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大地博大而狭促。
在让礼村这般的农耕乡村，土地是人们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追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手艺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在让礼村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
大民的老爷一生都爱地，多年前曾经在村子东头荆棘窝里开辟出一块地，他一个人早出晚归，在这片地上默默折腾了半年，才把多年来纵横交错的藤条荆棘的老根挖干净，才把一坨坨的料姜石清理出去，他用手细细地捏碎土疙瘩，这片地，硬是变成了平平整整的一块地。
他背着手用步子量地，硬着腿往前迈一步，再迈一步，从南头走到地北头，从地北头走到南头，终于得出这块鸡蛋型土地的大小——三亩七分。老爷在三亩七分地里种高粱，高粱适合在硬地里长，迎风飒爽。眼看要收获了，老爷却死了。没福的老爷就埋在这片地里。
大民的爷爷也爱地，土地改革时硬是要回了这片地，把地畔子砌得笔直，不让长一根杂草，种豌豆，点包谷，也伺候着父亲的坟。
村子的一棵老树上挂着一块生铁，村里开会就先敲生铁。一天，村长敲了生铁开会，说：要收地呀。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把各家各户的土地都收了，三亩七分地当然要也收，所有土地都归集体。爷顶嘴说，这是我父亲开的荒地，是我家的地。村长平时就跟爷有气，趁着有人民公社撑腰就把爷打了一耳光。率人进去先扒了三亩七分地的畔子，平了老爷的坟，分给三队了。
爷自此心里吃了劲，不久就病了，先是眼睛黄，再是浑身黄，肚子胀得像鼓。大民的爷是四队，村民选队长，爷当选了，却咽了气。
清明节去祭奠，大民的父亲也只能在平地里烧纸。
有一年，村里要建砖瓦窑，村长选来选去选中三亩七分地，从此三亩七分地机器轰鸣，变成坑坑洼洼。制砖机器哒哒哒哒，像机枪一样。父亲心里有事，就开始经常喝酒，一个人喝，就着咸菜也能喝半晌，喝了就骂村长。
这样过了好多年，村里死了好几拨人了。这时候才有了大民，一天，已经八岁的他听村里人敲着生铁喊开会又要分地了。全村的地都分到每户手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亩三分定天下。包产到户让人们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他们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
大民的父亲给村上申请，先要回了那三亩七分地。父亲花钱雇推土机推平了烧砖取土挖得坑坑洼洼的地，父亲把大民爷的坟也迁进去，和老爷的坟挨着一起，起了两个坟包。其余地照种不误。他说只有站在自家的这块土地上才实在，身上才有了胆气。
这样又过了好多年，村里有大事不用敲那块生铁了，改换成大喇叭了。
一天，大喇叭说村里要搞新农村建设，村里把人们集中在村东头，窑洞全部用铲车填埋。因为人们搬到村外统一规划的地方盖房屋，村子变成空城，一孔孔窑洞被推土机推平变成田地，村子里被诩为神树的长在窑畔的百年大槐树，也因为失去窑洞沟壑的反衬矮小了许多，被土深深地拥埋，气势全无。
填埋乔家的一孔窑洞时，院子里有一颗杏树，这树有一百年了，传了三代，就是一百年了，它还能活一百年。
推土机日夜轰鸣，大片的下地窑洞被填埋，大片的地被整理出来，村子人全部集中在村东头，每家三分庄基地，盖房。三亩七分地里的两个坟也再次被平整了。
三年后，大喇叭发布说要统一征地了，省城的一家大的房产商瞅准了村子这整片平地，连耕地和闲地一起征，甚至连村东头大家三分地的院子也要拆迁，要在更远的路边另盖高楼房，统一安置，节约土地。因为村子的北边才开发出一片旅游景区，村子要弄一个超大的休闲观光村。
离城市这么远，怎么就征到村子里来了！村子的人不敢相信，那个晚上，村子人都在高兴，这地全部一征，他们终于不再是农民了，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是农民了。每家都领到一大笔补偿费，筹划着如何使用这笔钱。
大民父亲却在喝闷酒，大民明白父亲的心思，以前人民公社时收了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了地，集中居住时又收了地，地还村里，地天天都能看见，现在地却要消失，说不定做什么用场呢。
大民扶着喝醉了的父亲去看地，父亲摇摇晃晃，绊倒在地，就地磕头，不知是给爷爷老爷的坟磕头还是给这三亩七分地磕头。
没有办法的父亲和没有办法的村里人都住进了村口的高楼，他们带着大锅带着药锅，甚至带着自己的猪和鸡上了楼，但是，他们在高楼上总是睡不好，总觉得楼半夜在摇。他在高楼里也上不了厕所，只有下楼来，到某一家的苹果地里才能利利索索的拉完屎。
他们每家都领到一笔钱，心里起初窃喜，慢慢却变成惶恐，这钱花完了怎么办，没有地了，今后靠什么吃什么？
他们一群群坐在高楼下的村口，看着出出入入的挖掘机，一个个如丧家之犬。
村子自古很重礼性。
红白喜事最早的礼物是布匹，红黄蓝绿挂一院子，上边写着送礼人的大名。布匹一般长为丈二，曾有个别心机之人悄悄裁下来一缕布自用，被人发现了，被人编了段子在村子里流传几十年，一辈子在村庄抬不起头，没有诚信就失去了威信，在村庄里连一根打气筒都借不来了。全村有两个气筒，他给架子车打气时去借，被告知气筒早都坏了。村子上没有秘密，人是摆在秃子头颅上的虱子，人们互相熟知着各自的祖宗八代。
事就出在重礼的让礼村，村东头有个气派院，蓝砖、红门、阔大的大院子，乍一看透着实力的“脸面儿”。可走进门，却发现墙没有刷白，窗没有玻璃，通往二层的楼梯没有扶手。细细一问，门是赊的，窗是赊的，楼板也是赊的。院主人就是过世的老梁-----五年前，好不容易熬到儿媳过门，老梁却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给儿子娶媳妇，老梁借钱盖楼房、送彩礼，欠了一屁股这辈子还不完的债，直到搭上命。“喜事一办，毁于一旦。”乡亲们说起来，也只能摇头叹息。老梁的悲剧虽极端，“天价彩礼”之痛却十分普遍。在周边，娶亲礼从六万六、八万八，一路飙涨，后来干脆按斤称人民币——“三斤三两”，约合14万元。没多久，“万紫千红一片绿”又风靡乡里：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张50元，约合18万元。这还不算完，再加上一辆汽车和一栋楼，美其名曰“一动不动”，还要几十辆车组成的迎亲队。估算下来，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门，开销得要50多万元。
一个农民靠种地、打工，不吃不喝，每年攒5万元，凑上这钱要整整10年。
多年前，老梁的儿子——小梁在外打工，认识了外县的小赵姑娘。恋爱不久，小赵有孕在身。春节，小梁回到老家，央求父母前去定亲。定亲，其实主要商量拿多少彩礼。第一趟去，老梁夫妇欢天喜地到外县，找了家上好饭店，请小赵父母吃饭。酒过三巡，老梁大方地掏出2000元，当作见面礼。小赵的娘斜眼看了看，正色说道：“新房不盖好，闺女不能嫁。彩礼不能少了‘六万六’……”
老梁一听，犯了愁。盖新房，梁家连借钱带赊料，已经欠下7万多元，从哪再挤“六万六”？老田身患哮喘，心里一紧，咳嗽就压不住了，他勉强挺直腰杆：“不怕，新房已经盖了一棚，第二棚很快盖完。”
探亲之行，不欢而散。
第二趟，老梁鼓起勇气，邀请了三个亲戚，提着礼物去跟对方“拉锯”。一见面，小赵的娘让座端茶，倒也热情，可嘴里只念叨困难：“一年前，她哥结婚，用完家里的钱。她弟比她小一岁，也要定亲。人家要六七万元的彩礼，俺咋办？”费了半天口舌，也没把彩礼降下来。
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五谈五败，老梁来了气：“这门亲成不了，不办了！”
老伴又是责怪女方，又是心疼儿子，一天到晚对着丈夫抹泪：“村里小子多，闺女少，错过这个闺女，儿子打光棍咋办？”
城市剩女，农村剩男。彩礼一路走高。媒婆王艳艳，说媒十多年。对彩礼的规矩，十里八乡没比她熟的。“七八年前，定亲只要七八千，最多‘万里挑一’，也就是一万零一。3年前，彩礼像长了翅膀，变着花样儿飞涨。”王艳艳嘴快，细数历史，头头是道：2008年两万一千八（两家一起发），2009年六万八（既顺又发），2010年十万零一（十万里挑一）、十五万八（要我发）。礼金之外，还要买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新盖二层楼，不少还得在县城或市里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在农村，整条街看不到几个女孩，村村如此。女青年外出打工，不少嫁到了外地，男女失衡。闺女金贵，彩礼不断加码。于是，男方外出打工挣的钱，全拿回村盖楼。楼盖好，娶了媳妇，再一起外出打工，把空房子扔在农村。偌大的二层楼，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一楼住人，二楼养鸡。
对近城区的农村小伙、经济好的家庭，女方要得较少；越偏、越穷的地方，规矩越多，女方要得越狠。在偏远乡镇，父母怕女儿嫁过去吃苦受穷，男方爹娘老的不考虑，弟兄俩的不考虑；除了彩礼，外带上轿礼、下轿礼、要“好”礼、改口费，以及牛羊肉、肘子、烟酒、果品。村里人调侃：嫁个闺女，够开一个小超市了。
在农村，面子看得比啥都重。相互攀比，推高彩礼。有一年春节，王艳艳保了两个媒。赶巧，俩小伙儿同村，俩闺女同村。第一家先定亲六万六，第二家后定亲八万八。头一家忽然觉得没面子：“一块长大的闺女，凭啥俺比她便宜？”要求追加彩礼。男方不同意，女方“任性”退亲。
不光女方要面子，男方也死撑面子。她还谈起一桩婚事：姑娘比小伙大6岁，着急结婚，明确表示不要彩礼。男孩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要送六万六。是男方“不差钱儿”？并不是。男方贷款买房，借债送礼，塌了不少窟窿，之所以硬挺，就一个想法：娶媳妇是大事，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有些小伙的个人条件稍差，过了25岁找不到媳妇，爹娘都不好意思去别人家串门子、赴喜宴。为娶个媳妇，情愿勒紧裤腰带，多出彩礼。
因为拿不起彩礼，不少农村男青年长期单身，不少农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
眼看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小赵也着了急，请舅舅出面向父母说情。小赵爹娘商量，把彩礼降到5万元，不过有言在先，要100箱礼品送亲戚朋友，一箱也不能少。梁家拗不过，只得答应，把婚礼定在那年的“五一”。
快到“五一”，梁家的房子没有完工，左挪右借，没凑够彩礼。赵家放出话：“最多宽限一个月，盖不好房，拿不出钱，别想结婚。”老梁咬着牙，一边加快盖房进度，一边贷款付彩礼，还从商店赊了100箱礼品，装上小货车。
终于要办喜事了。梁家张灯结彩，准备娶亲。凌晨时分，突然接到赵家的电话：“孩子生了！”
“丢人现眼！”老梁闻听消息，气得跺脚，只得取消婚礼，匆匆把娘俩接回。
过了俩月，小赵的哥哥添了胖小子，叫她回娘家办喜事。让礼村离外县的娘家有三十多公里。小赵嫌路远，半开玩笑对公公说：“进门前，您还答应给俺买辆汽车哩。”老梁一听，头嗡地一下，没理儿媳，头也不回就走出了家门。当日凌晨，他用一根麻绳，无声无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的时候，不到60岁。
“他爷爷走后，日子过得艰难。儿子、儿媳妇到外地打工还账，到现在没还完。”老伴说，谁家不娶媳妇、不嫁闺女？那么多年立起来的老规矩，谁能挑头捅破？
村里确定要做成农业休闲观光区后，来了一拨一拨人，有的开着机器搞建设，还说是要修街道，要盖别墅卖给城里人，有的开着私家车，拿着照相机拍来拍去，纯属采风旅游之类。村里人骨子里并不喜欢大量的游客，许多村民在院门口挂起请勿打扰的牌子。
初中毕业的大民头脑活泛，用红漆写一木牌“他二嫂子家”，这是一个农家乐，这农家乐挨着建在高楼的边上，起了几间矮矮的临时的平房。为啥要建这个农家乐，一是大民去年在省城打工时见过大山脚下的农家乐。这些人在村里要吃要住，大民看准了这一点。
平房顶上有一只狗，院子有一只狗。地上的狗只负责晚上的治安，白天的事情它不管，白天的事情是平房顶上的狗的事情，它懒得吭声。
平地上的狗在院子溜达，只要有城里来的客人拿钞票在这狗眼前一晃，狗就明白了意思，冲出去在院子里追逐土鸡，它知道客人要买土鸡吃。等擒住一只鸡，坐在门口晒太阳的男人大民就对着房子喊：总经理，客人要吃鸡，弄几个菜。从厨房走出来一个茁壮的妇女答应着，对这男人说：磨点老豆腐，董事长！ 这茁壮的妇女是大民一直不满意的媳妇，他一生讨厌媳妇嚼菜时牲口反刍的声音。
他媳妇却满意他：看我家大民，挺个大肚子，多有派啊！东家请西家邀，整天喝得脸红彤彤的。现在的年轻人瘦精精的麻杆腿，瘪肚子，脸色黄蜡蜡地能叫帅？“
自古以来，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土狗，也叫柴狗，体形大，耳朵下弯，颜色多以黄、白、黑为主，它们的远祖也许是高原上的狼族，千百年来，它们已经成为村庄的守护者和村人的忠实伙伴，平日饲以残羹剩饭，性格温顺，秉性忠义，擅于看家、护院、护主和农闲时的狩猎。
人走屋拆，这是搬迁的规定，村里的人都要在规定的时间搬到村东头集中安置的楼房上。楼房一家一套，没有院子，他们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笨重的农具，好在现在大多是机械化收割，农具基本上没有用场了。村里集中搬到楼房以后，狗们是不上楼的，他们在村里成群地转悠，他们弄不明白村庄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月夜对着天狂吠，对着虚空撕咬。
在县政府上班的平娃不忍心舍弃和自己儿时一起长大的黄狗，专门从城里回来，把狗送到了城郊区附近的朋友家里，谁知他前脚走，黄狗咬断了绳子在后边追，等他回到村口，黄狗满嘴吐着白沫子也到了村口。
个别的狗被主人偷偷带上了村头集中安置的楼房，在狭小的单元房空间里嘤嘤呜呜不敢拉屎不能撒尿，动不动就得挨上一脚，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主人已经有嫌弃之意了……
引起关注的是两场狗咬人事件。
一次是开挖掘机的司机在镇上溜达，提着一袋子猪头肉，刚走到路口。被旁侧窜出来的一白一黄大狗挡住，白狗一口咬住他右手提着的塑料袋，黄狗则一口咬住他的左脚踝。他一惊叫，扔了猪头肉，两条狗拖着塑料袋消失在背巷里。他低头一看，绒裤都被咬出大洞，脚踝上两个血窟窿。
另外一场是村口，开发商的一个经理被三个大狗困住了，一跑就遭咬，他告诫自己不要慌，不要跑，虽然笨拙吓呆的他没有跑，但还是被咬破了拿手机的手。狗们也许知道，所有村庄的变化和引起村庄不安的消息，都是通过这只手上的手机传出传入的！
大白天的，野狗咬人，如何处置？并且，让人害怕的是，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狗游荡在村里。清一色的土狗，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东边窜一下西边钻一会儿，焦急而惶恐，穷凶而无奈。
事实上，有些狗不是本村的狗，有人认出来是十里远的邻村的，邻村因为沿路也被征用为垃圾填埋场，狗的主人们也遭到了拆迁，搬上了楼房，被遗弃的它们成了流浪狗。它们一定是怀着复杂的情感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却在另外的村庄报复人类。
没有人注意这些狗可能是附近其他村子的土狗，村庄的人都在心里想着搬迁后的日子。开发商主动组织志愿者打狗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集中抓狗运动，战果是五十多只土狗。
许多狗，到处找吃食时被打狗志愿队抓住或者打死，有的狗，被狗贩子用绳套套住，装进铁笼子里，送到更远的城市的酒店里。狗是土命，勒死的狗放在地上一会就复活了，又被他们逮住。它们的结局是一样的：放了血，剥了皮，掏了肚，剁成块，下到火锅里了。让礼村的镇点里兴起了狗肉潮。大民家的菜谱上也多了几个狗肉的大菜。几个村庄大大小小的上百只土狗，瞬间狗命飘零。
村里出现了许多杀狗人，杀狗的人是身上有杀气的人，他们谜一样。他总能让陌生的狗像依偎主人一样在他脚边，偶尔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他的裤管。他甚至也用手抚摸着狗头，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整理衣衫，可是，这温暖的场景隐藏着巨大的杀机：他扔掉烟蒂，用左手把狗头揽进怀里，一叶细长的刀子就送进了狗的脖子，狗哀叫着，脖子上像系着一条红布，逃离。他向狗招了招手，狗着了魔一样又爬了回来继续依偎在他的脚边，身体发抖，他抚摸狗如受伤的孩子，但这温情转瞬即逝，他的刀子，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如此反复，狗死在爬向新主子的路上……
