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