，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反倒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失掉了主张。周恩来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听多了之害，而是因为听者缺乏思考，缺乏“集中”的本领，也就是加工处理的本领。一个人在掌握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必须在思考分析的基础上辨别是非，做到既不因己见而废群言，也不因群疑而阻己见。周恩来指出，这种辨别是非的本领从青年时代起就应该培养。
周恩来建功立业，从实处著脚；讲修道德，则从虚处立基。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周恩来将之奉为圭臬，终身遵从不移。1916年初，周恩来在给好友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农拙，急流让尔贤。”自视为拙，急流让贤，如果是对一个平庸之辈而言，算不得什么，但对周恩来这样才华横溢而又抱负远大的人来说，则体现出一种美好的人格道德价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海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过去住过的地方办一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他还告诫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这样才会有压力，有进步。心中有所恃，目空一切，必然色浮气盛，自我陶醉，丧失进取精神。
虚怀若谷的人处世信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周恩来正是这样。他重视他人的长处，宽待他人的短处，对自己则完全相反，不炫耀自己的长处，而非常清楚自己的短处。周恩来一生追求完美，他的人生哲学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就是一个不断扬弃错误的过程，一个不断向新的境界迈进的过程，一个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的过程。他在上世纪50年代给知识分子作报告时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我祖籍浙江，先辈们长期在江苏做官，所以人们称我是“江浙人氏”。要论我的出身，说得好听，叫“书香门第”，而实际上是封建官僚阶级，因此。我从小也接受了家庭的各种不好的影响，并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革命。“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
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把修身当作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修身其实就是改造，名不同而实一致。尽管周恩来和传统士大夫在改造的形式、内容、标准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做时代的道德楷模和人格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