王盼家的狗叫“常随”，卧在老宅子里就是不走，也不出去寻食物，狗是最灵性的动物，它知道搬迁的主人不能带它走，它也不愿离开守候了十多年的温暖的窝儿。再说，这里附近还长眠着它的老主人。狗窝其实是一个黑色的大水瓮倒着放，口对外埋了一少半，里边铺层麦秸烂被，就成了狗窝。以前住过一只白色母狗，白狗出入黑瓮里，村里的大学生诗人触景生意，替主人给狗起名字叫“一缸雪”。“一缸雪”命不长，郁郁而终，也是长了狗宝。后边这只狗主人起名“常随”，这狗性烈，拆屋子前的一天夜里，它忽然变得烦躁起来，用牙一个劲儿地咬那根不经常拴它的铁链。
拆屋子的队伍来了，十几个队员拿了备好的打狗棒和绳套准备把它堵在那个狭小黑瓮的窝里。常随恼怒了，狂吠不止，跃上去扑咬拆迁的人和机械，弄得铁链铮铮乱响，喉咙里呜呜哼着，偶尔低吠。打狗队的人远远地用木棍把它杵得伤痕累累，狗毛零落，爪子掉了，血流了一地，常随卧在地上，眼中含泪，喉咙里发出低沉地呜咽声。一位队员心软，拦住大家说“算了，撵走算了”。常随似乎知道抵抗是无用的，被解开铁链后便拖着尾巴一跛一跛地跑出去，到远一点的沟壑里。
拆迁完的好多天，在废墟上转悠的人，无意间发现常随在村落深处拆迁废墟中扒了一个窝，瘦了一圈，皮毛凌乱，正轻轻地呜咽。给东西也不吃，吆喝它也不起身。夜晚，它坐在废墟中，望着夜空，隔一会儿对着月亮发出一阵汪汪汪的叫声。
常随却命短。后来，这忠诚的狗就死在废墟中，至死也没有离开-----狗生来就懂得爱与忠诚，而人类似乎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学习爱。
一年后，这个高原上许多大狗都失踪了。没有被抓住的狗们，悲伤的、绝望的离开了各自的村庄，游走在更远的地方，也许成为了流浪狗，也许成为了野狗，游走在很远的什么山沟里了……
一个总所周知的秘密是----村民家家都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种着自家一年吃的蔬菜和粮食，这块地，村民不上任何化肥和除草剂，全用自家旱厕里的农家肥，自己吃的菜明显有点参差不齐，样子也不那么好看。其他的地，却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那些形状规则、色泽饱满、没有虫眼的蔬菜被一车车运进城里，卖给城市人吃。电视新闻说一个地方的葱打了药，羊吃了葱叶子以后死了一片。
距离县城不远，闲下来的耿和每周要骑着摩托去给女儿一家送菜，一个月送一小袋面粉。当然，这些菜和面粉，也是他的自留地里种出来的。
他说冬天的西红柿就是假货。没有籽的外红内绿的空心西红柿算什么西红柿呢，那是温室里长出来的，还要用炉火烤，使用膨大剂、催熟药，再用药熏。让它们变得不合规矩地胖大，用保鲜剂和保青剂，比画得还好看。
他让女儿永远吃正当节令的菜，萝卜下来吃萝卜，白菜下来吃白菜，节令节令，节气就是命令啊。一年四季的菜，什么成熟你就吃什么，你都能吃到。只有野地里的菜，风吹日晒，被风吹绿，太阳晒红，才是最有味道的。他说反季节的蔬菜水果肯定打了各种的农药。他笃信，每一颗菜里都预设了一个机关，人要坚定不移地服从节气的指挥。夏至那天，太阳一定最长，冬至那天，亮光一定最短。冬眠的虫子，到了惊蛰一定会醒来。人，用了种种方法，在冬天里抢先吃了只有夏天才长的菜，吃它们哪里是吃菜呢，分明是吃药啊。
人类使用农药，目的是杀虫。倒退四十年，村民接触过的农药种类只有六六六、敌敌畏，且很少大量使用。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标使用的农药就多达三千多项，这些都是所有人食物中可能会遇到的。在广袤的田地里，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用了三千多种药品，但是并没有控制住“害虫”的危害。
人虫之战，人注定要失败。昆虫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了五六亿年，比动物长一百倍，虽然渺小，但生命力之强无与伦比。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在村子，村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人虫大战”并没有挫伤“害虫”的锐气，“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磨练下，反而越战越勇。
农药会直接造成“害虫”迅速繁殖----昆虫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时，繁殖力会增加好几倍，只要有极少数的后代存活下来，它们就获得了抗药性，而且迅速死灰复燃。
大范围、高浓度、高强度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
除杀虫剂还有除草剂，除草剂一喷洒，节省了农民治荒除草的时间，田里却寸草不生，遗患无穷。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农作物、生态环境和人的身体，人畜中毒事故增加。
城市人骂村庄人为了赚钱不讲道德，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市场环境下，农产品的定价机制让农民无路可走，层层的批发，层层的压价，作为市场定价机制中最没有话语权的农民拿到的钱是最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只有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才能增加收入。如何增加产量？增加产量就需要增加化肥的用量，甚至使用增大剂。怎么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是用除草剂，省去部分人工把成本降到最低，这样导致有害的农产品就被生产出来。本质问题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也没有给予合理的价格，从而导致低质和低价恶性循环。
村庄和城市，互相不信任，处境可悲。你不吃你产的粮食，我不喝我产的牛奶。
农民朴实，施用剧毒农药也不避讳。戴着口罩，穿着手套的手捧着一个瓷罐，把苦瓜藤上的一个个苦瓜放进瓷罐里去浸，原来罐里盛着剧毒农药。浸完后，老农把罐放在田埂上，摘下口罩对我说，喷一次农药，再把苦瓜用农药浸一次，就不用再管事了，收获的苦瓜没有虫吃的痕迹，漂亮又能卖上好价格。
城市人夏秋去菜市买鸡毛菜，总是居高临下、自欺欺人问不休：“打药水几天了？回家要泡水不？能吃吗？”资深菜农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抓起一把菜，俩手巴拉巴拉翻到中间，凑眼前：“姑娘，在这菜市卖菜，不是三天浇水，两天长大。几十年了，个个信赖我。从不打药，回家洗洗就下锅，没问题。”旋即装袋，要不塞手心，要不放车蒌，挤出满脸笑，拍拍胸脯，竖竖拇指晃悠晃悠：“我福气好，孙子都上大学，就是凭良心，种的菜自家敢吃才能卖。假使打了犯法毒药，叫我家从小死到老。”扇扇扑来的唾沫星子，心里却思忖：虫子泛滥时，青菜一夜千疮万孔，不用药水行吗？药是三天两头打，打了隔天就卖，这样才漂亮，我卖的光溜溜！
让礼村马小平是村里最大的养鸡专业户，也是镇上的致富带头人。他在长一百米宽十三米的养鸡场里，密密麻麻一万只小鸡，这些白羽鸡寿命只有四十多天，一生只有两次见到阳光。
这种鸡是世界上长得最快的鸡，四十天能平均迅速长到5斤以上，为了保证在养殖过程中不生病，且快速增重，小平给鸡喂抗生素和激素类违禁药物。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养鸡场都是灯火通明，让鸡多采食，采食量越大，长得越快，由于体重过快，心脏造成压力，常常有鸡站着站着就倒地死了。为了防止鸡死亡，小平给鸡早晚两次大量喂食抗生素和激素，为了防止耐药性，经常更换药物。小平压根是不吃这些鸡的，一批一批鸡长大后，他就直接送到了城里的大餐厅。
你坑我我尅你，都是受害者。一个修冰箱的在给一个小酒店修冰箱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毛病，他没有告诉店主故障，为了30元的上门费，冰箱又坏了，他上门多挣30元钱，并且半价从店主拿来一些酱肉，认为自己赚了，结果把全家送进了医院。原来冰箱里的熟食是坏的，店主让服务员用颜料遮挡腐味，便宜卖给其他人。一个小孩用劣质塑料玩具，得了白血病，他的父亲为了给他治病去城市修桥，给一个修桥的老板做豆腐渣工程，结果，桥修通了，黑心玩具商和受贿的质监局局长从桥上过，摔了下去。一个医生为了高昂的回扣，用劣质支架给病人手术，走法官的后门，没有承担责任，法官找到重点学校校长，儿子想进学校，校长以不听管教开除了农民工的儿子，为法官的儿子腾出名额。这个农民的儿子和父亲回到村庄种大棚菜，因为不懂科学和文化，配的农药总是超标，结果蔬菜污染，毒倒一批人，其中可能就有医生、法官、校长。
除草剂让土地寸草不生，杀虫剂将生物赶尽杀绝，取代昆虫授粉的是激素，而化肥彻底改变了土地的结构和酸碱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不祥的预兆在村里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疾病不期而至，成群的鸡、羊、牛会突然倒在地上，村庄出现了许多奇异的怪病状……乡下的农民叙说着家人的疾病，城里的医生面对病人的新病症手足无措。
春天来临，鸟儿稀少。夏天来临，蛙声寂寥。
农村的清晨曾经回荡着知更鸟、嘲鸫、鸽子、松鸦、鹪鹩的合唱，而现在，所有的小鸟都已经无声无息了，田野、树林和沼泽里只剩下无边的寂静……
在村子里，有两件事不能干：一是挖人祖坟，二是拆人房子。谁要敢动这两样，脾气再好的人，也会急红眼。村里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村民张文用水果刀将村委会副主任王宝刺死。按照宗族辈份，王宝还称张文为“舅”。
为了节约土地，有开发商在村东头路边另盖高楼要将村民统一安置，因为村子的北边才开发出一片旅游景区，村子要弄一个超大的休闲观光村。尽管村东头施工机械日夜轰鸣，但村里仍有住户的旧房子炊烟依旧。与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遍地、没有门窗的旧房子七零八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口集中安置的土地上，已有高层建筑封顶。
命案源于那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拆迁，媒体报道此事件时称其为“强拆”。76岁的村民张玉记说，张刺死王是一个悲剧，根源在于拆迁矛盾。两个人都是拆迁的受害者，杀人不是偶然的。
张文自小家里很穷，少言寡语、性格内向。村里人说，张文性格内向可能和他少年时代的一次遭遇有关。那也是很多村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才十七八岁的张文和村里同龄的两个伙伴去邻村偷摘瓜果，结果被发现后遭一顿暴打。那次挨打后，三人的大脑都不同程度受伤。后来，张文的父母带着儿子四处求医，病情得到控制。而另外两个伙伴至今是村里人都知道的“精神病人”，一人几年前去世。
村人说从未听说张文和被刺杀的王宝之间有啥私人恩怨。在拆迁以前，村里人大都相处得很和睦。邻里之间也少有口舌纷争。前些年邻里见面经常按辈份称呼，张王两家至少不存在世仇。而在当天的命案现场，王还称呼张为“舅”。
在张文儿子印象里，父亲胆子特小，不爱说话，和邻居之间几乎都没红过脸，说白了，他是一个怕事的人。父母是1976年结的婚，自家最早的三间房子修建于八十年代，当时家里很穷，舍不得花钱叫工匠，父亲和母亲就既当大工又当小工才盖好了房子。儿子长大后，靠种苹果宽裕起来的张文又在原先的基础上加盖了几间，看着满院子的房子，内向的张文曾经乐呵呵地对儿子说，好日子要开始了。
然而，张文心中憧憬的“平静的好日子”却被一张拆迁通告打破了。拆迁改造来得太突然，事前没有任何招呼，村干部开始给每家每户发放一本名为《城改宣传手册》蓝皮印刷册子。册子内容分为三部分，“致村民的一封信”、“让礼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及“让礼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奖励办法”。宣传手册后面加盖有三枚印章，分别为镇政府、村委会和一家置业公司。村里也多了一些排着队、着统一制服的陌生男子，在村里走来走去。
几个月期间，为了表达对拆迁的不满，村民曾经组织了几次“堵路”，想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张文也参与了堵路，主要觉得自己的新房子就被这样被拆了太可惜，不公平。
张家与拆迁队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晚上。当时家人都睡觉了，突然有三四个手持棍棒的陌生人破门而入。这些人进门后一通乱砸。威胁张家尽快搬走，否则没完没了。事后张文儿子打110报警，但至今没有结果。此后一段时间内拆迁队经常对他家进行砸门、扔砖头、门口放炮等手段的骚扰。
张文为此开始变得暴躁和不安。一次村民相聚谈到拆迁补偿的事，张文突然对众人说：“除非他们给我赔一百万，否则别想拆我的房子”。有人觉得张的话太离谱，就试探着问他，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张说：“做慈善，给你们大家分。”望着张文远去的背影，有村民议论说：“怎么尽说疯话。”
张文和拆迁队的直接冲突发生在这一天，拆迁队用挖掘机对张家的房子进行了局部破坏，张文冲出去要和对方拼命，被邻居拦住。当时也打了110报警，但事情不了了之。
实在不忍心看着父母成天担惊受怕，张文的儿子一咬牙就和开发商签了安置协议，拿到了一笔补偿。回家后他给父亲说：爸，你把我打一顿也成。
张文从此不在主动和儿子说话。和其他人话也更少了，有时还冒出一两句不着边际的狠话。虽然说此话，但是儿子却能感觉到父亲失去土地后语气也变得不自信了，声音发虚。
事发后，村里人都认为，拆迁方的强硬和粗暴让张文受了刺激。在让礼村，因为房子和拆迁队发生冲突的并非张家。
六十岁的王慧珍半夜听到动静，起身披了件外衣出去查看，谁知门外站了十几个她不认识的陌生青年男子。她意识到这些人是冲着房子来的，于是准备回屋打电话报警。结果不容她转身关门，几个小伙就冲过来将她架进了一辆面包车。
约十分钟后，面包车把她扔在了距离村子东同意约一公里外的路边。当时，她只穿着秋裤，鞋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挤掉了。她哭着光着脚往村里走。等回到家里时，发现房子的门窗已经被挖坏了。
村民王立至今无法理解。那一天中午，他80多岁的父亲和几个邻居在家里打麻将，拆迁队的人冲进来让赶快腾房子。王老汉态度很坚决，说我的房子凭啥你们说腾我就腾。拆迁队的人掀翻了麻将桌，双方撕打在了一起，包括父亲在内的五个人被打倒在地。事后，王立和家人将五个伤者送到医院救治，等他从医院返回村里时，房子的门窗全部被坏坏，已经无法住人。
村里尚有少部分人换住在以前的下地窑洞里。填埋乔家的一孔窑洞时，院子里有一颗杏树，八十五岁的乔太婆抱着树哭，她说这老杏树结出的杏子才有味道。当初她拒绝拆迁的主要原因是舍不得冬暖夏凉的窑洞，儿孙也认为拆迁政策不透明，赔偿数额太低。看到村里不时发生拆迁冲突，她让儿子带着媳妇孙子去外面租住，自己一个人在窑洞坚守。
她哭着说，树要死了，我却活着。这树有一百年了，传了三代，就是一百年了，它还能活一百年。
推土机日夜轰鸣，大片的下地窑洞被填埋，以前村子的窑洞，近年划分给村民三分庄基地上的房屋全部铲平了，土地被整理出来，村子人全部集中安置的高楼上。
张文有一次听说村人要去县城信访，就嚷着自己也要去“告状”。临出发前众人考虑到他情绪不稳定，最终没有让他跟着。
一天上午，正在家看电视的村委会胡主任接到电话，电话里有人呼吸急促地对他说：赶紧来，㞎下了，张文把王宝戳了。胡主任一边给张文的儿子打电话，一边抓起外套披上就往村委会赶。在村委会房子里，他看到地上流了一滩血迹，张文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几分钟后，现场的村干部接了一个电话，挂完电话只看着胡主任说了一句“医院说人不行了！”张文儿子赶到村委会时父亲已经被警察带上了一辆制式警车。他问发生啥事情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自己腿被打断了。
事发先一天的上午，张文还去过一次村委会。当时村副主任王宝在办公室，见张文进来，彼此还发了根香烟。发完烟后，张文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说自己准备把开发商和害人精都杀了。至于害人精是谁，张文没有说。张文离开时，王宝还对同办公室的人说：张文今天咋看着神神地，杀不杀人与咱有球关系。
