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骞国政陪冯牧（中）访问延安
2014年的春节是不同寻常的。一个冬天居然没落一片雪，农谚说的“干冬湿年”果然应验了，从初六开始漫天的冬雪静悄悄地染白了大地。晶莹洁白的世界阻隔了喧闹的年味，飘飘洒洒的雪花过滤了岁月的杂质，像是织成长长的回忆之线，让往事如美丽的山丹丹一点点的重现、复原，赏心悦目，心中滚过一波又一波温馨的热浪。
也是在1999年春节，我选编了30多年散布在各级报刊上的文章《银笙散文选》。现在，我又在古城西安钟楼旁的寓所打包近15年的散作。时光在倒流，回忆在拉长，那久远的场景、久远的人都亮丽登场，我的亲人、我的故土、我爱过的男人和女人，我的前辈作家和挚友，以及写作时的心态和氛围……
我又回到陕北的山路上。
1989年12月11日，我在《陕西日报》发表了《我走在陕北山路上》的创作谈，就深切地写到：“我出生于陕北。在母胎里就和山有一种亲切感。山坡的荒草地曾是我儿时的乐园。陡陡的山崖上曾写过童年的憧憬。山，抚摸过我，养育过我。山是我的襁褓，山是我人生的百科全书。
我常常想，写散文就像行进在陕北山路上，是要耐得“寂寞”的。
多年来，我一直挚爱着我生活的山沟沟。我研究它的历史和现实，探索它的变迁和人生。那些土得不能再土的山沟，原来却是有名的古战场。脚踏着无定河边的土地，再也见不到白骨和荒草，眼前的是蓬勃和新生。沐浴在这样的生活泉水里，我有所观，有所察，有所思，有所感，抒情、写景、咏物、论事……信笔所至，如鱼得水。
生活浸泡了我。陕北的山路上留下我歪歪斜斜的脚印。我力图反映陕北，也力图把自己培养成黄土地型的作家。作家都要有个性。个性是作家生存的支柱。然而，个性又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作家的素养、气质、风格、语言，也包括了文章的取材、构思和表达方式。我的实践远远还没有达到有个性的尺度。”
追求总是美好的。回顾走过的歪歪斜斜且有不少泥沼陷阱的道路，命运注定我不可能成为大家名扬四海，也没有写出鼓胀的腰包和地位，但终于被前辈作家李若冰称为“不愧是一个塑造陕北的散文家”，我释然、坦然，終没白在尘世走一遭。
不知是什么时候在我心中埋下文学的籽种。它露芽时是1964年，距今整整50年。那时的社会是令人怀念的，一场学雷锋使社会格外清明，“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成为我们这些学子追求的理想。那年7月，我的第一篇习作《南泥湾来客》在《人民文学》刊出，鼓起我心中的风帆，一边大量阅读，一边背着同学涂写所谓的“诗”。因了这篇短文我毕业后被调到延安报社当记者。虽然都是耍弄文字，但新闻和文学毕竟是两股道，更何况单位的上上下下强调的是业务，文学无形中成了不可触碰的“副业”。面对各种议论，我开始在“正业”上下功夫。自己清楚，我的基础浅薄，所接触的作品仅仅是《林海雪原》《苦菜花》《创业史》等，至于外国名著几乎没有看过。
调入报社十几天后，我被派下基层采访，一去几个月不能回单位。多篇报道不能见报让我焦急万分，不攻克这个堡垒就无法立足啊，只能苦学！刚有了信心，却遇到“文化大革命”，砸烂“封资修”，报刊停办了，文学没有了，文学之梦几乎破碎。
1968年，我被抽调到地区革委会通讯组专门搞报道，发誓要在专业上搞出名堂。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下乡下厂采访，争分夺秒写出新闻稿给上级新闻单位。省报不时刊出我的报道和大块文章，《人民日报》也刊发了好几篇长通讯，还收入了各种书籍。也许是这一点成绩引起重视，197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邀请我选编了文革后的第一本散文集《延河之歌》和通讯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我在散文集中写了《枣园紫丁香》和《画山绣水的巧手》两篇，都被选入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牛刀再试，重新点燃了心中快要熄灭的文学火苗。
