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5日，我们向北京的原清凉山新闻出版界老前辈汇报筹建清凉山新闻纪念馆的建议，得到许多大腕的支持。在来的贵宾中有一个人让我格外关注。他穿着似乎是70年代的服装，虽不能说破旧，但与其他前辈相比却落伍许多。但不少人对他格外尊重，又是寒暄又是让座，俨然身份比其他人高。这是谁？主持会议的全国记协副主席王揖介绍说：“这是大作家舒群。”
啊！这就是舒群！真是人不可貌相。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人中，他也有特立独行的性格。随后我留心他的作品和延安往事，心中越来越敬重。
1937年，党组织将上海革命文化人组成两队撤退。舒群和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延安。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又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司令部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他还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出版了战地丛书第六册《西线随征记》一书。1938年2月，任弼时同志派他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战地》文艺刊物。1940年，党组织派舒群回到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至1943年，他担任《解放日报》4版文艺副刊主编。在此期间，他与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有着广泛接触，曾参与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文艺座谈会四个月后，由于《解放日报》副刊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毛主席和舒群两次商量将文艺副刊变为综合副刊，确定了征稿办法和负责征稿的同志，毛主席亲自写了名单，通知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玉章、柯仲平等来枣园开会。因此文的重要角色是柯仲平，只能把他简要介绍一下。
柯仲平来延安之前，曾是赫赫有名的“狂飙诗人”，到延安后，柯仲平亲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天地，思想与艺术不断成熟，成为“大众诗人”，“柯仲平当时是长短枪并用呀，有《告同志》之类的抒情短诗，也有《边区自卫军》之类的叙事长诗。”1938年初夏，延安印刷工人在清凉山上举办诗歌朗诵晚会，当柯仲平朗诵了这首诗后，毛泽东当即上前握住他的手，大为赞赏，事后毛泽东还索阅原稿，批了八个大字：“此诗甚好，赶快发表”。不久，这首诗便亮相于延安理论刊物《解放》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次，毛泽东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所组织的晚会上看了秦腔、京剧后，感觉内容太旧，就对柯仲平建议，戏曲要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柯仲平马上成立边区民众剧团，并自任团长，带着民众剧团跑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老百姓亲切地称柯仲平为“大胡子团长”。“那时候怎样找民众剧团？你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路走，就能找到，老百姓太欢迎了呀！”
征稿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这里不再赘述。会后毛主席设宴款待这些名家，他左右两边是社长博占和舒群，没有一点领袖派头，还穿着那套肥大的、膝盖补着补丁的灰军装，即席讲话：“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然后向诸公敬酒。席间，众声纷起，高谈阔论，南腔北调，世界大势、抗日战场……直到夕阳沉没，客人们都先后离去，只剩柯仲平和舒群。毛主席又邀柯老坐在身旁，让警卫员拿来三个大碗，斟满酒后豪爽地说：“老柯、大舒，喝吧，‘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辛苦了，这是慰劳酒……”一边喝酒，一边对诗句，又谈到公粮减少百姓欢呼。舒群知道柯老海量，老让主席陪着也不合适，就写了纸条提醒，不料却被主席看到，悄悄揉掉了。
一直到老柯不能再喝了才散席。毛主席一直送到门外看他俩上马。但老柯两次上马都没成功，最后舒群扶着才坐在马上。两人骑马没走多远，老柯咕咚一家伙从马上栽下来，呼噜呼噜进入梦乡。舒群也迷糊了，倒在马下，马自向前跑去。没多久，他俩被人唤醒，原来是毛主席看他俩醉了不放心，把华侨所赠给延安唯一的汽车开来，三人一起上车，走了一段看到两人的坐骑在路边，主席才下车骑马返回枣园。这一个“枣园醉酒”的故事突显的是领袖和作家相知相亲情同手足的情谊。
如果历史这样正常发展，也许就不会有舒群1955年被错误批判，1958年又受错误处理。但他在批判肖军和丁玲中一言不发。1978年10月，他得到彻底平反。舒群进入了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他积累、创作几十年的《毛泽东故事》70多万字的文稿，在惨遭浩劫后，硬是凭追忆重新补写后发表，枣园之宴就记录其中。
2015.9.1—10.14
（原载2015年10月25日《三秦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