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为人处事，非常讲究知恩图报。他自己扶助他人绝少有功利感，但对于曾经教育过他、帮助过他的人则时常感念，没齿不忘，并用各种形式报答他们。他铭记着中国的一句古训：不能过河拆桥。
在延安时期，一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恩来回答说：“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促进。”高盘之先生字亦吾，1881年生于山东章丘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好学，被塾师誉为“神童”。1901年他考人山东高等学院，每次大考都名列前茅。1903年高盘之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下，先后组织“乐群学会”、“玫瑰花诗社”两个学生组织，与会员赋诗论文，抨击时弊。1905年冬，他与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秘密加入同盟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高盘之领导轰动省城的高等学堂反清斗争，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亡命东北，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担任历史、地理教师。1910年，十二岁的周恩来就读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遂成为高盘之的弟子。高盘之忧国忧民的情怀、渊博的学识很为周恩来所敬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率先在全校剪掉长辫子，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先生也很器重周恩来。1913年，十五岁的周恩来毕业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准备南赴天津投考南开中学。临行前，他与高先生同宿一夜以表惜别之情。高先生说：“我仅问你一事，孔子曰‘君子有三乐’，你可知晓？”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此其一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此其二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其三乐。”高先生满意地说：“有你这样一位英才弟子，我愿足矣。”周恩来紧紧握住高先生的手，潸然落泪。第二天清晨，高先生把写有“翔宇”二字的纸片递给周恩来，说是斟酌忖度多日后想出来的，意在祝愿少年周恩来如鲲鹏展翅，翱翔九天。从此，“翔宇”就成了周恩来早年发表文章及留日、留法期间常用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总理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忘却高盘之这位恩师。1950年12月，高盘之的儿子高肇甫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说起高先生，周恩来情不自禁，诚恳地表白：“没有高先生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1961年，高肇甫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探亲，周恩来获悉后，再次邀他们相见，详细地询问高师母的健康状况，并让秘书搬出一包礼物，托他们带给师母，此外还附上放大的高先生的照片一张。这张照片是高先生在他毕业时送给他的，后来几十年一直珍藏在身边，深恐或失。
长征途中，当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坚持给病重的周恩来抬担架，他和同志们在饥寒交迫中，抬着周恩来走出沼泽泥潭的草地后就累病了。十九年后杨立三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以报答杨立三的恩情。其中表现出的古道热肠，令人联想到仗义侠士之风，并最足以印人肺腑。
还有一件小事，虽与周恩来本人并无多大牵连，但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不忘旧恩的人伦之情。
冒广生（字鹤亭）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任江苏淮阴关监督，而他能担任该职，则完全是凭借周恩来叔父周嵩尧的关系。周嵩尧当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由于这层渊源，冒周二家遂成世交。1957年，冒广生解放后首次来北京，住在他儿子舒湮家中。仲夏的一天，周恩来轻车简从，前往探视冒广生，这次见面话题甚广，从家世渊源到官场见闻，从学术问题到陈年诗稿，尽在其中。谈兴正浓处，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一件事，舍弟和令媛还有过婚约。我告诉他来拜会鹤老。”
冒广生不太经意地说：“小女早年亡故。这事已经过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亲戚关系正和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嘛。我们共产党也是人，不是六亲不认的。”将旧时一纸因故未能履行的婚约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来对待，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殊不知这正是周恩来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人人都说周恩来有人情味，最能团结人，感化人，但不是人人都了解其中缘由，只有细心体味周恩来的人生境界，方能破译他之所以为人格典范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