如今，王亡，张被抓，目击者三箴其口。关于刺杀那一幕情景，听来的叙述是：这天上午张文赶到村委会时，办公室里坐着六个人。张进门后直接质问村副主任王宝“你咋叫人把村就这样给拆了？”王某否认村子拆迁和自己有关。言语不和，张上前直接抓起王的领口，掏出水果刀朝王就是一刀……
法院一审判处张文故意杀人罪成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并附带民事赔偿。
那把水果刀，长约15厘米，刀把子用白胶带缠着，平时就放在张文家里的电视机旁，主要是切苹果时用的。
看到一只在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村里人就想起田野往昔的繁荣。
村里的人，他们多少不等地拿到了十几万几十万拆迁赔偿款，没有了地，却有了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钱，让礼村的人晕了头，他们家家开始拆拆补补，装修房子，置买家具。以前的中堂变成了电视背景墙，他们把最神圣最敬畏的东西变成了娱乐墙，他们把书房变成了麻将房。
家中没有中堂，男人不愿在家，家中没有书房，赌博吃喝猖獗，家里没有祠堂，老人无人赡养……
好些人家为了分土地补偿款吵架打架，村里的青壮年他们已经不种地了，他们抛弃了粗笨的农具，有的悄悄到城里去找小姐，甚至六十岁的老头子也去找，更多的在家闲荡，无所事事，乔小冒到外面打工，没有挣到钱却不知在哪里沾上了毒品，有了瘾，被家里人锁在家中，毒瘾发了，控制不住，从二楼跳下来，腿摔断了……
农民没有地怎么办？不种地如何行？起初他们感觉终于盼来不干活的幸福生活，最后，却越来越惶恐了。他们发现：钱再多，像太阳下的雪一样，见个太阳消一圈。
得让手上剩下的钱生钱！这似乎成了所有人的心底话。
村东头有两杆并列一起的电线杆，不能等闲视之为寻常之物，这是村庄的“互联网”和“信息台”，上边找到各种东西-----版假证的、招工招聘的、教透视扑克的、寻走失老人的……那是另外一种隐秘的社会。
上边不仅有问题，也有呼应的答案。
多少村庄的年轻人和姑娘抄了上边的电话，走向了外边的世界。
拿到25万的赔偿款后，村西头河道里住的老张和儿子儿媳弄僵，离家另过。老张略懂文墨，早早死了老婆，在河道里的菜农里也算个人精，有了钱，他就直接住到远离村庄靠近县城的郊区赁房单过了。
这一年的初夏，老张回村了，竟然穿着厚厚的西服，戴着礼帽，他直接从县城租了一个出租回来，在村委会盖个章子，村里人都说他发了一笔财。他对围上搭讪的乡亲说，以前我手里没有钱，和你们胡吹乱侃一整天哪无所谓，可眼下不行了，我正在操纵上千万的资金，很可能过一阵子会上亿，那你算算，每分钟，闲下来和你们聊天，是什么概念。
不久，县上新闻说抓了一批传销组织，老张在里边是个不大不小的骨干，因为受骗者多，被被判了刑，他参与的“1040阳光工程”，后来才知道是传销，自己也被套进去17万。
传销跟盗墓一样，也分南派和北派。北派是黑社会、暴力流，控制人身自由，没收一切通讯工具和证件，打地铺、吃大锅饭，条件恶劣，信也得信，不信就打得你信，忽悠不来下线就自己掏钱。而南派一般不玩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以技术流洗脑为主，赚大钱与成功学齐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重要的事情重复300遍，让你心甘情愿把亲戚朋友忽悠来。最典型的就是“1040阳光工程”，南派洗脑，都有一整套相似流程，他们是解读能力最强的一群人，能把一切普通事物赋予特殊含义。他们热衷带下线参观世博园。带头大哥首先会告诉你，世博园占地面积1040平方米，这么巧合，问你怕不怕？然后再跟你挨个解释，园内雕塑中暗藏的深意。在自然馆附近，大哥说，前面的大桥代表着你是领头人，后面三座小桥代表着你要发展三个下线，小桥下面一共27个洞，代表着你的下线又发展了下线。到了花卉雕塑附近，大哥会说，这里有600个磨盘，代表着你入行后要完成600个任务，前面的高跟鞋代表完成即成功，因为“只有成功的女人才穿高跟鞋”…
现在的社会，说假话不脸红，说真话脸红。他们让更多的人心甘情愿掏出6万8，然后滋养一颗赚回1040万的富翁梦。传销在城市成了过街老鼠，却利用农民群众思想单纯、急于致富等心理，改头换面进入到农村，常常组织老年人做一些集体活动，美其名曰为健康、为理财，引诱农民参与传销。老年人判断能力较弱。很多骗子以合法注册的公司、企业为依托，打着响应国家政策的名义，通过媒体、组织开会、发放传单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获取老年人的信任。
为了逃出传销窝，一个29岁的孕妇从郊区的4楼民房跳下，全身骨折，孩子也没有保住。附近村子前咀子的刘某陷入传销组织，他随后将自己的父母骗到省城，强迫二老一同入伙。父亲因为一直拒绝、对抗，洗脑者们将其连日殴打，直接将老人打残废了。
在这些犯罪中，许多老年人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子女缺乏与父母的沟通，甚至不闻不问，而不法分子恰好借助这一心理，嘘寒问暖、电话问候、上门拜访、带老人旅游、送吃送喝是犯罪分子的常用套路，特别是身患疾病的老年人宣传“健康管理”、“体检”、“疗养”等内容，以此为诱饵，收取高额会费、购买产品等以进行非法集资及传销犯罪。这样一来，老年人往往经不住感情攻势，容易上当受骗。
还有一种新型传销叫资本运作，又叫商务运作。交2.5万元入会费，十个月后即可得30万元，十倍的返利。打着某公司现在众筹的旗号，让农民上网搜公司名称。因为多数农民认为只要网上能搜到的就假不了，又把国家支持的众筹政策拿来，称每天都有无数的2.5万汇入同一个银行账户银行肯定会知道，他们也知道是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管，就是因为这是与银行合作的正规众筹。制度规定，18岁以下不能入会，60岁以上不能入会，在校大学生不能入会。一个人只能发展3个下线，每个下线能提成3千元，三个下线在发展9个下线的下线，如果能第三层能发展满27人后，就可以领到30万分红出局。传销组织称如果你的三级下线发展完后就为公司筹得100万，你拿30万分红是理所应当的。
即使前面说的再好农民可能不会为其所动，这时传销人员会说，你放心就行了，要是到时候钱返不回来就算我的，这点钱在我这不算什么。这时农民多少都会有些动摇，想试试，就会进入传销组织设好的局里面研究真假，特别是那些手头有点资金，又想给自己的孩子多积累财富的村民就会在传销组织的轮番洗脑下迷失了方向。事后认清是传销后有些本性善良的人会自认倒霉，有些不甘心自己血汗钱的人又会去骗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后落到有家不能回。
出狱以后，老张才知道钱这么不禁花，不挣钱，再多的钱也禁不住折腾。
他给监狱长商量说，能不能不出来，就在里边到死。
他说：现在，外边的人的脑子都复杂了，还是监狱里特别简单，就是吃饭、干活、等死。
溺水的人，很多时候是站立在水中的，好像在水里垂直爬一个隐形的楼梯，很清醒正常的样子，而不是平躺在水里。
被溺死的是杨强四岁的女儿，杨强是这个村庄走出去的大专生，毕业后分到县城的一个粮站，在校谈的女朋友李芝是河南虞城人。
“我要回去，跟着我叔卖钢卷尺。”毕业时，李芝就对杨强说。全国80%以上的钢卷尺都是虞城产的，当时，钢卷尺作坊在她的老家如雨后春笋。杨强时独子，远离不了家乡，就死缠硬磨地把李芝带回老家县城找工作。对此人生最初的选择，李芝一直有遗憾，她经常感叹自己如果心一硬回去了，现在就已经发了。虞城一把尺，量遍全世界。这些情况杨强在和李芝交往中也知道，河南虞城年产钢卷尺15亿只，每个中国人人手一只还多，总长度可绕地球190圈。
在县城里，杨强生了女儿米粒，一家还挤在粮站分配的两间小房子里，李芝还在超市打临时工，都没有闲暇照顾女儿。米粒必须得奶奶照看。
杨强的母亲不得不来到县城里，不识字，两眼墨黑。在这个对于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县城里，她不熟悉一切，她不知道东南西北，她不知道医院在哪里、超市在哪里。人来人往的县城，没有一张是母亲熟悉的面孔。城市在她眼里，一身的毛病，你看你住那么高，抬起脑壳一看吓死人，夜里睡着都不踏实；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屋；街上车子打架，走条路都提心吊胆。她一辈子生活在村庄里，打开大门就对着田垄和山冈，到处撒满了稻子，瓜菜，花草树木，鸡鸭牛羊，往东一望是王家，往西一望是孙家，喊一嗓子就有人答应，这种敞亮和温情是城市里拿钱都买不到的。
让一位闲不住的农民进城，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好像学生被拿走了作业本，厨师被拿走了炒勺，一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战士没有了枪。她念念不忘自己那还生长在村庄的几十棵枣树，还没来得及割下来的梭草。每当下雨的时候，她就念叨起自己田地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是不是又疯长起来；或者自己从树林里拾回的干柴，是否已经放进了遮风挡雨的柴窑里。在城里的夜里，她始终认为自己生活在别处，似睡非睡，清醒不已。早上五点多就睡不着，那个时间是她在村庄生活时，起来给牛添料拌草的时间，而在城里，她醒来就那样无助地躺在床上煎熬着，甚至不愿出自己的房门去上厕所，她担心影响一家人的休息。
每天，母亲就坐在二楼的那个钢筋水泥的“匣子”窗跟前，看着儿子儿媳去上班，又看着他们匆匆忙忙地满脸焦虑地下班来，无助，无奈，没熟人，不识路，不会用煤气灶。进了城里这几年，母亲经常性地从县城里跑回家里去，跑回到已经长满半人高的荒草堆里去，故乡的庭院里已经没有了牛羊，窑洞里已经没有了粮囤，门前的土地已经荒芜，已经成了野草肆虐的世界。
最终，无法适应县城生活的母亲想了一个两全之策----自己带着断了奶的孙女回到了村里过活。
没有土地后，杨强的父亲也进城务工了，在一家货场看门，几个月回不来一次。空荡荡的故乡庭院里，就剩下了母亲，怕寂寞的母亲又在附近村上亲戚家捉了一只半大的土狗，养了若干只鸡、若干只兔子。狗是忠诚的伙伴，在夜色深沉的乡村之夜，稍有风吹草动，它就狂吠不止，给屋子的婆孙老人壮胆气。母亲养的兔子和鸡，用来换一些零花钱，买个油盐酱醋、针线布头之类，最主要的是给院落里平添一些生气。
母亲在老屋里翻腾出一大顿熟悉的农具，晾晒在院子的阳光下，她会经常出神地摩挲着农具油光光的把柄，那些农具上浸润着她的汗水……
米粒过了三岁，在县城里也是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了，杨强的母亲就说娃还小，到幼儿园也是受罪，不如在村里再呆一年。杨强知道哪是母亲舍不得伺候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母亲曾是全村公认的最能吃苦、最会种田的女人。母亲始终以自己最坚强的方式生活着。她给牛割草的时候，还不忘把山上的柴胡和黄芪挖出来，小心翼翼地装在自己兜里，回来放在窗台上反复地晾晒，等积成多了再带到集市上换钱。她在放羊的时候，还不忘在硷畔上打酸枣，她一颗颗地把酸枣捡到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她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劳动者，像自己脚下的大地一样质朴、沉实，像田野麦穗一样离不开让礼村的空气和野风。
村子曾经的手工操作的砖瓦窑，也废弃掉了，生出一人深的蒿草，以前，村人所用的砖都是从这里一块块烧出来的，烧时饮了水的就是青砖，没有饮水的就是红砖。一下暴雨，村里的水四面八方地汇集过来，废弃砖瓦窑的一个个大土坑里，成了一片片发光的镜子一样的水潭。
夏末的一场大雨过后，太阳照得一个个小水潭波光粼粼，四岁的米粒拿着脸盆和塑料瓢，在水潭边沿舀水玩，小水潭之间是泡软的虚土……
溺水的人是静静站在水里死去的。人不一定会大喊大叫惊慌失措，没有踢腿的动作，头在水外，嘴巴也在水外，有时在水里，一上一下好像在冒泡，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看天空。等到奶奶找到米粒，村里的老人七手八脚用老办法把溺水的人驮在牛背上吐水，已经无济于事了。
葬埋完四岁的米粒，杨强对母亲心生怨恨-----是母亲硬要留守乡村，让自己搭上了女儿。
一直沉默异常的李芝，竟然打了杨强母亲一个沉闷的耳光，然后，这个失去女儿的女人，一件衣服也没有拿，就痴痴呆呆地径直坐长途回河南了，发誓再也不会回来……
失去土地的村民们怀着复杂的感情戏说：土地流转亩千元，远比种麦能来钱。到手票子赛白银，管它地里成啥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各种方式走出去了，聪明的考取了大学再也不回归，有力气的选择到城里打工，年老的人也寻关系到城市里觅到一些看门的活路，大片的土地被废弃了，因为在土地躬耕一年换不回成本。大部分的地被以各种项目的名义征用，村民有每亩千元的流转费，也懒得管到底用来做什么。
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他们挤在城市，农村渐远。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无力抚养孩子，大多送过来，整个让礼村一下子多了近百个小孩子。这些青壮年们决绝地放下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他们对孩子的思念和牵挂，该是如何的一种纠结。孩子们只能以自己的想象和记忆，一次次勾勒父母亲的形象，获取一种虚拟的父爱母爱。
这些孩子九成都是剖腹产。剖腹产现在很普遍，抛弃自然生产成了一种风气。
一个亲戚下月生小孩，让阴阳先生国栋给选个剖腹产的时间。将要做母亲的她认为剖腹产的小孩更聪明，理由是由于剖出产的小孩头部没有受到过挤压，不会出现脑部缺血、损伤等情况。阴阳先生国栋对此甚为忧虑，凡因这个问题来找他的，一概拒绝。
他说：瓜熟蒂落，造物让孩子哪一天几点几分来到世界，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你不道法自然，抗拒行事，违背自然，这能好吗？许多人把老子尊为圣人，把“道法自然”用毛笔写成书法挂在墙上，但都为装点门面，待到行动起来却是背反自然的。孩子生产经过艰难和挤压，这是对他最初始的考验和磨励，不经此，他诞生于世的过程是有缺失的，不完整的。在中国娇惯孩子毁坏后代，是从孩子最初和世界见面就开始了。婴儿何时出生，老人何时离世都是天机，现在让我背逆天机来决定一个生命的诞生时间，我就犯了天条，背了大罪，所以我绝不能干。
镇卫生院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医书中这样写到：剖腹产男婴免疫力更低，且多有小儿多动症，且环境适应能力和协调能力差，呼吸系统疾病，由于剖腹产的婴儿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与刺激，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和肺部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后天就更容易患呼吸系统的疾病。
但是，一大批被剖腹产的孩子，过早地从另外一个渠道来到这个世界里，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
村子少了以前的生气，再也找不到在南墙下晒太阳的一群群老人，找不见成群在大场里生龙活虎对打摔跤的少年，只有少部分离不开土地的人和老弱病残，站在田地里孤寂的劳作，大规模的劳作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记忆，没有了热火朝天和土地的交流、亲近。
大量青壮年男女为了生计，纷纷外出打工。有的男方外出打工挣钱，女方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长期的夫妻分居，难以维系夫妻感情。夫妻长期分离，由于各种情感需要和生理需要，所以婚姻变得更加不堪一击，经不起外界的冲击，所以婚外情现象越来越多。夫妻一方长期外出打工不归，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问引起另一方不满而提出离婚的，这类案件占农村离婚案件的一半，也是农村近年离婚案件大增最主要的原因。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窄狭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
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羸弱。稀稀落落的老者们坐在路边或者自家的门口，他们无所事事，一待半晌，没有人急着要干什么，只是等着日落、天黯、一天结束，一生结束。
