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延安人，也许没有人不熟悉贺敬之《回延安》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不知多少次诵读过这激动人心的诗句，这是写出了所有延安人的心声！
1938年春天，13岁的贺敬之穿着母亲在衣角里缝了5块钱的衣服，开始了同逃难人群一起流亡的生活。他家在山东，离台儿庄只有8公里，台儿庄战役打响后，硝烟、火光、机枪声使他无法再平静生活，他们四个同学结伴去寻找撤到四川的母校。两年的流亡、读书，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读到了鲁迅、蒋光慈、艾青、田间等的作品，受到进步教师的鼓励和影响，萌发了“到延安去”的强烈念头，不满16岁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潺潺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
到了延安以后，贺敬之要考鲁艺，考官就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在面试时，何其芳问了几个问题，因年龄小回答不太完满，何和蔼地对他说鲁艺现在正规化了，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建议他考青干校。他觉得无望了，发榜那天竟没去看。可同学告诉他榜上有他的名字。原来是面试时他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何其芳决定录取他，成为“鲁艺”年龄最小的学员，延安人称他“小后生”。年龄小，但学习的劲头很足，没有毛笔，没有宣纸，写毛笔字临帖有极大困难，就精心读帖，靠办黑板报和在延河边的沙滩上练字。上课时认真听取周立波、何其芳、陈芳梅老师的精彩讲课，拼命地汲取文学营养，对他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贺敬之的思想指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幸参加了他回延安举办的座谈会，他曾动情地说“延安决定了我一生，延安是我的真正的生命的开始，这在我以后的诗里面我都写过的，《回延安》那首诗里面我不是有这么几句话：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母亲’是党，是革命，是延安，延安永远在我心中，革命永远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妈妈，我不会变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艺学员大部分没有参加，包括当时还不满18岁的贺敬之。他们多么盼望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指示。5月30日，“鲁艺”院长周扬把毛主席请来了！就在篮球场中央，穿着打着补丁旧军装的毛主席作了一次讲演，贺敬之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讲演中，毛泽东提出了“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既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进一步阐释，更为“鲁艺”师生打响了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发令枪。随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
为了创作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鲁艺”的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采风，贺敬之也来到田间地头，收集民歌民谣。次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他和师生一起到南泥湾烧过木炭。那时这里山林遮日，渺无人烟，野兽出没，住的树枝搭的草篷，喝的沟里流出的苦水。有吧嗒烟袋锅的老大爷哼的“南泥湾啊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狼豹黄羊山鸡窜，一片荒凉少人烟”。还有童养媳出身的李大嫂唱的信天游“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这些群众歌曲给他的艺术园地增加了新的营养。
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发起拥军运动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也发起拥政爱民月。延安文艺界组成劳军团和秧歌队，领导布置他赶写一出《挑花篮》的歌舞剧。他决定用信天游的形式写歌词。3月初，秧歌队在萧三、艾青的率领下来到南泥湾，受到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3月15日，旅部召开拥军大会，秧歌队的文艺节目博得阵阵掌声，尤其是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反映南泥湾巨变的《挑花篮》最吸引人。当唱到“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呀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时，在座的官兵顿时沸腾起来，从此，“花篮的花儿香”和“三五九旅是模范”的歌声传向远方。
《翻身道情》是贺敬之创作的另一首歌，真实而生动地表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竟然没有人知道这是贺敬之创作的，反而认为它是一首民间流传的歌曲。在这一时期，他与马可合作了《毛泽东之歌》，与李焕之合作了《朱德歌》，还写了《八路军开荒歌》等优秀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南泥湾》被编入大型歌剧《东方红》中，经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延安时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西北部一个山村里，有一户老佃农，他有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上看上了，这个地主就以讨租子为名逼死了老佃农，强行霸占了他的女儿。这个地主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淫欲后，厌弃了佃农的女儿，想娶新人，就阴谋害死她。幸亏一个善良的老妈子知道了，在深夜把她偷偷地放走了。她逃出地主家后，背负着仇恨在山洞里生活了儿年，由于缺吃少穿，不见阳光，就全身发白，成了“白毛女”。为了活下去，她就去偷奶奶庙里的供献吃，被村民们误以为“白毛仙姑”。抗战后，八路军来到这里，把她解救了出来，人们才知道了她的悲惨身世……
