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官场，把“忍辱至三公”视为做官秘诀，就是说只有忍受屈辱才能位极人臣。当然，为了头上的乌纱帽，为了一己私利去忍辱负重不值得效法，但是为了人民的事业去忍辱负重则无可非议。
周恩来的人生轨迹虽有波波折折，但却没有大起大落，这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一个“忍”字。他是那种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人，最懂得以忍求进、以屈求伸的辩证法，为了达到目标，他有极大的耐心，能够忍受各种屈辱。
美国人谢伟思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便馆工作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他谈他亲身的体验时说：“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在就皖南事变一事与周恩来交谈后在日记中记载：“他很能忍耐。”的确，忍辱负重、忍中求进是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丆这是周恩来的座右铭。他把忍受屈辱当作锻炼意志和才干的手段之一，他曾自勉勉人地指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完使自己最难听的话，不可因为触及自己的痛处，就面红耳赤，立即起来辩解，打断人家的话。在学习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完自己认为平淡无奇的学术报告，要把应该的但自己感到最枯燥的书读完。”
周恩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受委屈所在多有，好在他“宰相肚里好撑船”，皆能大度容忍，出柳暗而见花明。
1958年，周恩来的政治生命遭到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因为过去在经济建设上力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在这严峻时刻，周恩来没有起来争辩，而是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夕，周恩来将其秘书范若愚召去，说自己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个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因为是作检讨，所以要由他口授内容，范若愚整理成文。据范若愚回忆，周恩来讲着讲着就进行不下去了，由于内心有矛盾，他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只好分阶段地进行，周恩来讲一段，范若愚回去整理，依次循环，直到完成。检讨稿整理出来后，周恩来看到上面有他与毛泽东“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叙述，他生气地对范若愚说：“这不对！1945年后才是这样。1945年以前我和毛主席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这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他讲这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曾说：周恩来的“实力”正在于：“他习惯地拒绝对毛的斥责作出反应，不冒犯毛的无上权威，不加入毛的反对派。相反，他温顺地接受了这种斥责，这在毛的副手中是独一无二的。”周恩来在中共最高权力空间生存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他还是建国后中共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职位曾高于毛泽东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忍辱负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软弱无能，汉代名将韩信少时受人欺侮，忍受了“胯下之辱”，但没有人因此否认韩信是有勇有谋之人。忍辱负重有无必要，要依环境和条件来定，在必要时就得忍辱负重，而不能径情直行。古人云：“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此为至透至彻之言。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承认：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有影响，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的忍让并非都有必要，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忍于所当忍、退于所当退的政治家，外国有人把周恩来比拟为“有弹性的优质钢”，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