一位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颤巍巍的他对竭力搀扶他的老伴糊里糊涂地说：“今天没有昨天好。”他并不在意老伴的脸色。他继续说“昨天有个老太太，陪我聊了好久的天。”
几年后，一位城市的摄影家走进村子，看夕阳中的村庄。夕阳如蛋柿，正西一圆，他颤抖的手频频按下快门，他的心却揪在一起：
一个镜头是-----一个智障的小孩背铁链拷着脚，链子却很长，大约是年迈的爷爷奶奶怕他走失，又希望他能尽量地走到更远的范围，因此铁链子可以从自家拉到很远的村口。吃饭时间一到，那边慢慢收回铁链。
一个镜头是-----落寞的村道上，一个带着小狗儿的男人，佝偻着腰，他与狗的关系不像主人与宠物，倒像是一对伴侣或者知己。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狗，动不动就低下身来，动动它的腿，摸摸它的嘴，撬开狗嘴朝里看看，似乎这狗正在大病复原中，需要悉心照料。摄影家想：有一天老人倒在床上，是不是也能幸运地及时地被人这样体贴地照抚。
另外一个镜头是----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在自顾自地疯跑，他的父母大约在外工作，祖母还得照顾襁褓中更小的弟妹，无暇照顾他，祖父，或许因劳瘁或酗酒过度而早逝了几年。
光屁股男孩远处的背景是：一个小女孩由祖母牵着走在官道上，两人却都闷闷不乐，人生道路上，一者已近终点，一者方才起跑，儿子儿媳外出谋生，孙女留给祖母抚养，没有老伴的晚年，没有同伴和父母的童年，如何欢颜？
多年前，村里几百户人家，每到农忙，田野里人喊马嘶，犬吠鸡鸣，生机勃勃。
有一年村子正和拆迁队对抗，一边志在必得，一边寸土不让。双方僵持中，有几次拆迁大队的车辆冲向村子，想抓两个带头弄事的人，可根本进不了村，村子上至七十多岁的白发老翁，下至十来岁的孩童，手持铁锨、镢头、铁叉，横在路口。
让礼村自古心齐，众人一心，一致对外，拆迁队束手无策。市上这时候做出批示：拆迁要尊重村民意愿，条件不成熟不可强拆。
可是后来村里出现分化，全村几百户人家，一批一批陆续搬进村东头的悬在半空的楼阁了。第一批先是村干部，对于这些人的率先搬走大体有两种说法：一说当领导的觉悟高，顺应趋势，带头执行上级决定。另一说是村里几十年没有一本明白账，公家的章子和钱就装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捞足了，几辈子不种地也行了，更不愁今后交不起物业费。第二批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倒戈”使得村庄乱了套，四分五裂。老子习惯住窑洞和厦子房，进出方便，农具、家畜有地方，儿子却喜欢新楼的干净、亮堂，也想过过城里人的日子。
老子很固执：你们经事少，咱农家丢啥也不能丢地啊。儿子不耐烦：脑瓜咋像榆木疙瘩呢，啥时代了，有钱啥买不来？老子打儿子，儿子的胳膊铁棍一样摇撼不动，老子还在长吁短叹喝闷酒，儿子已开始扔掉农具领赔偿款去了……
这一搬走，新村子集中居住在村东头高楼后，老村子里便渐渐荒芜，伤了元气，成了空心村。
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土地，浩浩荡荡涌进城市，以无限靠近中心城市为标准了。
往村子深处走，老窑洞旁边早年加盖的一些厦房，这曾炫赫的厦房变得低矮斑驳，落寞冷清，有一户的土墙上用粉笔写着“夜梦不祥，写在西墙，阳光一照，化为吉祥”，字迹尚可辨认。土窑不住人，就坍塌得快，许多窑洞坍塌如坟场。
窑背上的那个曾经充满神秘的芦苇壕，已经失去了郁郁葱葱，变得很浅薄，一眼就看穿了。以前这里是村庄的神秘所在，芦苇郁郁葱葱，深不见底，传说里边有一个筛子大的蛤蟆，成了精，阴天时就噶哇噶哇叫，很瘆人。在一年夏天被雷击了。
村西头的沟壑里以前有菜地和葱葱郁郁的林木，最近几年却被挖得面目全非，据说是生意人承包了大片土地，开来的挖土机将这里挖掘得只剩几棵孤零零的树了。就这样几年过去了，也是这般光秃秃的模样，村民说生意人在县城已经铺垫了关系，圈这块地，其实是腾挪国家的扶持资金。
资本下乡，投资现代农业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些资本在进入农村、流转大量土地之后，抛弃农业，非法牟利。一般来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圈地，获得未来土地的增值；二是套取国家优惠政策，国家对农业领域有很多的优惠和补偿措施，如果土地规模较大的话，将会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县上在清理整顿趴在账上的沉睡资金时，一笔70万元的现代农业扶持资金，成为了县相关部门棘手的山芋。前些年，省城一家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该县达成协议，打算在该县流转土地300多亩多亩，拟投资1.2亿元，打造生态农业观赏体验中心项目，并举行了声势不小的项目奠基仪式。为了扶持该项目尽快落地，相关部门争取来配套扶持资金70万元。
奠基仪式举行了，土地也流转出来了，甚至水电、围墙和办公楼等都建起来了。但项目却迟迟不见动静。不仅如此，相关部门发现，甚至连这家农业公司的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了。由于项目没有实质进展，70万元的扶持资金也只能躺在相关部门的账上了……
村庄的人已经没有了大狗，有的只是一些新媳妇养的小小的宠物狗，这些狗，很少发出看家护院的叫声，个个猥琐如畸形，像它们的主人一样畏光，有的还穿着衣服，这是以前不曾见到的情状。早上，媳妇们出来遛狗，见了面人给人是不打招呼的，却亲热地呼唤狗的名字：贝贝、丫头……
再往村西沟畔走，竟然出现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天坑”。其实，从那年9月起，包括让礼村周围的三个村庄陆续出现地表塌陷。所谓天坑，当然不是天上砸下来的，不过是村庄下面被掏空后，大自然给予的一个百孔千疮的示警。
还是数字最有发言权。镇上曾派人统计：坍塌点共50多处，总面积超90亩。这些大而深的天坑，造成水窖干涸、田土塌陷、房屋倾倒。三个村庄均处于煤炭和石膏矿采空区。村西河道的鱼塘一夜干涸，以前依靠山势而建的房屋坍塌扭曲……数十个天坑，成了村民驱之不散的梦魇。在这样的乡土之上，安身立命都成了奢望。
有了“天坑”的沟壑、村居寂似旷古墓园。
这世间，能量总是守恒的。大损失背后，必然对应着大得利。起码，矿主是既得利益者，商家无利不起早。该给这些天坑算笔账了。自十五年前村里第一家小煤矿投产以来，在村庄附近不大的范围内，多了几个无证小矿，县里睁只眼咪只眼，财政账目好看了，天坑带来的短期效益，倒霉的永远只剩下村民与家园。
且不谈修复、不谈赔偿，仅仅是把地貌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恐怕就是个财政不可承受之重的浩大工程。目前的办法是采用煤矸石和胶结混合填充法回填石膏矿。但专家也算了笔账：参照现有市场价格，一吨石膏矿能卖到60元左右，一吨煤矸石则需要80元左右。换句话说，这笔买椟还珠的买卖，亏得实在有点没边没际了。
何苦来哉？
科技越进步，地球能源耗损得就越快。为了满足永无止境的物欲，人们一再透支子孙的资源。有朝一日，严苛的生态环境必然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届时，克勤、克俭、克难将不再是传下来的教诲，而是人人生存必备的本事。
这个村庄的生命已经到了老年，失去了生命力和活力，荒凉、颓败、疲惫。一个被遗忘在高原沟壑中的一粒羊屎蛋，千疮百眼，冰冷而没有生气。
一位身穿厚夹克的老人---在农村里，很少有老人穿夹克衫的，他拉着一个架子车，沿途捡拾几年前田地里的弃置物，玉米根、黄豆的根茎、果树剪下的枝丫，都被他当成宝贝，整个田野被他捡得一干二净。他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计，旁如无人，一位并不贫困的老人，干吗顶着太阳捡拾这些不耐烧的柴火，或许他在怀念多年前人声鼎沸的劳作，也许是他在人生的暮年懂得了惜福，珍视大地供给给人类的一切。
一个斜土坡上，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开着一个三轮车在田地里拉玉米杆，他说：“六个儿女，四儿两女，都在城里漂着。村里走得没有人了，车是儿子买下的，出去打工几年了，不开就锈成铁疙瘩了。我71岁了，我不开谁开，你看看他们哪个能开得了？”老汉也不发动车，松开闸，三轮车就滑着往下走了，越来越快。
偶尔有小车开进村庄来收古董，老汉说没有古董了，都搜刮多少遍了，老坟都挖干净了。以前人瓜，给几个钱就卖了。现在古董少了，人也精了，有个啥东西也不在村里卖了，不好哄弄，来了也是白费油啊。
天地荒芜了！家园荒芜了！院子荒芜了！院子里的草其实没有死，它大概用五年时间长满曾瓷实的院子。它蛰伏在土里，一直在土里窥听着地面上的脚步声。一年又一年，人的脚步声在院子走来走去，时缓时疾，时轻时沉。终于有一天，在听不见了。草根试探性地拱破地皮，发一个芽，确信没有人来铲它踩它，便招呼着一个个从土里都钻出来。
草开始从墙缝里向房顶长。屋顶的木梁上，几只蛀虫正在悄悄干着一件大事情----它们计划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世世代代把这根木梁蛀空。
六十岁的张娃如今流落在城市捡垃圾，此前，他和同村的一伙人在高速路边举个牌子给外地的卡车带路，手机通讯发达起来后他们都失了业。
如今，他的工作就是扫垃圾，捡拾垃圾，再将垃圾运到附近环卫所的垃圾台，一天十个小时，通常，一把扫帚、一个撮箕、一身变色的橘黄色工作服，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前的塑料袋里装着干粮和一个大桶的果粒橙塑料瓶，里边装满免费的茶水。
他面前这条叫朱雀的路，先前与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现在，他留在了城市，这路就与他有了关系-----这条路上所有的垃圾都归他管。城市的路人，都很匆忙，一脸焦虑。但是与他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
张娃走在城市的夏日里，头顶上像悬着一盘炭火，实在受不住时，他就在地铁的地下通道里磨叽一刻钟，附近有空调的商场是不能进的。他知道自己身上是有一种味道，戴着美瞳的时髦女孩，会不经意地剜他一眼，他能感到一道嫌弃的蓝光。
张娃还看到城市的每个树坑里都有呕吐物，这些呕吐物里看到昨夜的放纵、狂欢和今晨的寂寞、沮丧。他哲人一样总结自己发现的规律：行道树的所有树坑里，都不干净，都永远干净不了，它们是城市的肚脐眼，擅长于藏污纳垢。
天天与垃圾打交道的张娃对垃圾最有研究，他统计出垃圾的规律来-----逢年过节时，小区和街道的垃圾桶里就塞得满满的，全是许多像模像样的铁盒子、木盒子、纸盒子，他挨个提溜出来打开看，这些盒子里边一般还有小盒子，小盒子里还有更小的盒子，大而无当。一次中秋节过后，他竟然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盒完整的被扔弃的月饼，一个很大的木盒子，金碧辉煌，里边有许多格挡，有月饼和金属的刀叉，甚至一瓶红酒。他取出了内容，把一大堆无用的包装又气哼哼地扔进垃圾车里拉走……
他走在街道上，眼睛总是潜意识地瞄着行人手中的塑料袋，他害怕他们走着走着就势一扔。城市人，总是无所顾忌地随意扔掉一个个塑料袋一个个塑料的瓶子。塑料袋在城市生活中太普遍了，以致于他们不会停下来思考究竟使用了多少。张娃常常思忖：为何就不用纸袋子呢，他还常常温馨地回忆起小时候大人用草纸包装食物和茶叶的镜头来。
令张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翻检的垃圾，竟然宿命般地被运到他的很远的乡村里掩埋……让礼村的北部是一个叫前咀子的小村，和让礼村的西头沟壑相连，一条河从前咀子向南流过让礼村，以前，那细瘦的河水尚清亮，被村西头的人截流下来种水地。自从邻村前咀子把不大不小的沟卖成垃圾填埋场了。此后，流到村西头的水变成了难闻的黄褐色了。
城市是一个制造物质，堆积物质，消耗物质的地方。从某种意义来说，城市本身就是一堆垃圾！不可置疑的是，垃圾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城市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是除露天堆放外，还有焚烧和填埋，焚烧工艺使垃圾体积缩小，但烧掉了可回收的资源还释放出有毒的气体，垃圾填埋后渗透液严重威胁了地下水。城市人深知填埋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于是，制造了垃圾的城市人，却要把垃圾远远地拉到村里，填埋到远远的沟壑里。
县城里，数十万人的生活垃圾，都在让礼村上游的前咀子垃圾沟填埋场处理。一个巨大的天然沟壑被各种垃圾一层层填充，两层垃圾中间隔着一层黄土，垃圾车源源不断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而来，在这里发泄般地倾倒，垃圾车沿途渗漏的液体几十里外让人作呕，相关部门不得不定期清洗道路。沿途十几平方公里的村民常年呼吸着酸臭的空气，饭碗上永远赶不走绿头苍蝇，他们生理和心理都长时间受着影响，他们坚持不懈地给政府索要着补偿。在一层层垃圾上居住的人忧虑地说，虽然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资在垃圾处理上，但问题是他们已经不能在此生活，怪病越来越多。
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垃圾越来越多，垃圾场不堪负担；更严重的是这一层层的垃圾常年挤压、发酵后产生的渗透液，危及地下水；更不用说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将在垃圾层中保留几个世纪……前咀子垃圾沟填埋场在设计之初预计可使用50年，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产品的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广泛使用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垃圾量大幅增多，导致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大大减短，几年就宣告埋不下了。
张娃每捡拾一个塑料瓶扔进手中的尼龙袋，心里便是一阵颤栗，都要在心里骂一声狗日的！他知道，这塑料瓶子将被运往自己家乡的垃圾场，直接掩埋，家乡的土地要把它消化上万年。
不远的环城路的一段路上，还有张娃的一个老乡乔鸣放，乔鸣放在这里也管着一条路，但不是垃圾，是路上停下来的车。
他贿赂了管事的人，给自己分到这条路段。城市的所有路段上都停满了车，但是这条路段上的车都是好车，停放开走的时间也短，能一茬一茬的收费，并且车主一般不和他计较一元二元的停车费，但是眼睛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
一天，乔鸣放亲眼看见呼啸而过的一辆拉土车撞倒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躲闪得不灵活，他就被撞了。城市天天在大开挖，城市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城市人走出家门时都不敢肯定今天城市里撞倒的不是自己。没有人知道拉土车撞倒的是个天才，年轻的他在思考着一个很深的问题。一个人长时间地把脑子用在一个地方，就像一把砍刀砍进树根里，一下子很难拔出来，所以，没有及时拔出来的他就被撞倒了。但是反过来说，快捷的城市不鼓励人思考深刻的问题。
碰到一起下班的时候，张娃和乔鸣放也经常会在附近的环城公园石凳子上坐一坐，聊天，看城市。这城市像一组艰涩的滑轮，吱吱呀呀缺少润滑，所有的车和人都很别扭，吱吱呀呀地缺少润滑。大部分人脸上都带着焦虑和疲惫，都燥燥的。大凡是不能容于城市但又是生活所不可缺的，城市人就把它们搬到郊区或者更远的乡村去了，垃圾填埋场、危险品处理基地、训练场、厂矿、仓库……
他们照例要说说城市的这些垃圾和故乡的那个填埋场，要说说填埋场附近水源污染越来越重了，村子谁家的娃儿得了骨髓上的怪病，还没有送到大医院查清病因，就没有人了，谁家的姑娘得了紫癜血液病，满身紫色的斑点，全家人不敢在附近住了，搬到郊区置房打工去了……
往往这时，乔鸣放就要从口袋摸出一个土埙来，声音呜咽如女鬼。
张娃就用秦腔哀哀地唱到：你挖完了我的树，你拿走我粮食，你哄走了我女子，你还把垃圾埋我家……
这一夜不消停，村西沟里的林涛如怒，滚滚如万马下山，老妇夜哭。