这年秋天，仍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稿，托人带给“鲁艺”的周扬。周扬有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以这两个故事为蓝本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他把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交给“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更大胆，竟让初出茅庐的贺敬之来担任歌剧《白毛女》的编剧。
20岁的贺敬之不敢接，“我太年轻了，担心写不好。”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放下包袱，“你既然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又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组织相信你，你就放心去写吧。”贺敬之连夜奋战，边写边流泪。他曾讲过，“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这一幕我写得很专心，写到杨白劳自杀了，我精神恍惚。第二天有同学讲：贺敬之疯了，六亲不认了啊！其实，到延安后我就写过一篇名为《两根秫秸》的中篇小说，写的时候我也哭了。小说描写一个老农民，瘦得像两根秫秸一样。他就是后来我写的杨白劳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剧本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试排试演，一次次听取院内师生和院外人民群众意见，开创了边写边排边修改的“流水作业”新方式。就在即将完稿时，贺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另一位编剧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前一天，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来自全国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全都赶来了。毛泽东主席来了，朱德总司令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当时拉大幕的贺敬之时刻注意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他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当演员们高唱‘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主席禁不住擦起了眼泪……”由于戏票紧俏，陈赓将军坐在窗台上看完了演出，立即找到贺敬之：“把剧本、曲谱给我一份，‘七大’之后我要把它们带回前方，让前方群众也排《白毛女》。”贺敬之答：“我们还得再修改修改。”“不川改了，这样就行了。这个戏至少能演20年！”
从延安党校礼堂演出开始，《白毛女》在延安前前后后共演出了三十多场，机关、部队、群众，大多数人都看过了，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远远地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歌曲。人们都同情喜儿和杨白劳，痛恨黄世仁、穆仁智、黄母。一次在怀来演出，当演到斗争黄世仁那一幕时，随着台上群众演员“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声，台下突然飞来无数果子，一个正好打到陈强眼上，第二天他就成了“乌眼青”。还有一次在河间演出，也是演到最后一幕战士们在台下泣不成声，突然，一位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舞台上的“黄世仁”。幸运的是，紧要关头，这位战士的举动被班长发现了，把他的枪夺走了。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白毛女》演出盛况说：“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田汉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白毛女》不仅在中国引起轰动，在国外也受到热烈欢迎。1951年，在德国柏林和德累斯顿演出《白毛女》，谢幕时观众献给“喜儿”的鲜花都快抱不动了，可饰演黄世仁的陈强却一枝花也没有，有人想献给陈强一把花，一位老太太竟然大喊起来：“不许给他——”那人只好把花又从“黄世仁”手中夺过来，重新献给“喜儿”，引起全场观众大笑……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并于1958年来到中国演出，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彩虹。1966年，参加新闻工作不久的我曾采访接待过这个团，亲耳听过清水正夫讲过改编时的艰辛。
1956年贺敬之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青年造林大会，回到离别10年多的延安。会议期间，他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各处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种了树，又探访了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十几天来一直心情激动。十年之后重返延安，确实好像“分别十年又回家”一样。看到宝塔山，不由想起“小米养活我长大”的艰苦岁月，想到慈母般的党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关怀和培养。大会结束前要开一个联欢会，主办方计划让贺敬之出一个节目，他就想用陕北信天游的曲调，把几天来的感受和心情唱出来。夜间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得流着泪，就写成了《回延安》。延安的三月还很冷，不料感冒嗓子失声，没能上台，就把文字稿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听吧，那感情是多么挚热：
这首诗发表后，延安人欢呼雀跃，特别是我们这些青少年，多少次晚会都成为保留节目。我那时正出于对诗的狂热期，手里常拿着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集，不止一次地在何其芳的《关于写诗和读诗》中寻找写作的诀窍。后来，他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三门峡歌》《十月颂歌》等著名诗篇在社会广为流传，也成为我反复吟诵的珍藏教材。
贺敬之确实把延安当成自己的家，在延安电视台的专访中他坦承自己是延安人。建国后他多次回延安，在我的记忆中是前辈作家中最多的。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有一枚闲章——上面刻着“延河子”三个字。这表明他对延安的感情就像他在《放声歌唱》里说的那样：“我的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我“是吃了延安的小米饭长大的”。
