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行为取向表现为积极入世，乐于过集体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
周恩来十五岁时到南开中学就读，便表示“以学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乐于为同学、为集体办事。他对个人与社会有这样的理性认识：“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周恩来在学生时代最提倡“合群奋斗”，认为爱国必先合群，要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克尽成己成物、立人达人之责任。南开《同学录》有关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承认自己“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却觉得“倍有乐趣存于中”。留学日本初期，周恩来饱尝怀乡思亲之苦，对前途也一度甚感渺茫。他在期间的一篇日记反映，为摆脱苦闷，他曾研习过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思想，但是，“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破不开“情关”，断不了“有缘”，反过来又进一步印证了周恩来入世态度之执著。
周恩来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积极入世、宏济时艰的思想之影响，经常以此自勉勉人。1921年2月23日，他在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观。举目禹域，诚难说到乐观，然事亦在人为，吾辈丁斯时艰，只宜问耕耘如何，不宜先急于收获也。”1939年，他来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时在绍兴抗战刊物《战旗》杂志社工作的曹天风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可说无所不谈。有次，曹天风对周恩来讲到唐代诗人贺知章隐居鉴湖一事，还吟诵了“欲向君王乞鉴湖”的诗句，并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也要像贺知章一样，隐居鉴湖不闻政事了。”周恩来马上表示异议：“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中国儒学标举的处世哲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对周恩来来讲，只说对了一半。他处于顺境时，固然有兼济天下之志，而处于逆境时，也不坠经纶世务之心。周恩来一生精进之处、光彩之处大都在其受挫之时。他说过：“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相反，要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气度，在隐忍进取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宁愿选择令人感到屈辱的手法去应付时局，也不愿意靠边站“独善其身”。他硬是以病弱之躯和风烛残年支撑危局到最后，用最大努力来减少和弥补“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做到了以一人共诸天下，将天下纳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