6声枪响突然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村西头刘碎民在持枪连续枪击村里4位臧姓村民后，自杀在妻子坟前。
刘碎民为什么要枪杀他人，他的枪又是从哪里来的？持枪闯入两户村民家的时候，刘碎民在妻儿非正常死亡的阴影里，已经整整生活了两年。尽管这两户村民与他的仇恨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链，尽管面对的是十岁孩子童稚的脸，他持枪的手没有犹豫。被枪射伤的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两个家庭无法愈合的伤痛，记录了一桩个人仇恨非正常宣泄所带来的社会创伤。
屋内传来的“砰砰”两声闷响，让几十米外，正在菜地拔草的张玉玲下意识地冲向屋内。刚到房门处，迎面正撞见从屋里急匆匆走出来的刘碎民，手里握着一把枪。张玉玲当时还纳闷，他拿个玩具枪干什么？此时，刘宏已经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张玉玲。
是真枪！张玉玲清晰地描述着那支枪：一尺左右长，两个黑色钢管，刘已经把枪栓拉开，准备往里面装子弹……一阵厮打后，张玉玲跑出大喊，救命啊，要杀人了……而持枪的刘碎民在追了一小段距离后，慌忙逃向村子另一头。这时张玉玲急忙拐回家，一进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地上到处都是血，丈夫臧立斌和儿子臧浩倒在血泊中。
从臧立斌家跑出来的刘碎民迎面正巧遇见村民臧祝学的妻子王亚亚，刘宏再次举枪准备向其射击时，发现枪内并没有装子弹，于是刘碎民用枪把将王亚亚打倒在地后，又匆忙向前方逃跑，同时将三颗子弹装进枪膛。
当村民魏福章、刘鹏和臧旺龙等三人并排走在村东一小卖店附近时，迎面遇见了正在逃跑的刘碎民。正当三人要和刘寒暄时，刘突然转到臧旺龙身边，一声枪响后，血从臧旺龙身上流了下来。
魏福章回忆说，当时他样子很凶。一切都很突然，就几秒的事，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向前跑出去很远了。
几声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不少村民纷纷走出家门。当晚，臧家先后共有4人中枪，其中臧立斌、臧祝学和臧浩3人重伤，臧旺龙轻伤。
意外！刘和臧立斌家平时关系不错，两家没事聚在一起喝点酒，玩会儿麻将。
三年前，从城市来的开发商要在村东头盖楼房，把村里人集中安置。为了抢工程中的土方工程，刘家和臧家两个大家族曾经大打出手。
五十岁的刘碎民也是村子的强人，成家后有一女儿和儿子，两口子都很勤快。刘给村里人的印象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为人却义气。但是当工程队进村后，刘碎民就变了，他在思谋着土方的事情。
此间，刘碎民的妻子和13岁的儿子在家中突然被臧宏斌（臧立斌的弟弟）用石头打死。刘碎民的堂兄刘华回忆，当时我们也很难过，一家四口突然没了两个人。毕竟凶手已被执行了死刑，事情已经过去。
刘碎民对他的儿子平日里十分喜爱。刘碎民从结婚后全家四口一直住在一间半大的平房里。如果不是妻子和儿子突然被害，刘已经准备在秋季将平房拆了，重建一个新房，拆迁时获得更多的一些赔偿。
时间长了，他和臧家人处得不错，这件事也许就渐渐淡忘了。却没有想到三年中他早有复仇计划。从那时起，他心里就已经计划好，等一切安排好后，对臧家实施报复。根据刘两年来的一些行为，包括刘家人在内，都趋同于这种猜测。
这年开春，刘碎民突然将自家的拉土车卖给一位村民，之后，刘又将自己的一间半房卖给另一村民。卖完房子的刘碎民镇上租了一处房子，对于臧家人，刘却表现得格外主动，好像已经将仇恨忘掉。
其实，他先卖拉土车，再卖房子，他开始实施报仇计划，钱则留给了嫁给外村的女儿。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当地村民认为刘碎民得到枪并非难事。他以前家里有猎枪，对枪的研究在村里被公认为是天才，什么型号的猎枪经他摆弄几下就会用。早在10年前，因为村西头家家住在沟壑里，有的还承包有荒山，几乎每户村民都有自己的土枪、猎枪，自己做枪砂，刘碎民也不例外。后来，政府对枪支的管理变严了，猎枪被全都收缴。
刘碎民用的那支枪是他自己改装的，原来是发令枪。有一尺左右长，两个黑色钢管枪口是并排焊接上去的，里面装的是猎枪弹壳，弹壳里装着许多细小的枪砂。这种子弹的威力比较大，特别是近距离射击。”
在病房里，臧家三位伤者伤势都很重。臧立斌右耳有一个直径几厘米的大洞，臧祝学左眼球已经被摘除，伤势最重的是十岁的臧家浩，头部刚刚做了开颅手术，从中取出50多粒枪砂。
“那么大一个子弹，把我儿子的头摁在凳子上，对着头部就是一枪，太残忍了。孩子醒后一个劲地说，叔叔为什么要杀我？”父亲每次说到此处都是咬牙切齿。
在这村庄形成的千百年里，人们充分地享受着农村的空气、阳光、田地、静谧和尊严，一代又一代。春，夏，秋，冬，灿烂纯净的阳光中，村庄静谧，农人安泰。这一天，突然的枪声让村庄突陷噩梦。
也是这一天，让礼村的还没有外出打工的老迈者正在忙着为刘碎民———一个选择用枪结束噩梦的人办理丧事。
半年后，他的坟地上长出许多花椒树，花椒长了几颗果实，黯红色的，里边是黑色的核，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让礼村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一棵树，这是这户人家的威严。这树是否蓬勃、威势也似乎暗示着这户人的现状和走向。
村庄早先有两棵稀罕的龙爪槐，它们的特点在树冠上，冠上的枝干密集，弯曲如龙爪，枝叶却细碎，也不丰腴。有风吹来，也不摆摆腰肢，就那么呆如木鸡，只有密集、干硬的枝干，遇到风才发出金属一样嗡嗡的颤响。
这龙爪槐生长极慢，甚至不长，所以木质坚硬如铁，用手也难掐出一个印子。树呆立在一孔窑洞前，左右各一，有碗口粗细，枝干褪掉了皮，发枯白的颜色。窑洞的主人在两树上钉上一副铁环，一个拴牛，一个拴骡子。只有在实在闲得无聊时，这牛才会用舌头舔舔它。
它们实在长得慢，岁月从它们密集枝干的罅缝里涌过去，树下的少年变成了胡须茂密的壮年人，变成须发稀疏落寞的老年人，而它们却永远保持着这副旧模样。下地的男人们，在树身上磕掉锄头上的土或抹掉布鞋边上的泥巴，他们还要骂骂咧咧地说：这丑东西！女人们也不恭敬，她们把洗了衣的脏水一盆盆地泼在树根。
这个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偏远小村，这树，这村子，这些人，就这样在各自漫长的生命中消磨着各自的日子。
多年前，震动村子的一次喧嚣是在夏季的中午，人们正在收割，雨后的烈阳熏烤着土地，麦田里密不透风，热气蒸人，人们弯下腰正在收割，麦秆在阳光下铮铮的声响和自己血管里的喘息声被放大，真静啊！真热啊！
这时，八辆大型卡车、四辆伸着长脖子的大吊车轰隆隆地开进村子，沿途挂断了许多人家的树冠，树的枝叶遗了一路。村子里的人们既兴奋又惊惶，劳作的他们纷纷直起腰，巨型机器轰隆隆的响声搅得他们心慌。
这些机器的目标是那两棵龙爪槐，他们在两棵龙爪槐前围成一圈，拿着工具大声争论和商议，然后开始画线挖土。
在夏日的潮热空气中，两棵龙爪槐主干静默不语，叶片惊恐喧哗。
这些人用石灰在树的周围圆圆地画了一个圈，把这块土整个挖下来，深度两米。第一棵树被整个吊起来时，树像被惊恼了样挣扎着一震，根部的土在空中抛洒下来，只剩下一把挣断的根须，在亮亮的夏日中午的阳光里很怪异很陌生。第二棵树根部的土则全部被细麻绳一层层缠裹住，它起先像一个喝醉的壮汉摇摇晃晃，遂被直直吊起，不情愿般，绳索铮铮吃劲，根须与紧抓百年的泥土舍离。翠绿的叶子也死在壮年，散落一地。
村民们从晒麦场聚拢过来，蹲在两个大坑周围。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两棵树是品种稀少的龙爪槐，省城的一个公园用一台二十七寸黑白电视换走了这两棵树。电视放在村长家里。
以前骂过龙爪槐的男人们张大嘴一遍遍说：真是稀罕的树种啊。女人们也一遍遍说：就是。村里的狗们也兴奋了，它们疯了一样在跑圈圈，红着眼睛，其中两只狗窜过来，对着挖得带劲的人屁股上就是一口。
正在被五花大绑装进大车厢的树在村人眼中有些陌生。他们一生中都没有想着某一日能进到省城去，而这些一声不吭的丑树却忽然去了，它们将享受贵宾的待遇，以庞大炫赫的车队装载，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受城市人的瞻仰和参观。
城市里一般不长树，长到一定个头的树都是“外来户”。因为树木在城市里难以长大，树长在城市里就一生都缺少水。城市是不蓄水的，一下雨，水找不到土壤，就汇集起来顺着下水道流走了。城市的雨水再多，也与树无关；城市的雨水再多，这城市也干巴巴缺水，显得冰冷干燥，火气很大。一座城市里缺少了水，就显得愣头愣脑的没有灵气。“叶落归根”对城市的树来说当然也是一种奢望，水泥把树和土地隔开了，城市的树掉了叶子，也腐烂不到树根的泥土里，会被清扫干净，树和落叶就像可怜的母子，眼睁睁地就被分离了。
树在城市，注定一生将过得伤痕累累。在车水马龙的路边，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事情，人们由于各种用途会在它们身上钉上钉子，绑上绳子，搭上梯子，贴上传单，挂上广告，冒失的司机瞌睡的司机会直接撞上去……树上有多少疤痕，便有多少次磨难，车撞凹了多少，树的痛就有多深。
站在高原旷野的树，身后有靠山，脚下有沃土，风越摇撼树根越深，而城市里的树，因为水泥和钢筋的阻隔缺少了泥土，一有大风和大雨，树就踉踉跄跄站不稳，甚至连根拔起。被拔起跟的树，你可以看到，它在城市不仅没靠山也没有多大的根基！
树是城市的客人，树要在别人家里度过一生，惊惊惶惶地很不习惯。它们一般拘束地站在马路边，马路是一个城市的拉链，拉开合上，合上又拉开，树不由得就战战兢兢，因为马路一旦开挖拓宽，它们可能面临厄运——被移走或者直接被砍伐。
城里的人把站在田野里的大树、老树、品种珍贵的树一股脑地移栽进城市里————他们企图把社会的所有好的资源都集中到城市中来。但是，城市里的树永远比人少，它们是成不了林的，城市的森林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城市里讨厌一切有长势的东西，非得将其阉割，遏制住阳性。城市一律是阳萎的！坚挺的只有钢筋水泥的楼房，冰冷势利地戳在空中。城市的人类会定期剪短疯长的草坪的草，砍掉张扬的树的主干，只象征性地留一些听话柔顺的偏枝。
两棵树在城市实在也不算什么，多两棵少两棵城市没有感觉到，村庄里的人却感觉到了。他们空落落的心情一日甚于一日，挖走树的地方是两个硕大的土坑，雨水流积进去，像村庄翻开、化脓的伤口。
村庄奇怪的事情多了起来：先是一个少年和几头猪先后被淹死在这树坑里，因为阴雨天气里边积了一汪泥水的。另外，就是村里整日不吭声的王晓晓在村长家看电视砸了电视。再就是，村里娶了几个媳妇忽然全跑了，像提前商量好的，几个跑了媳妇的后生，整日神经兮兮地在村庄里胡闹，见狗打狗，见鸡抓鸡。
村里的四川婆看，说这是村庄的两棵神树，被挖走去了村子灵气，被深挖两个大坑后泄了村庄的气，坏了风水。必须找两棵树以前的树根，培养成小树，填了大坑，栽在先前的位置上……村长叫来人，一一照办。
如今，两棵小树已两人高了，有人还在附近修了小神龛，绑了红绸子。
人挪活树挪死，树是最忠贞的，一旦被挪便是要得一次大病。两棵龙爪槐在城市也传来消息，没有带走土的那棵去以后就死了，连土带根挖走的单独活下来了，病恹恹、惊惊惶惶地站在一个公园里。
这是逃离农村两棵树的必然宿命！
功利急促的城市人，在碌碌的一生中，有没有闲暇定睛观望过这一棵从村庄挖来的树？
在许多年后的某些零散的日子里，这个村庄走出的零散的年轻人们，曾经零散地去省会城市的公园里去找那树，皆无消息。
村庄里更多的树也是这样被带进水泥的森林里，失去了踪影，村庄的一些年轻人，走进城市，也同样被命运抛散在四方……
若干年后，他们中或许有人执意要回到村庄，此时他们已经腰身佝偻，毛发稀疏斑白。他们在城市中已经耗尽时间和体力，有的至死也没有能埋入村庄那些向阳的沟壑里-----能慰安他们魂灵的地方。
五年前，当儿子胜利考上省城的大学时，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刘佩栓最大的骄傲。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省城，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刚到省城的时候，他就买了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人生”的内容：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他在最后写道。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刘佩栓并不知道，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二十年前国家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西头河道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农民刘佩栓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在省城里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另一些时候，这个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国家大事”。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刘佩栓的生活。等活时，其他工人都低着头满腹心事，一脸坎坷，刘佩栓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父亲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比自己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在本子上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父亲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他对来取钱的儿子说话时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儿子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父亲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在学校里，胜利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告诉父亲，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没看见”。
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大学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父亲要在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刘佩栓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父亲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这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父亲没办法交代。
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刘佩栓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胜利，父亲一定要在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工作，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刘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老刘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老刘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几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是不是？”他叹了口气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5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在刘佩栓心里，他感觉自己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
