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中）朱子奇（右）
又一次捧读那本绿色的小书——《飞向世界》，白色的和平鸽在云朵上飞，我的心儿也在飞……那是朱子奇先生在1992年4月亲笔题签送我的，又在我笔记本上题下“难忘的延安情”的温暖话语。看着封面，不由联想到年少时那风靡全国的和平鸽，我与那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心血仿佛融合在一起。
那是1992年4月16日，巍巍、朱子奇、马烽、邹荻帆、丁宁等中国作协老作家访问团来延安，我奉命负责陪同接待。从车上走下一位硬朗的老人，他自我介绍：“朱子奇，我是延安人！”
啊！他就是朱子奇！闻名的“国际诗人”。我激动地反复打量他，高大的身躯透出矍铄，一句“我是延安人”让人在尊敬中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后几天的共同生活中，多年养成的记者习惯让我见缝插针地与他攀谈，挖掘那些尘封的往事。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曾亲眼目睹了姑母朱春荣（中共党员）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宁死不屈的形象，又亲眼见到朱德将军过汝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前在朱氏祠堂挂匾“天下一家”。这两件事，给他一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他1937年带着徐特立老人写的介绍信和几首诗到延安，38年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那时延安十分困难，就问他：“你们那时写诗在那里发表？”
他笑了笑说：那时没有报刊，我们抗大爱好诗歌的巍巍、胡征、周洁夫、梅行、张沛等教职员成立了“战歌抗大分社”，主要负责人是柯仲平，编了一个大型诗歌墙报，自己写、自己抄，贴在球场旁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参观。39年，我和郑律成创作的悼念白求恩的歌，就发表在党校的墙报上，同时在追悼会上演唱引起轰动。毛主席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时，专门看过我们的墙报，称赞“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从此，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来，主编出版了铅印的《大众文艺》，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我的第一首国际题材的诗《十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延安成为诗的圣地。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国际题材的作品兴趣不大。一是觉得有些遥远，二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出国是不敢有的奢望，因而曾幼稚地问他怎么不多写些国内生活的诗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的诗是我的武器，诗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一句话20多年来常浮现脑海中，也融化在我的行动中。
为了深入地了解他，我努力搜寻他的作品，知道在延安八年，他发表了《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长诗《我歌颂伟大的七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的战歌，如：《飞蛾扑火的故事》《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斯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的心飞向莫斯科》……他被大家称为“反法西斯诗人”。1945年10月间，朱子奇奉命单独带发报员，赶往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1946年2月，他回到张家口，把苏军赠送的大量俄文书交“华北联大”，并协助成仿吾校长创办大型刊物《北方文化社》。他在该刊物和丁玲约稿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文艺创作主流近况的文章，他带回的100余首苏联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战歌，如红军之歌，和平颂、卡秋莎、青年近卫军歌等，很快唱遍各部队和各解放区。
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实职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工作，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著有诗集《春鸟集》《春草集》《友谊集》，散文集《十二月的莫斯科》《和平胜利的信号》《北京·莫斯科》，译有捷克涅兹瓦尔长诗《和平歌》等。至今，我仍记着1986年他献给国际和平年的诗集《爱的世界》中铿锵的话语：“我是用生命写诗，写生命的诗。这些，都只为着：让爱，能一点点挤走恨；让喜，一步步占领愁。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域外题材的航标。”
魏巍（中）朱子奇（右）
重读《飞向世界》——记第一次参加国际笔会、记巴黎国际笔会、访罗马尼亚、西欧三国、美国、日本、高尔基、斯特朗、尼扎姆丁、古丝坦·伏契科娃……异国的见闻、浓浓的情谊，主题都凝结成“和平——星球的希望”。正像著名作家康濯在“代序”中所说：“我认为作者所记录的国际风云的变幻与文学交往的浓情，既同时代紧密相连，又将中国与世界贯串一体，目光朗朗，感情真挚，知识也较丰富，特别是纪事与抒情结合交融之处，更不乏引人、动人、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平是他终生追求，爱与喜是他生命的动力。我想，如若他看到叙利亚战火和埃及骚乱，又该写出撼人肺腑的诗篇。
2013.10.16—10.17于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