然而，那还是封冻的年代，写作随时会带来风险。在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杨明春、魏瑜、同栓佺、何明在老作家汤洛的带领下办起了文学刊物《延安文艺》，在创刊号上我写了长诗《宝塔颂》，并向区内外作者约稿，记得当时在西北大学求学的贾平凹还给我寄来一篇稿子。没想到杂志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省上某领导批示有严重政治问题，勒令停办，这次碰壁让我又收紧刚想展开的翅膀。
刊物办不成，但文章不能不写，因为文学早已是深入骨髓的根。在组长李彬的支持下，我在通讯组编辑的小报上开辟了《延河》文学副刊，成为“文革”后省内报纸的第一家，我的不少歌颂领袖和延安岁月的作品就在这个时期写出。最有幸的是我的挚友赵熙正主持《陕西青年》杂志，许多重要文章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七十年代的那十年，可能是延安人生活最困苦的年月，也是我的小家最艰难的岁月。五口之家夫妻二人每月只有750毛钱收入，果腹的大多是玉米窝头和被称为“钢丝”的高粱面饸饹。
与骞国政陪冯牧（中）访问延安
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留影
那时虽然贫穷，但仍怀揣青春的理想和激情，心无杂念，只想着把美的人和美的事尽早传播出去。进入八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人人意气风发，杨明春、裴积荣、梅绍静等办起文学刊物《山丹丹》（即《延安文学》前身），一起谈论文学的口子多了。难忘的是擅长书法的杨明春喜欢邀大伙小聚，几碟小菜，一瓶老酒，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常常为那个时代的往事感动。解冻之后的书店也把库存的书籍销价出售，一得到消息我总赶去抱回一摞。苦学、苦学，没受过系统教育的我像是铺展开的海绵，先是读那个年代文学青年都读的苏联文学，《战争与和平》《被开垦的处女地》《州委书记》《安娜卡列妮娜》《林中水滴》，随后有选择地学习更多国家名著，《红与黑》《悲惨世界》《简爱》《百年孤独》……特别是巴尔扎克、泰戈尔、莫泊桑、东山魁夷、屠格涅夫等的作品不知读了多少遍。这期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一次给我提供机会，约我撰写了《烽火岁月》《山城曙光》《延安胜可游》等书，《烽火岁月》还获得四省优秀作品奖，我的写作生涯进入旺盛期。在地委的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延安作家协会也于1985年成立，我被选为主席，担任文联副主席的杨明春屈居作协副主席，我非常感激他和魏瑜等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可惜明春早早离世，不知天堂的他能否感知我的真诚。1988年，经文学前辈袁鹰老师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又认识了作协的几位领导马烽、冯牧、金炳华、铁凝等，他们的培养和鼓励使我在文学的山路上迅猛奔跑。
人生充满许多变数。命运之神由不得自己做主，常常会在突然间发生骤变。当我主持的报纸声名日隆时，自己的作品也不时出版，一纸调令让我离开为之奋斗30年的新闻工作，转入党委的宣传部门。我曾写过一篇《永远的记者》，我的青春、我最宝贵的年华是属于它的，在新闻的园地里我播种了希望，付出了心血，得到同行和读者的肯定。原以为会在这个岗位上打拼一生，没想到会在中途离开热爱的事业。我算不上典型的干部——所谓的“官员”，也算不上知识分子或作家，充其量是个记者。可我身上的担子太重，不少的政务耗去我大量的精力。如果我兢兢业业地当记者，也许能更多为时代留下倩影；如果我一心一意去文学创作，也可能会磨出一部精品。然而，人生绝不会有“如果”，扪心自问，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我应该问心无愧。
忠厚善良是我的家风，偏爱才华是我的标准。我曾为陷入泥沼的学子奔波，也曾把农民子弟和工人擢拔到记者岗位，还极力为才华横溢者创造条件。回望，欣慰的是我的团队曾走出一批才俊，多人在不同岗位担负重任。我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虚心地向我周围的人学习，尽力地把他们的智慧变成我的知识，用大家的智慧去营造新的天地。但是，善良又成为从政的短版，只为每个人操好心，缺少铁的手腕，更不会对上司察言观色，注定必然是失败者。