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最多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我女儿装修新房子时竟然把厨房砸了改成酒吧了！我问难道在家不做饭吗？两口子并排躺着都看手机，却用微信交流今天吃啥饭！” 让礼村的权威人物耿和竟然变得婆婆妈妈了，来县城住了半年，他就回了村。
他不像富顺，富顺已经慢慢适应了城市。
耿和孝顺的女儿晴晴曾带他去了自己新开的公司，他透过一面面玻璃看忙忙碌碌的员工，他们基本不交流，但是统一都低着头，不是盯着电脑，就是盯着手机。
“你们平时不讨论工作吗？”他纳闷地问女儿。
女儿回答：他们都是在电脑上、手机上交流。
耿和说：“都在一个大办公室，有啥大声喊一声不就得了吗？隔着一个桌子也要用电脑和手机交谈吗？真是脱裤子放屁！”
耿和继而感慨地说：“大家都在玩微信，谁还有心思工作？”
他沮丧地替女儿算帐：一年365天，除过双休、公假，再加上病假事假年休假，干活是时间也就那么多。一天几个小时工作时间又被微信切成碎片，你说还有多少时间在干活，还有多少心思在干活？
他说，微信能管管吗？女儿苦笑了一下说，现在的员工，尤其是管理层，开会玩微信，你和他谈话也玩微信，你实在忍不住说他几句，他会告诉你：“老板，我这是在处理公务呢。”
处理公务你不会打电话？用微信来回沟通，一件屁大的事能折腾半小时，电话几分钟就说清楚了。耿和终于忍无可忍了。
对于城市人来说，微信以及可能替代微信的社交工具，操控了人性，势不可挡。耿和发现在办公室、地铁上、公交车上、甚至过马路的人群中，到处都是低头族。大家似乎须臾离不开手机。
儿子也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经常过来在姐姐这里，来了就是抱着手机玩，头也不抬。耿和说：你都结婚了，是个大人了，还天天沉迷于微信，我都不知道你以后的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知识来自百度，信息来自道听途说，观点人云亦云，思维混乱，这样下去如何了得？
儿子不屑：大家都这样啊。
儿子对工作不太满意，牢骚满腹，也说不出来的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职业。女朋友谈了几个，也因各种原因分手了。
他告诫儿子说：你尚年轻，现在的任务就是拼命学习、增值，等你当了父亲，性格磨砺得沉稳下来，做事有了章法和顾忌，在单位才有机会，利用这个人生的空档期，是你结婚育子的时机，不要顾此失彼。
他告诫儿子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找工作一定要找个你喜欢的，这样每天早晨到晚上你都是高兴的，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晚上到早晨又是开心的。
第二个看不惯的就是女儿装修的新房子里竟然没有厨房-----她把厨房砸掉，设计成一个吧台。他吃惊地问：你的厨房呢？你们难道不做饭吗？不做饭没有烟火气的家还叫家吗？
休息日里他发现女儿和女婿压根不做饭，全部用电话叫外卖。吃完饭，快餐的塑料盒子、塑料袋一大堆，提下去扔在垃圾堆里……
女儿一回来，耿和就变得婆婆妈妈，有点讨好地屁股半坐在女儿身边的沙发上，谆谆教导说：一个家庭里不做饭，没有烟火气怎么能行呢？
女儿经常应酬到很晚，他从才学会的微信里看到女儿深夜大吃二喝的照片，经常还醉醺醺的。女儿总说是要陪客户。他指着《千金方》说：过子时不睡觉，肝血不足，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郁结，易怒，头痛头晕，眼红，眼痛，耳鸣，耳聋，月经不调，便秘。肝气升发不足，人会目倦神疲，腰膝酸软，晕眩，失眠，惊悸……他往往没有说完，女儿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
女儿伏案加班，他像女儿小时候一样忧心忡忡地纠正她的坐姿。
他说人体的精神，不是被脑力劳动所消耗掉的，而是被错误的姿势消耗掉的。眼睛也需要靠阳气来温煦，仅仅是眼睛疲劳，不能导致近视；真正导致近视的，是眼睛在缺少阳气温煦的情况下过度疲劳。他教给女儿按压后溪穴。坐在桌子旁，把双手后溪穴的这个部位放在桌子沿上，用腕关节带动双手，轻松地来回滚动，受用无穷。但是女儿不屑一顾，他也就泄气了。
他说四十年前初行医的时候，颈椎病是老年病，但现在不是了，二三十岁的颈椎病患者到处都是，他甚至见过的颈椎病的小学生！原因很简单：伏案久了，压力大了，所以颈椎病提前光临了，老早就腰也弯了，背也驼了，眼睛也花了，脾气也糟了，未老先衰，没有足够的阳刚之气。这是当今多数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离开城市时，给女儿留了一封信，告诫女儿要做到两点：一是要放下手机，二是要静坐安心。
他在信中说：长期伏案首先压抑了督脉，督脉总督一身的阳气，压抑了督脉也就是压抑了全身的阳气，于是，久而久之，整个脊柱就弯了，人的精神也没了。
他在信中说：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不很快活的人，有太多的执著和计较，所以老是生气，老是与人斗。后来经历多了，胡子也长了，四周看看，一个个都老去了，死去了，我才终于看淡了。
他在信中说：人心就是一面镜子，湖面静才能照见山水的倒影，风一吹，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古人讲“习静”。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要“习静”首先要放下手机，坐下来，静下来。
乔家耿和曾是村里的“名医”。从城市回来的耿和现在却轻松了，村里人得了病，很少让他把脉了，也很少有人抓中药煎了。大多人都是坐在他的诊室里，直接打两瓶点滴，药柜子里的中药无人问津，落了一层土。
村东头的富顺也进了城。
富顺今年五十七，儿子争气，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考取政府公务员，干得风生水起，他和老伴被接到省城过日子，看孙子，享福去了。
房子不错，总共三十层，儿子买的是七楼，三室一厅两卫，最下边两层是商场。富顺是村庄里爱看书爱琢磨事情的人。这几年儿子争气，他的腰杆在人前也挺得高些，也喜欢独自喝几杯小酒。
刚来时富顺习惯不了城市，他在单元房子的厕所里拉不下屎，总要寻摸到外边很远地方的公园或者果园里拉屎。深夜里，他躺在咯吱咯吱的软床上，一动也不敢动，他想：城里人的房子太小，楼太高，想一想上上下下有多少人正睡在别人的中间，他们都悬空压在别人的头顶，真是搞笑-----想到这里在黑暗中他无声地咧嘴笑了一下。清早，他小心翼翼地坐在马桶沿子上，琢磨：城里人早上都日急三慌地坐在别人头上拉屎呢，然后咚咚朝下跑，一个正踩着一个的头顶呢。
孙子大约五岁，有一天他问了爷爷个问题：“为什么家家每个窗户都要安装防盗窗？” 富顺说：“因为每个窗户都有可能溜进来小偷。”他自以为回答得幽默且漂亮，不料，孙子又问爷爷一个问题：“要是着火了，怎么办呢？”
“要是着火了，怎么办呢？”爷爷一时不能作答。
后来，富顺已经被这个问题如此反复折磨了好多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的家位于七楼，书房、副卧室、厨房都有一个超过两平方米的大窗户，外面一律安装着一个外凸型的不锈钢栅栏罩子。主卧室也有一个大窗户，外面是阳台，阳台外也是一整溜儿同样的不锈钢栅栏罩子。刚刚入住房子那会儿，窗户与阳台尚未安装这样的防盗窗，某一晚，差点儿进了小偷——小偷是沿着六楼窗外那一条窄窄的雨棚梁摸过来的，他已经站在楼下邻居的防盗窗顶上，在那儿留下了一串赫然的脚印，他的脑袋、上半身肯定出现在他家的窗口了，但没有爬进来。小偷最后到对门邻居家行窃了，因为他们家装修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安装防盗窗。那一晚小偷入室偷窃之后，小区住户都不敢怠慢，纷纷安装了防盗窗。安装好了固定式的防盗窗，每个房间都像是逼仄的鸟笼子。
“要是着火了，怎么办呢？”
爷爷富顺仔细一想，这幢房子下就是购物中心的南大门，购物中心主要是经营服装鞋帽箱包和床上用品的，占地面积近上万平方米，分两层，摊位有一千余个，万一发生火灾，那将不堪设想——南大门虽然与购物中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可毕竟唇齿相依，不能独善其身。一旦起火，上面的单元房正好首当其冲！现在房子过度装修，里面有的是木材与易燃材料，这些木材与易燃材料中间，就星罗棋布地穿梭着电线，是电线都会老化漏电，而与电线连接的杂七杂八的电灯、开关插座、电器，都有可能起火，尤其是每家每户都安装着好几个空调，它们经常就是火灾的罪魁祸首！还有，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根液化气皮管呢，皮管漏气了，不但起火，还要爆炸呢！
酿成大祸的火灾通常都是在深夜里发生的，大家昏然入睡，即便警觉，也是措手不及。楼梯当然是首选的逃生通道，如楼上起火，我们得赶紧往楼下逃窜；若是底下起火，往楼下逃窜的通道被滚滚浓烟封堵，那只有往八楼逃窜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可知，火灾发生后，防盗门可以承受半小时，换言之，它可以抵挡外面的火势半小时，预留给半小时的逃生时间。单元房里所谓其他的逃生通道就是窗户与阳台，而窗户与阳台都被固定式的防盗窗给封锁了。那么，这半小时，除了祈祷消防员们尽快把大火扑灭，还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消防员们能够在报警电话接通半小时以内也难赶到火灾现场。
富顺数过了，他们家的防盗窗安装时打入墙体的膨胀螺栓有九颗。九颗膨胀螺栓上的螺母，如果有扳手在手，理论上不到五分钟就能全部拆除，然后，推掉防盗窗，人翻出窗户，可以轻易站到六楼邻居的防盗窗顶部，然后可以尝试着下蹲，抓住他们家的不锈钢晾衣架下挂，爬到防盗窗下面的雨棚梁上，接着就可以毫不费劲地沿着雨棚梁安全逃生。可是有一个问题——那九颗膨胀螺栓，并非不锈钢的材质，它们都是铁的，螺母与螺栓早已经完全锈掉，互相生长为一体，要拆开它们，根本是痴心妄想。
怎么办呢？后来，爷爷富顺还假想过预备一把钢锯，在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连续锯断两根不锈钢管，扳开一个能够容许身体穿过的大口子；又曾假想过拥有一把巨大而锋利的钳子，咔嚓、咔嚓，剪断两根不锈钢管，也能扳开一个能够容许身体穿过的大口子。但是，进一步设身处地假设，他发现，即便脱身，接着下到六楼雨棚梁的过程无疑带有太大的风险系数，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和预先的演习，在那样慌乱的情况下，像笃定的体操运动员或杂技演员那样脱身，谈何容易……
差不多几年来，富顺一直被一场假想的火灾反复折磨，而他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晚就寝之前反复检查自己家里所有的液化气开关是否关闭，所有充电器、外插式电器、电源插头是否已经拔离插座。
与此同时，他异常忧郁地想到，自己的邻居，楼上楼下对门，他们的房间，在理论上任何时候都有起火的可能，而楼下的美发中心、商铺，它们起火的可能性更大些，至于靠得那么近的那座巨大的购物中心，简直就是标准的大型柴房，它们起火的概率非常非常大……
怎么办呢？没有任何办法。他只好重复几次告诉自己：万一不幸发生火灾，首先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夺门逃下楼，实在来不及，逃下去一层，敲开六楼的两家邻居。他们两家虽然也都安了防盗窗，但是由于他们的窗户下面有雨棚梁。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万一真的不幸发生火灾，其实连能够抢出大门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那么，在消防员们赶赴火灾现场之前，除了迅速抽出一两床棉被，拿它浸湿了去塞住门缝尽量不让浓烟透进来，他还能做些什么？
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的脑海里翻滚着近年来本城几场火灾惨剧的新闻报道以及来自知情者详实的场景描述------那家出租的通天房底楼的店铺起火后，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上攻，火苗上蹿，通天式楼梯根本不可能逃生，而是火势加速器，因此每一层的每一个房间都堵了人。等到消防大队赶到，那间通天房二楼房间里的人已经被烧焦了，因为外面安装了固定式防盗窗。三楼四楼五楼，没有防盗窗，所以有人跳楼，跳楼者不是当场死亡就是重伤，不敢跳楼或来不及跳楼的，无一幸免，不是被烧焦就是让浓烟给熏死了。
一天凌晨，当他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几年前的镜头，他差点激动得从被窝里跳出来了！他的灵感来自于几年前，房子在建造完工后，他和儿子第一趟来时看见框架结构的房子，每一层每个单元的客厅之间，它们是相通的，因为建筑工人要互相穿梭，他们在背靠背的两个单元中间那堵隔墙上留了个好大的豁口，那豁口起码大于一扇门的面积，他还上来试着穿走过豁口呢，发现那堵隔墙的墙体都是用一种空心水泥砖砌成的。从地上捡一块，掂一掂，敲一敲，明显的劣质感。
如果有一支铁錾子，再有一把重磅铁锤子，岂不是就可以穿越到隔壁单元去了？
是的，绝对没错！由简单的力学原理可知，两个单元房之间的这堵水泥砖墙的净厚度一般为二十几公分的隔墙，仅仅用重磅铁锤子可能还砸不倒，但如果加上一支铁錾子，先配合铁锤子铲除墙上的那层大约为两公分厚度的水泥沙灰，露出豆腐渣一样的劣质空心砖，用力砸上一锤子，这隔墙就得被砸穿啰。
还用得着忧心忡忡吗？万一他家楼下或者对门或者楼上着了火，一家人失去了通过楼梯逃生的最佳时机，那他会迅速穿墙而过，因为这么做，太容易了。只需要事先预备一支铁錾子、一把重磅铁锤子。
大可不必忧心忡忡了。退一百步，他的一单元不行了，二单元也不行了，那么，故伎重演，再砸两堵隔墙，直接穿越到三单元去。再退一百步，三单元也不行了，我们再砸两堵隔墙，直接穿越到隔壁的通天房去，那总该最后脱险了吧？
那天一大早，富顺就去了五金市场，购一支铁錾子、一把重磅铁锤子，为了防止儿子说他有强迫症甚至心理变态，他就偷偷地买，偷偷地把铁錾子、铁锤子藏在储物间的门背后。
这一晚，疲惫的他终于睡安稳了……
平安夜有路人报警，城市的护城河有人自燃了。等警察到达的时候，人已面目全非，早死了。警方调查，是一无名氏拾荒者，女性，大约六十岁。是在护城河下的桥洞里点燃废纸箱取暖被熏烧死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在延续着美丽的童话，一个老人就这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死，成了谜；她的尸体，无人认领。
也许，只有死者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卑微曲折的一生。无论贵贱，每个坟墓其实都是一本厚书，都是一个繁琐的故事，刨开后你会发现你得用一生去读，因为坟墓的主人和你一样用了一生。
桥洞里，散落在一边的一个小学生作业本潦草地记录着老人悲哀的故事：她曾经年轻过，身材俊俏，凤眼有神，算街上的“一枝花”，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提亲的人能踏断她家的门，可她就是看不上。乡上演戏、看电影，小伙子们有心思，都是围着场子中央的她吹口哨，挤来挤去，但挤不到她的心。
只有一个男人在她心里，这个人，就是同村的小伙潘海子，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疯玩的伙伴，等在县城中学上学且长出了胡须，潘海子就与她隔膜起来，很清高，走在乡间土路上，连她正眼都不看，似乎她是与他无关的人。她却打定主意非潘海子不嫁。
越南自卫战的枪声响起，潘海子一腔热血要参军当兵保家卫国。精忠报国，没啥说，政府支持，父母也要同意，上了战场，三年杳无音讯。
村里也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她自己深爱的人音讯全无，但是却被命运强逼着嫁给了自己不喜爱的人，甚至是憎恨的人。她被父母嫁给了村里的跛子。跛子的弟弟在省城做生意，很有钱，所以跛子也有钱。
最终，潘海子还是活着回来了，没有缺胳膊缺腿，抱着战友的骨灰盒，大哭一场，整整三天没有吃饭。性格本来就内向的他又去了前线埋战友的地方，他要给班长守一辈子陵墓，他说这里躺着他的班长，在战争中，本来死的是自己。
