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反问：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的确，周恩来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是一个用埋头苦干而不是用高谈阔论实施领导的政治家，他宁愿把时间花在建设性的劳动上，从真实可见的成就中得到满足，尽管他每天为各种事务绞尽脑汁，但第二天早晨又像一位刚刚度假归来的人，容光焕发、充满激情和信心地处理新的问题。再棘手的事情他都有兴趣，有办法，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理出头绪。
周恩来这种实意做事的处世风格，在某些人看来，不免有“事务主义”的倾向，在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自我检查和受人帮助的缺点之一也正是“事务主义”。不过习惯成自然，这种“事务主义”在以后并未得到有效的匡正，反而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建国后，毛泽东意识到，在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刻也少不了这位办事细密、不知疲倦的总理。有了这样一位“管家人”，他才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考虑大政方针和各种抽象的哲学问题。
周恩来虽然事务缠身，但显然乐此不疲。毛泽东很满意这种分工，1972年，当他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明确告诉对方，当涉及特定国际问题和具体事项时，应该和周恩来去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作一比较：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当革命的钟摆摆到平稳之点时，周的工作最为精彩。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周恩来的埋头苦干，不仅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公仆形象，而且还能超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交锋，避免祸从口出，惹火上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者陈志让先生指出：“谁也承认他（周恩来）是一个干材，对人有礼和蔼细致，但不大谈哲学思想（他接见美国年轻学者时，关于哲学的问题，他总请姚文元和张春桥答复），不大谈路线方针，别人定路线，他去执行，组织执行的能力特强。所以搞思想路线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周恩来继续在政治局担负重要的职责。”周恩来并非不懂哲学和大政方针，相反正如尼克松所言，周恩来对哲学、历史、文化、经济都很在行。他之所以不谈哲学和路线方针，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条件下，任何高谈阔论都可能是犯忌的，而忙于事务则不至于成为被打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