2000年，又是人生的大转折。由于身体的三高，由于锻炼，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有人找到对我下手的机会，告状材料源源送上去，我被打入另册免去职务，提早进入退休状态。延安作家刘吉祥曾撰文说“从峰顶跌倒低谷”。当时也曾不解，为什么那些人要昧着良心出手？难道多年的交往和扶持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局？都一样是凡人，我只比你宽了一毫米，就会引你心胸狭窄、心怀怨恨？想来想起，也可能这就是命！或许是对善良的又一次考验。灰心丧气的退缩吗？唉声叹气地销声匿迹吗？不！老天关住了一扇门，肯定又会打开一扇窗。让他们去挖空心思造谣中伤吧，让他们躲在暗处举杯相庆吧，我还得去下自己的事。失意并不失志！文学只凭爱好不行，还需要毅力、勇气，逆境中仍奋勇向前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卸去乌纱没过十天，我驱车走访宋朝的国都开封、杭州和西夏都城银川，广收资料，重续文学创作的梦。生命之火愈烧愈旺，短短五年，连续推出历史长篇小说《狼烟》《啸傲长天》，出版了散文游记《彼岸圣诞》《安塞履踪》，不时有作品见诸报刊（本书中选了两本游记中的少量文章）。还抽暇整理了有关新闻写作的《记者abc》，为培养小记者贡献才智。更令人欣慰的是几十年来我的数千篇文章中先后有6篇入选中小学教材或教辅之中，既是我对延安的应尽之责，也用温暖的雨滴滋润下一代的心灵，也算没辜负“记者”的名号。
生活是充实的，对于“需要”也积极参与，几次策划帮助安塞县组织“陕北过大年”活动，编辑《安塞雄风》丛书。2005年，应黄陵县邀请，我又去主编16卷本的《黄陵文典》，苦战近三年累出一身病。当2007年秋即将交付出版社时，却不得不做心脏手术。休息两个多月，任务却在督促，咬紧牙关对800多万字的书稿再细过一遍，连春节都没休息一天。没想到，一经问世，不仅在国内引起反响，还引起美、英、日等国的关注。有人说为这套书你值得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值得！因为是为民族做了一件不可或缺的事。”
站在2014年的门槛整理散落的短文，连自己都有些吃惊，赋闲后又发表了这么多文章！在全民写作的年代，我属于过去时，似乎早该淡出人们的视线，却又鼓捣出这本散文集。我特别感谢这些年鼓励我支持我的领导和朋友，特别是原陕西省委副书记张保庆同志主政20天，就还原了我的清白之身。仅以这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陕北大地和爱我疼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父老兄弟。
2014.2.11—4.1
又及：这本书原计划在2014年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延误下来。一年多来，我游曳在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那是中国共产党最活跃、最辉煌、最接地气、最能动员群众的13年，有多少人和事值得回忆、值得纪念、值得思考、值得承继……那次陪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时，他曾深情地说“延安不仅要宣传革命领袖，也要宣传党的才俊精英！”这是一个大课题，我才开始挪步，需要更多的有志者深入研究，提振民族的正能量。我的这些粗浅记述，只是几丝淡去的历史风烟，期望抛砖引玉。本书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我随走随拍的，部分精美照片是我的摄影家朋友惠世峰、封营庄、郭志东、赵洁等影友提供，也从网上下载了少量历史照片。荣幸的是我的老领导、师长李彬挥毫题写书名，庞进为出版耕费心血，还有刘勇、张军权等友人大力协助，一并表示感谢！
2016年3月梅花绽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