2013年5月7日—10日，为了纪念延安鲁艺建校75周年，原延安鲁艺校友及子女近百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汇聚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重回延安寻根之旅——弘扬鲁艺精神，共建鲁艺家园”系列活动。贺敬之和他尊称为学长的黎辛相约回延，和近百名校友的子女们一起参观了母校鲁艺校址，共同缅怀了先后逝世的吴玉章、周扬、沙可夫、赵毅敏、宋侃夫等老院长、老领导，缅怀了先后逝世的一位位做出卓越贡献的鲁艺师生们。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他的生活一帆风顺，后来才知道他也经受过各种政治运动的考验，他曾戏谑说“我也是‘老运动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贺敬之就被错整成“特务”，审查了一年多；1955年，因解放前的诗作受到胡风的称赞，被隔离审查了半年多，刚刚重获自由就写出激情洋溢的《回延安》；1957年“反右”时，他和丁玲的密切关系再一次作为重点对象被批；1958年大跃进中又对“放卫星”有怀疑，在反右派和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批判，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文革”十年，贺敬之夫妇身陷桎梏，患上了肺病、肝病、心脏病。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贺敬之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当上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党支部书记，但很快又被撤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专门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这么多的磨难，多亏有善良、坚强的妻子柯岩陪伴。说到柯岩还得扯远一些。1949年底，中宣部组织以巴金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赴朝鲜访问，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组织大家学习时发现贺敬之气色灰暗，像有重病在身，就劝他放弃，这时他认识了柯岩。1953年10月，柯岩即将赴朝鲜前线采访，在丁玲等同志的撮合下，婚后的第7天柯岩就去了朝鲜前线。1954年，贺敬之受《人民文学》之约给儿童写诗，这可难坏了叱咤风云的大诗人。他伏案写了一夜，却仅仅写出不多的几行。柯岩已睡醒一觉，见贺敬之还在托腮凝思，安慰说：“你去睡觉，让我来试试。”柯岩平时对儿童的感情和童年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如潮般在胸中翻腾，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扑面而来，她满怀激情地连续写了9首儿童诗。贺敬之读着这些充满童趣的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很快选了几首寄给了《人民文学》。这就是《人民文学》1955年第12期刊发的柯岩《儿童诗三首》。正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柯岩从戏剧创作拉进诗歌领域，成了一个著名的儿童诗人。
1991年，贺敬之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当时人们谈癌色变。医生建议他动手术，但他的一些癌症朋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比较适合他。贺敬之也没多说，只是紧紧地拉着柯岩的手，两人手拉手回了家。他们坚信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柯岩也是个“老病号”，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确诊为肾结核，被切除了右肾。1996年9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又需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从上午做到傍晚，足足用去8个小时，手术成功了，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这天正好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31个单位联合举办“柯岩作品研讨会”的日子。这一对伉俪作家携手相扶，既顶住政治风雨，也笑对病魔折磨，柯岩不幸于82岁辞世，贺敬之已92岁仍挥舞着五彩的诗笔。
除了夫妻的恩爱，他们这代人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贺敬之曾在2015年12月接受《文汇报》首席记者江胜信的采访时说：“既然你参加革命了，革命当然要审查你，革命还要对你提要求，革命里还有纪律。”他认为，“这些对知识分子都是考验。战场上出生入死，敌人的拷打、诱降，同志们的批评、审查甚至冤枉，都会影响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变化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最后认清主流、支流、发展方向，形成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978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代部长，积极热情地参与解决为胡风平反、为冯雪峰平反、为丁玲平反等重大历史疑难问题。尽管每个问题都困难重重，但他矢志不渝，不怕压力，坚持到底，直到彻底解决，充分体现了他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他曾为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诗友写了首诗《赠诗友》：“诗心未负江山债，/诗人非属江郎才。/历难更开新诗境，/黄河九曲诗汛来。”他一生喜酒，但极少喝醉，但酒也让他吐露深藏的心声。参观了吉林长白山后，他挥毫写了首《长白山天池歌》：“半生长饮未深醉，总有千喜与万悲。为求环球大同宴，来倾天池试醉归！”读到这里我不觉朗诵起他那豪壮的诗句：“放声歌唱吧！大声些，大声，大声！把笔变成千丈长虹，好描绘我们的时代的多彩的面容。让万声雷鸣在胸中滚动，好唱出赞美祖国的歌声！”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吗？可看看目前，不少高官、巨富、“精英”改换国籍、大肆转移财产，连家国都不要，还能让国家兴旺吗？我以为深水区改革只能用像贺敬之这种有大爱和追求的勇士才可成功！
2015.12.13—12.22冬至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