那跛子男人吃喝嫖赌，好逸恶劳，一说二骂三打。她最著名的是“咒男人”的故事，善良的她曾用最恶毒的咒语咒着男人，其实也在咒骂着自己的命运，虚构着自己的梦吧。她曾经在挨了打后咬牙切齿地唱到：我前腿进门公公死，后腿进门婆婆亡；小叔子放羊滚坡死，小姑子担水滚大江；一家大小都死净，我原就转来寻我的郎。
人没有咒死，她仍旧天天挨打受罪。
当她五十岁的时候，大她十几岁的跛子终于死了。她到了城市，在一个饭店做洗碗工。租住在一个小小的民房里。
在城市辉煌灯火的烘托中，在这里，她再也看不见浓稠如墨纯粹的乡村之夜了。命运之舟把她裹挟到了一片迷雾之中，身不由己。饭店老板介绍了一个男人，倒是对她有意，只是她觉得老了老了，还谈什么感情。这个男人是退休老师，有房子，儿女在国外。她几天翻来覆去睡不着，答应男人可以处处。男人很高兴，像迎接新娘一样把她迎进房子。处了几天，她老觉得房子有眼睛，原来男人装了监控。他说结婚可以，他的财产已经公证。那自己不是一无所有死皮赖脸免费陪人么，她一听火了，都说知识分子精，精成猴了。
人心深似海。她甩门而去，无家回去。她在车站迷糊了一晚。在这个水泥和钢铁分割开的城市里，撩拨的是人的欲望，喷薄的是人的欲望，被欲望裹挟的人们，急吼吼的，步履匆匆。
她到家政公司做家政，跟保姆查不多。有一个老头，七十多岁了，独身一人，有四个儿子，都不愿意养，每家出钱找家政。中介领着她去了，收了半年的工资，说是给她先保管着，每月来领。老头七十多岁，躺在床上，臭气熏天。她想想自己也有父母，赶紧烧水擦洗，老头感激地拉着她的手抚摸着，像个孩子。每个晚上，老头都要她睡在旁边陪他。她一离开，就哭哭啼啼，别人还以为她欺负了老头。这样磕磕碰碰处了三个月，在她的精心照料下，老头能下地了，精神也好多了。一天，他把四个儿子叫来庄严宣布，要娶她。老头的儿子儿媳骂一个老保姆还想结婚上位分家产，马上令她滚出去，并扔了几张人民币。她没有去拾，扭头出门，只听到老头子放声大哭，死了娘一样。
出门却不知道去哪里。十二月的北方城市很冷，她跑到车站晚上去睡，被保安驱逐出去，有人让她去养老院、救助站，她都不知道门朝哪开。护城河边，她靠拾荒度日。
平安夜到了。外边是凛冽的北风，还飘着雪花，她找来树枝和纸箱点燃，迷迷糊糊睡着了。她看来了圣诞来人向他走来，微笑着；她的父母，她的潘海子向她走来……
火在燃烧，烟也很大，她没有感到。或许她太累了，或许她真想睡过去，飘着雪花的天堂多么美丽。
平安夜，一场火，掩盖了一切，也没有人知道一位“燃烧”的老人，因一把火取暖没有了生命。她多么想稳妥心安地躺在家乡的一面土炕上死去。
这个孤寂而死的老人，是让礼村走出的女人吗？是附近邻村走出去的女人吗？是让礼村走出去的槐花吗？
没有人知道。
让礼村走出的女人们，她们怀着一个个美丽的梦，抛家离老，跑到遥远的城市，却在城市里找不到立足点。那些梦想离她们太远了，不管她们有多努力，都始终够不着。
村子陆续走出去的人，进入城市几十年后，骨子里却依然是个顽固透顶的农民。黄色的土地，绿色的庄稼，脚踏土地的实在劳作，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最爱和柔软处。
刘海洋是村里最早的大学生，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很远的一个城市的铝厂党委书记，工人上万，他成为村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每年过年，这个孝子都要从很远的城市赶回来，看望父母，到乡下走亲戚。退休后他发现自己忽然一无所有了，以前围着自己转的人都慢慢疏远了，门前冷落。就是自己提携起来的几个干部，来看他也是匆匆忙忙，心不在焉。他回顾总结一生，于是就觉得仕途功名的虚空，自己算村子里走出来的优秀的基因，拼搏了一生，就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这就是一个农村孩子的人生最大值。他忽然觉得在老家，年迈的父母在自留地里常年侍弄的那块菜地，才是最实在的一件事情。
他回家乡后发现，有好几家亲戚的农地被征了，老屋被拆了，在指定地点造起了漂亮的两层楼房，水泥路横贯其间。房子的左右前后，总还是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白地。他曾经指着一小块空白地对亲戚说：“这地可以种葱韭大蒜黄瓜青菜，足够一家人吃的了。”亲戚回答说：“是呀，我很想种呢。可村里干部不让种，说是要统一规划。家家户户种同样的草，种同样的花，美化环境。”
他无言以对。心里头就是想不明白，房子已经按照统一的图纸建造了，高低大小甚至连屋顶的瓦片和外墙的颜色都一模一样了，为什么家门口那十几个平方的空地还一定要统一美化？难道美的形态只有统一和对称？须知蔬菜瓜果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南瓜花黄，豌豆花白。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爱好选择不同品种在各自的家门口种植，参差之美怎么就不是美了呢？再说，祖祖辈辈的农民，被上了楼，难道要扛着笨重的农具上楼，连一颗白菜一根小葱也要跟着上楼，阳台上的花盆才是它们最后的栖居之地？
他回到城市后，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附近寻觅菜地。
窗外果菜葱郁，檐上鸟语花香。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抬头看看钢筋水泥建筑时，心中萦绕着一个简单的“田园梦”。一是吃个放心。在市场上蔬菜农药残存普遍超标的今天，城市居民自己找地种菜，是为了自保性命。地是自己找的，蔬菜种子是农村的亲戚朋友给的，农药不施或少施。如此这般，对自家地里的菜从种子基因到生长历史都一清二楚，可以大胆地往嘴巴里送。不像从市场上买来的东西，一边咀嚼，一边又满腹狐疑。其二，借个寄托。这几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那些新增加的人口，没有一个是外星人，全都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凡原先生活在乡村，后来才到城市定居的人，城市生活的兴奋剂对他们来说并非永久有效。几年，几十年一过，思乡情绪日浓，尤其是对他们曾经摆弄过的土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和依恋。在城市化加快提速，在乡村日益荒芜的时日，哪怕是耕种几个平方的土地，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寄托内心深处的那一番乡愁。
退休赋闲的刘海洋转悠了一个月，统计出家附近菜地无论大小，有三处。
一个就在自己的小区院子里，大伙在培育着一个“开心农场”。生活在这里的二百多户居民，分别住在小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6栋多层单元房里，楼下是三块小叶黄杨围起的绿化带。“最边上种的是地雷花，撒种子就能活。中间是月季、波斯菊、杜鹃。还有几盆凤仙花，就是小孩子说的指甲花。”居民老王对于他的栽种技术很有信心。“一半种花一半种菜，菜都是有机无公害的，花都是顺应季节花期的，我也就是退休了给自己找个事，消遣点时光。”
大伙和老王的规划差不多，除了一些点缀环境的花朵，大多是方方正正的菜地，这边两行韭菜，那边几株洋姜、黄瓜挂在架上，南瓜蔓在地上，西红柿和苦瓜的地盘里还立着两株“大个子”无花果，果实也已经挂满了枝头。
社区工作人员易女士说：“这个院子没有物业公司，以前给绿化带里种植物容易，维护难。好在这个院子里居住的老年人比较多，邻里之间关系都很和睦。大伙看着闲置的土地就给它种花、种菜，美化环境的同时，当做一种娱乐或者运动。家委会也只是进行引导，并不反对。”
第二块菜地是刘海洋站在楼顶发现的，附近有个小公园，平时在公园锻炼也没有发现。在外边看，公园的东北角，发现公园的铁丝网围墙外有一块菜地。那地被征用又被闲置已经好几年了，最近才被几十位聪明的市民用非武装割据的方式割而据之，彼此之间用砖头、石块、小竹棒为“界碑”分而割之，所占“领地”多则半亩，少则一两分。大蒜、青菜、油菜、豌豆、韭菜和蚕豆，阳光之下一片绿，一片令人欣喜、羡慕、诱人的绿！
第三块菜地稍远处，从单元房西边卫生间的窗户看出去，在小区的西边有一条小河，河把土地分开，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同时也把生活分成两种，河这边一种，河那边一种。狭长的河洲都用来种菜，绿色像织带子一样。菜地太大了，要把它围起来，费人工，费材料，只能让它敞开在天空下，头顶一天的云。河岸是它的一扇篱笆，山是它的另一扇篱笆。
刘海洋发现了这大片菜地，像发现了新大陆，早晚站在卫生间的窗前，看种菜人在地里忙碌，翻地，播种，搭架，除草，施肥，他隔着长街，隔着一条河，隔着风和雨，和种菜人一起，经历一些温温火火的日子，参与另一种生活。窗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一片菜地的丰歉，种菜人寻常的朝朝暮暮。
刘海洋也是菜地里的常客，有闲了就去，不喊别人，喊过几回，理由经过一根电话线之后，变得无可挑剔，后来才知道，理由都是假的，不喜欢菜地才是真的，在城市里土生土长的人，有几个会像他一样惦记一片菜地呢？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去，点一根烟，慢慢地走，边走边看，从这一畦到那一畦，黄瓜开花了，偷偷绕过巴掌大的叶子，高举在阳光中，泼辣辣的黄，做好了准备招蜂惹蝶。苦瓜开始显山露水，沟沟壑壑都在膨胀，一刻不停地忙着扩充自己的地盘。芹菜拱出来，挤眉弄眼，芽尖上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抖落干净。白菜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肿大，不起眼的白菜，也学会了用夸张的比例来表现自己的憨态可掬。这些花朵，叶子，瓜果上，都挂着不同的节令。
有时候能碰到种菜人，他会停下脚步，递一根烟过去，问问收成。大多时候，他就付了钱，拎着新鲜，水淋淋的菜市场上买不到的蔬菜回家了。
这片菜地，仿佛成了他家的菜园，事实上，它也是整座小城的菜园，菜熟时，种菜人把菜摘了装进篮子，蛇皮袋，竹笼子、农用三轮，过河，这些菜就通过主妇们的手，进入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养活了一座城市的胃。
刘海洋和土地隔绝了半辈子，农事渐成模糊记忆，但是他从头到脚却一直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如今，把一片城市菜地当成风景看了。
有一次，他接老母亲来看病，住了两月医院老太太急疯了。晚上散步，他孩子一样神秘地告诉母亲附近有一块菜地。一路过去，菜地里各种瓜菜，没有一样是闲着的，拔节的拔节，长个的长个，散发着不同质地的清香。蚂蚁和蚯蚓在地里爬，虫子时不时地叫几声。
母亲指指点点，这个菜栽得好，你看苗嫩葱葱的，以后肯定结得多。这块不行，要赶紧松土，放肥，还不搞就迟了。你看这人不能懒，人一懒，地也懒了。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母亲几乎没停过嘴巴，脸上的表情随着菜秧子的长势时起时伏，阴晴不定。母亲种了一辈子的菜，她不需要凭着刚出土的菜苗去虚构一根爬在藤上的黄瓜，或者一把长在苗上的四季豆，这些东西都定格在她的经验里。一根藤蔓爬到沟里来了，母亲把它牵回架子上，一条虫子在叶子上爬，母亲把它捉了，母亲在不自觉中就把这些事做了。这个傍晚，母亲显得很高兴，大概是没有想到，城市里还有这样一处地方。
不过，并没有因为一片菜地，使母亲改变对城市的看法。刘海洋也没想到母亲会牵挂着这片城市里的菜地，他回家去，母亲总会去自家菜园里摘些菜给儿子带走，每次摘菜的时候便会问一声，河边那块菜地还好吧？过了几年，母亲再一次问他，河边那块菜地还好吧？他说好着哩。
事实上，这时候那块菜地已经被推平，几条街道纵横穿过，一些商品房从上面拔地而起，菜地以另一种形式变得高耸幽深，生活不再分河而治，统一了版图，河这边和那边都变成了同一种生活……
在这片黄土上，有人不断地进入土地，有人出外不回，有人带子出走求学……人，就越来越少了。终于，村子的小学被撤掉了。
那些年，尽管贫穷，村民并没有选择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家长就经常对孩子说，“我们是农民家庭，学习是你到外面开阔视野的唯一机会。”这些走出去的大学生，他们成为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如此一来，对教育的重视，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现在，好端端的村中心小学撤掉了，人们把小孩带出村庄，在县里、在市里、在省城里的学校借读，这里没有条件再转学的就失学了。平均每一天，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全国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乡村的小学被“撤校并点”，学生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做了21年的代课教师后，惠顺城被辞退了。
几年前，惠顺城的父亲中风偏瘫，为给父亲看病他至今仍背着外债。债还不清，如今又被划出了代课老师的队伍，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今年女儿以超出本科录取线20多分的成绩被广州一所大学录取，但他因无钱供女儿上学最后放弃了，孩子为此两天没有吃饭，而他自己也心如刀割：“我当了21年的教师，盼望着每个孩子能考上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但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上不起学！”孩子被迫弃学让他懊悔不已！眼下，女儿正在继续复读，准备考花费最少的师范类院校。他想着利用这个机会给女儿多少挣些学费。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省城。从民办教师到代课老师他整整干了21年，工资从每月40多元涨到200多元。“当老师，我把家当穷了，人也熬老了！”他说。他今年42岁，但眼角皱纹密集、两鬓花白，看上去像个小老头！
早上7时，走了一夜的火车缓缓进站。惠顺城揉揉惺忪的睡眼，提着破旧的皮包，走出车站大门。他拿出一块干馍馍，边走边啃。火车站的广场早晨比较清冷，有十几个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聚集在火车站进站口，惠顺城赶紧凑了上去。这些从新疆返回的摘棉工看了看眼前这位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疑惑地说：“老哥，你没有出过门吧？火车站有什么活儿干啊！” 惠顺城原想跟他们打听些信息，同时也希望能找到活干，一个小时后他失望了。
下午，他感觉又累又饿，在一家店铺买了一袋方便面，加上剩下的一块干馍馍，喝着好心老板给他的一杯热水，凑合着吃了午餐。
1985年，惠顺城高考落榜后在本村小学当起了民办老师。对于当年的农村青年来说，能当上民办老师不仅受人尊敬，还意味着有可能转正，吃上公家饭。
惠顺城爱写，他的一篇论文当时在全县小学教师中引起不小震动。论文中他认为：现行的体制教育，只是灌输知识，家长和孩子都很迷茫，家长是失职的，不知道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学校、家长、社会，在教育问题上都现实而功利，很少有人从生命的深度和角度来看一个孩子。家长期盼孩子考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填报志愿时也是迷茫的，孩子的一生要靠这张志愿来决定了。走上社会，所学非所用，大学、研究生都浪费了，浪费社会的资源和孩子的生命，即使找到好的工作，没有方向和信仰，也解决不了灵魂深处的空虚和恐惧-----这是教育应该解决的。
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教育的方向不应是统一的标准化的方向，应因材施教。古时的教育因材施教，经过蒙学就会知道孩子是不是学习这块料，有的当子路，有的当屠夫贩夫，有的学医学工，有的习武当兵，人生定位各得其所，人心安宁，社会和谐，不会纠结别人发财升官。
2000年前后，全国所有1984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最后一批转正，惠顺城1985年参加工作，自然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从此，生活再没有多少转机，但他没有离开小学，继续当代课老师，期待着有奇迹出现。今年8月，县上所有代课老师和尚未分配的师范院校的学生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考，惠顺城以7分之差再次错过机会，虽然目前还没有接到明确的清退文件，但他已被口头告知，再不能回学校上课了。
