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句名言：有才无德，则近于小人；有德无才，则近于愚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把道德和文章的统一当作完美人生的标准。这一沿袭已久的文化基因同样影响到周恩来，他在进德修身的同时，博学勤思，与时俱进，形成了道德和学问的交相辉映。
儒家经典《中庸》对君子的要求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以博学为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学没有什么畛域之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政伦日用，旨在悉心研讨之列，即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多全才、通才。
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济世。周恩来少有大志，他在沈阳读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圣师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学生时代的勤勉刻苦奠定了周恩来一生学问的基础。
人类的知识是不断积累和更新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学校教育，而不在迈向社会后继续求知，那么知识就会老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1939年3月，有次周恩来在延安作报告时自勉勉人地说：“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只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弱点，这就要虚心学习，到处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大众里学习。”周恩来的博学多才有口皆碑，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称赞他对哲学、政治和历史都很在行。其实，周恩来的才情还远不止这些，他精通好几种外语，在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也有相当的修养。人人都佩服周恩来在刁难的外国记者面前应付自如，妙语连珠，殊不知这正是他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结果。他的许多知识都是在投身革命后自学得来的。1957年，他对别人说过：“我办外交，也是从不会到逐渐学会一点点的，我相信，只要肯学习，外行总能变内行的。”
求学讲求由博返约，推陈出新。只学习不思考，只广收不创新，最多只能算一个读书人，而不能算学问家。周恩来在1943年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共有七条，其中一条就讲到在学习生活中“要有发现和创造”。中国传统治学方法重演绎而轻归纳，所以创立新说者不多，而注经解读式的文字却汗牛充栋，这就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周恩来在谈到如何看待和分析问题时指出：“我们强调归纳法，必先有归纳而后有演绎，顺序是归纳—演绎—归纳，因为一切事件都在发展变化。要是不随时随地归纳，不断增加新知识和新结论，光从老原则出发分析问题，光讲演绎法，就把理论僵化了，就会看错问题。学问要能入能出，不入不深，不出不广。学问有三度，高度、深度、广度，它们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缺一不可。”把“高度”摆在学问三度之首，的确是有识之见，因为广度和深度还大致属于“博”的范畴，是通过勤勉可以达到的，唯有高度必须经过精研覃思才能达到。
周恩来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创见，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阵营、三种力量”等等，都是根据对国际真实环境的认识而提炼升华出来的。周恩来之所以是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就因为他的许多思想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