今天，这位曾经富有探索精神的代课老师却离开了讲台。
从心底里说，我很喜欢教师这份职业，站在讲台上感觉心里踏实！他喃喃地说。在县城，和惠顺城一样的代课老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都在农村偏僻的小学执教多年。因为执著和喜欢，惠顺城作为一名代课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上做出让同行刮目的成绩。这次他来省城时，除了揣着一百多元钱外，提包里还装着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和七八本荣誉证书。
当天，惠顺城没有找到工作。晚上他在长途汽车站呆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惠顺城买了一份报纸，抄下了10多条比较适合自己的用工信息。为了省钱，惠顺城一路打听着步行到滨河路一家化肥厂去应聘配送工。但对方打量了他一番后说：你年龄太大了，我们这里的活你干不动！下午，惠顺城又来到秦安路一家公司，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张表格，当他在年龄一栏填上“42”岁时，对方在他脸上看了好一阵，他感到浑身不自在。最后，在对方不信任的眼神下，惠顺城选择默默地离开。这一天，惠顺城去了五六家用人单位，几乎没有一家愿意用他。“很简单，我除了过去代课的经历，没有一技之长，这二十年，要是我不当老师，学上一门技术，也能把家给养活了！”路上，他一边闷闷地说着，一边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
下午6时许，惠顺城说，他得赶到一个老乡的住处去，天一黑他就摸不着东南西北了！
第三天上午，他的口袋里只剩下25.85元钱，他不敢坐车，不敢打电话。下午，他直奔西站一家货运公司。装卸货物的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五六个人包一车，1吨10元，装卸完毕平分报酬。惠志敏根本不是这些小伙子的对手，老板出于同情按一半工资接纳了他。他一咬牙，扛起一个百十来斤的蛇皮袋，四五个来回之后，他大汗淋漓，两腿发软，3个小时后货卸完了，他瘫在地上不动了！这次，惠顺城挣了12元，这是他3天来在省城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这活儿我干不了，会要命的！”他寻思着再作打算。
休息的片刻，惠顺城给城里打工的一个老乡打了个电话，对方问：“老家给你来电话了，问找到活了没有？”“你就说找到了，先试着干干！”他放下电话，一脸茫然。
“其实，我们这些代课老师，除了热爱这个职业，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转正！”在他的印象中，在农村，有门路的公办老师呆上几年都会挤破头往县城或条件好的学校跑。几十年在农村一直呆着不动的大都是代课老师。大家谁都不敢讲条件，“把课代好，能对得起孩子和乡亲，希望有一天能够转正！” 惠顺城在村小学21年几乎没有挪过地方，尽管他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教学成绩也很突出，但他只有一次在全乡被评为模范教师。“代课老师没有资格参加县、市先进教师等方面的评选，仅仅限制在学校和乡镇范围内！”惠顺城认为，当初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后，政策上就应该下决心彻底清退，或许，好多人趁早还有其它奔头，“我们被彻底耽误了，到了万事缠身的中年，却被清退！”
村里干部说，由于乡里实在找不到老师来这里上课，按照上级的意思就把这个学校撤了，把学生合并到其他学校。但村民们坚决不同意，因为到其他学校去上学，孩子们要走一个半小时，甚至于有的学校要走三至四个小时。
惠顺城终于找到一份粉刷墙壁的活，在省城里艰难地生存下来……
半年后，惠顺城给一所实验中学粉刷新校舍时，不小心成了“网红”----开学第一天，大家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发现了一段劝学留言，落款是“农民工致所有莘莘学子”。内容充满正能量：“阳光照亮世界，知识照亮人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自己不扬帆，没有人能帮你起航”……省城的媒体以《“劝学留言”为何震撼心灵》为题，文章中说“尽管寥寥数语，字迹潦草，却被该校师生当做开学最好的班会主题。”
又过了半年，这位出走的教师给家里发短信：不堕落，也不会回去。
这世界如此的荒诞、奇妙，默默一隅的让礼村竟然与惊动省城的一件恶性绑架事件牵扯在一起。
光天化日之下，邓女士带着22岁的女儿兰兰去东大街附近某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快到酒店时，邓女士要下车办点事情，让女儿先把红色宝马车车停到酒店附近，之后见面。此后，邓女士再也打不通女儿电话，邓女士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平时兰兰是个手机控。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真的很反常，半个小时后，再次给女儿通电话时，发现已经关机。
邓女士报案时电话响了，电话里女儿惊恐万分：“妈妈，我被绑架了，救我！”紧接着就是一名男子恶狠狠的声音：“你女儿在我手上，快准备500万元现金，不能报警！”邓女士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啊，500万现金我现在一下子凑不到啊，最多给你50万。”“不行，至少给我弄100万。”男子说完挂断了电话。事情比较严重，案件立即移交给刑警队。此时的专案组通过大量的分析和研判，已经大致锁定宝马车的范围。当日下午，红色宝马车出现在抓捕民警的视线范围内，跟踪一段后，宝马车突然停靠在路边，男子下车后准备去一家商店买水，此时民警迅速抓住战机，果断出手，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抓获犯罪嫌疑人时，民警在车里并没有发现兰兰。就地对嫌疑人进行问讯，此人供述，兰兰被绑着手脚放在了后备箱内。民警迅速将轿车后备箱打开，成功将兰兰解救。兰兰被绑着手脚，嘴巴也被胶带封着，躺在后备厢里一动不动，民警手脚麻利地将兰兰身上的胶带解开，并安抚道：“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啊姑娘，我们是警察，不用害怕，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
绑架案件成功告破。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如此胆大，繁华街头大白天绑架人质，类似恶性案件，省会城市近年来不多见。审讯得知，犯罪嫌疑人王小仓，25岁，让礼村人，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在省城打工失业，手头拮据，为了弄钱，在大街将独自驾驶宝马车的兰兰绑架，索要赎金500万元。王三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少年时王小仓随母亲赶集卖菜，一地皮城管与母亲口角将母亲推倒，收缴了竹笼、杆秤扬长而去，他从腿上拔出短匕，追出百米抱住城管，就是一刀。几个平日耀武扬威的城管，硬是被一个小孩子的凶狠吓住。王小仓成了孩子王。不甘在村里消磨一生，王小仓下了广东，许多年都没有回村……凭着他的武力，多年后，在城市混迹多年的他竟然干下这一桩罕见的事情。
土地，是农耕村庄的基础生存条件，村庄依赖土地实现自己的食物保障和心理安全。不过世间总有力量来打破这种状况，给那些蘑菇样的人纷纷装上一双滑轮，让他们拔出深陷于故土的根须去四处流浪。他们开始怀疑土地，质疑土地，抛弃土地……不少农村青少年的人生轨迹：过早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由此循环下去，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了“农民工二代”，有的为了生计在城市犯了罪。他们是在报复社会，还是报复他们感觉不公平的出生环境，还是报复繁华的城市？
王小仓的结拜兄弟孙玉在南方干起了“钓鱼”的营生，被警方多次处理。“钓鱼”假征婚骗取钱财的营生，受害事主均为工薪阶层的男士，被骗金额数千元不等。警方初步调查，婚骗女首先会将事主带至位于某咖啡厅，高额消费。一杯价值不到10元的红酒消费金额高达数百元。每次消费均在千元以上，结账后婚骗女与咖啡厅会即时分赃。多年后，他回到让礼村，黑白颠倒，晚上喝酒打牌，白天睡觉。
让礼村是人类永远的故乡，厚重和辽阔，包容和隐忍……你遗弃了村庄土地的辽阔和厚重，必然在城市中得到狭隘和浅薄……
一起走出让礼村的张峰在城市也六年多了，并且娶妻生子，儿子在附近上一年级，交了高额的借读费，这一直是张峰沉甸甸的负担。二十六岁的他面相老成，总是心事重重，皱着眉头。为了把儿子下学期的借读费赚出来，他和媳妇打两份工作。凌晨起他抹黑就在附近火车站的车皮上装卸货物，媳妇在附近的超市收银，晚上两人又在附近的广场边撑个麻辣烫的小摊子。
这一天夜间，在夜市售卖完麻辣串，张峰拖着疲惫的身体推三轮车回家。车子上有几个沉重的铁炉子，锅碗瓢盆见缝插针塞得满满当当，自己也是累得迷迷糊糊，一不留神，三轮车一侧滑，把路边停靠的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刮了。张峰的脑子嗡地一下，一瞬间似乎蒙了又似乎闪过了许多镜头。他蹲下来，心疼地用手抚挲着一尺长的划痕，脸上的肌肉全部纠结起来------他知道大半年又白干了。
夜色漆黑，车主不在现场，张峰朝着附近喊了几声“谁的车？谁的车？”心想着理赔，车上又没留电话，这可怎么办？他也想着溜走了事，没有几个人看见，再说谁让你把车长时间停在道路边呢？
因为找不到车主，张峰决定不能就这样一直在现场等，但是他记下了车牌，通过警方查到车主联系方式，第二天一早联系上车主并和对方见面。奥迪车主终于现身了，张峰拿出1000元赔偿，车主却拒绝了，说自己的车有全额保险，花不了几个钱的。了解了张峰的生活状况，车主还表示愿意给他提供一份较好的工作。
为划伤奥迪纠结几天的张峰，放松、释然、委屈、感动，百感交集的他，当场流下了泪水……
临走时，麦绒虽然泪水迷蒙了眼睛，但是她还是记得去麦瓮里抓了两把麦子，放进一个塑料袋子里，这是两把今年的新麦。
麦绒的娘死得早，她替父亲拉扯着弟弟。如今麦绒17岁，弟弟7岁。弟弟3岁时，她们就没有了娘。
作为稼穑为生的农家女，麦绒天生爱种东西，基因里似乎带有播种的愿望和本能，只要能发芽能开花能结果，种什么都行。她一直觉得，把一粒种子埋进土里，像埋进一个秘密，更像栽植了一个希望，后边的日子便有了希冀。后边的日子，只须静静地等待种子在土里暗暗地萌芽，真好。
她曾经在一片高粱地里娘的坟堆上悄悄地种了一颗倭瓜，为了防止老鸦刨吃了瓜种子，在上边苫盖了一个纸箱子。等瓜秧破土，细心的她取掉箱子，在秧子上盖着一团绒绒的干草，秧子既可以透风晒太阳又避免牛羊吃掉。秋天里，她的倭瓜也成熟了。金红色的倭瓜通体透亮，她和弟弟用一根木棍抬了回来。放在窑里一个冬天也没有吃，到了除夕，端放在娘的照片前当贡品。
她爱弟弟，她觉得自己既像姐又像娘，她代替娘的职责。一想起憨憨的弟弟早没了娘她就泪水涟涟的。她拉扯着弟弟一起弄猪草时，采集了蒲公英的杆，这种杆甜丝丝的能吃，她舍不得吃，全让没有娘的弟弟吃了，她捋下来一把青涩的野杏，舍不得吃，全让没有娘的弟弟吃了。结果憨憨的弟弟中毒性痢疾，三天三夜不醒，她父亲白了一头头发。弟弟醒来时，父亲打了她一巴掌，然后泄了劲，睡了三天才醒来。她知道父亲心里是吃劲的，要靠弟弟传宗接代呢，父亲爱弟弟，她也爱弟弟，她挨打了不委屈。
如今，17岁的她在城市一家酒家当门迎，她要走了，弟弟还没有醒来，她把手伸进被窝里，摸摸弟弟瘦瘦的身体，她叫弟弟，姐姐要走了。她叫的声音颤颤的，弟弟没有醒。她看见弟弟蜷着一侧睡觉的姿势忽然很心疼，拂挲着弟弟瘦瘦的脖颈，她眼泪再也包不住，忽地流了出来。站在一边的父亲沉着脸说，走吧。父亲送她一直到镇上搭汽车。
村里的男孩子女孩子早就开始外出打工了，基本上没有人守在家里种地。村委会主任说，穷人要往外多跑呢，富人要在家里多呆着——现在的人基本弄颠倒了。
村子里的人要出远门，做父母的一般会把红纸裹着一包灶上的泥土塞在箱子底下。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但是，麦绒拿的却是两大把小麦。父亲也说，这些麦子都是你种出来的，想家了，就闻闻麦子。
麦绒和酒店的姐妹下了班都住在酒家，她们把酒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睡折叠床，有的睡桌子，有的睡在拼起的椅子上。她们的酒家在城市属于中档的，对面也开了一家酒家，明显地就比麦绒家的门面大，生意好。麦绒是这样的人，她心里很内疚很着急，她觉得酒家生意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把客人迎进来。她觉得女老板人真好，真不容易，自己对不起老板。老板是个好人，她对麦绒说，你门迎当得很好。麦绒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从此，她更努力。遇到客人在门口稍加犹豫，进不进两可时，腼腆的麦绒会徒然会生出一股勇气，堆着笑把客人迎进来，接力棒似地交给其他服务员，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对面酒店除吃饭还有住宿，麦绒经常打烊时看见一群群穿着暴露的女人们三五个结伴进入，到半夜或者天亮时离开。已经发育得人高马大的麦绒想，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子，就有给家里盖了楼房，买了运货的汽车的，村里人都说，一个女人家，哪会挣那么多钱，除非那女子挣的不干净的钱。麦绒低下头避免看那个酒店的门口，希望出出入入的女子中没有村里的人。麦绒就是这样善良的女孩子。
隔着一层门上的玻璃，麦绒看见门外新砌了两个绿化带，用木头栏杆围成的，里边是两片油油湿润的新土。麦绒看见土和地就很亲切，她打算种麦子。在农村，这个时节，麦子已经出土了。以前，村里人是舍不得浪费手帕大的一块地的。
回家探亲的麦绒带回了两把新麦，一次夜深打烊时，麦绒就悄悄地把麦子撒进了土里，虽然有点偷偷摸摸，但是她撒得却很均匀。毕了用脚把土拂挲平。夜深了，这条街道不是繁华的正街，偶尔一辆车车灯闪过，也看不清这个女孩子在深秋的夜里做什么。
麦子种进绿化带里，同时种进麦绒的心田里。每天站门迎时，麦绒就充满希望地看着绿化带，想着自己的麦子。
过了几天，一场蒙蒙秋雨如膏如饴般优渥滋润着已经板结的土地，麦绒心里满溢着憧憬和恬淡的心意。一天，麦绒打开门，麦子发芽了，很均匀的嫩黄，她没有喊，这是她的秘密。一对老人散步时老太太发现了麦子，惊奇说，麦苗！老太太高兴地像个小孩。老头子肯定地说，就是麦苗，挺好看的。这对老人好像对麦子有感情，站着看了半天说了半天，说麦苗比花好看。
还有一天，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四五岁的小男孩，男的对小孩说，你认准了，这就是麦子。你吃的面包、面条都是麦子做的。男孩似乎对麦苗儿心不在焉。麦绒心里很有乐趣，也很满足。
眼看着，麦苗一节节长大了。麦绒却有了心事，她留意到街道办的人来转悠了几次，她盼望着一场大雪掩埋了这麦苗。等到来年春分时节，麦子快快起身结穗。
后来，雪没有来，麦苗却被街道办负责绿化的人拔掉了。他们边拔边嬉笑着说，城里咋能种麦子呢。在玻璃门里，麦绒的眼里噙着泪花，看着她的麦子被拔掉。她想，这群拔麦子的人，难道就不吃麦子，自己的上一辈大多都是从种麦子的乡下来城里的呢。
春意甚浓了，但是北方还春寒料峭，一阵暖人心意的春风刚刚吹过，却又来了一阵冷雨。麦绒病了几天，躺着小诊所的床上，她发着烧，却看到城市的电视新闻上说，在城西的一个大型开发区里，因为大片的耕地被圈起来，几年都没有有效利用，大片地被荒废着，附近的居民，带着工具在哪里下了种子，他们种了麦子、油菜、萝卜、西红柿，连成了片。电视台记者报道时是按照一条新奇好玩的都市趣闻播发的。后续的报道说，相关部门看到新闻后已经采取积极态度，用推土机把那片地铲平，掩埋了。
这天梦中，麦绒又看见了自己那把逃出村庄的麦子……
她的梦中，已经逝去的村庄的人们坐在地畔子上，眼光雄雄地说，看，还是我们依靠土地把稳吧！希腊人都上街排队领取救济了。说完，满脸的皱纹核桃一样灿烂地绽开了。
世事沧海桑田，而大地上的让礼村，总是永恒，缄默不语，容纳一切，悲欣交集，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