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多少次吟诵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每回味这样的诗句，都激起内心的层层波澜，对诗人巅峰跌浪的悲壮人生多了许多敬仰和唏嘘。
说到诗人艾青奔赴延安，还得从早些时候说起。
1929年他在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学习绘画，接触了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1932年冬日的早晨，一个狭小的看守所窗口、一片茫茫的雪景触发了诗人对保姆的怀念，诗人激情澎湃地写下了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诗人不是单纯怀念自己幼年时给予自己不少温暖的连名字也没有的保姆“大叶荷”，而是让大堰河成了一个象征，大地的象征，一个中国土地上辛勤劳动者的象征，一个伟大母亲的象征。该诗具有一种奔放的气势，优美流畅的节奏，表达了诗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感情，于1934年发表后诗人一跃成为中国诗坛上的明星。1938年11月17日，他的《我爱这土地》更成为诗歌的经典：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这首诗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的表白。它使人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嘶哑的喉咙”，让我们看到这是一只饱受磨难的鸟，但他的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不仅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更是全民族普遍的爱国情绪的浓缩。艾青以这两句诗，抒发了那个时代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
出狱后，1940年5月，艾青从湖南新宁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重庆北碚）教了一段时间书。在这里，经郭沫若介绍，艾青认识了周恩来。艾青的声名，在当时是很大的，但他却仍然主要靠稿费生活。周恩来了解后，便在育才学校的一次讲话里明确地说：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是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的。不久，艾青住到了重庆城里的张家花园，这里是“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住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遵照周恩来的安排，艾青奔往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时任总书记的洛甫和中宣部长凯丰就找他谈话，征询对以后工作和生活的意见。当时，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两个地方可以由艾青挑选。艾青最终选择了丁玲领导的“文抗”。
艾青来时，正值延安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尽管如此，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艾青日子仍过得悠闲自在。在到延安不久后创作的《古松》一诗中，艾青写道——“你和这山岩一同呼吸一同生存/你比生你的土地显得更老/比山崖下的河流显得更老/你的身体又弯曲，又倾斜/好像载负过无数的通路/你的裂皱是那么深，那么宽/而又那么繁复交错”。
在艾青看来，延安这片新天地，洋溢着非常理想、明朗的气象，时代好像远方的火车，朝我们轰隆隆地驰来了，是非常感染人的。可是，又深感自己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不能发出自己同时代合拍的更响亮的声音，不能歌唱得更好。抒发个人深切感受的《时代》袒露了诗人的心迹：“我爱它胜过我曾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这首写于1941年12月16日的诗作，是艾青对时代的感受，当然也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引发的情绪和思考的产物。艾青努力融入时代，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汲取了诗情，创作风格也有了明显变化，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奋发昂扬。
艾青初到延安，受到了高度重视。当年7月的一个晚上，得到通知，艾青去杨家岭土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11月6日，毛泽东在参议会发表演说震撼了艾青，深刻的印象是毛泽东讲话很厉害，很集中，概括力很强，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他的诗情被激发，情不自禁拿起了笔，创作了到达延安后的第一首赞歌——《毛泽东》。
1942年初、作家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等反映延安负面情形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特发短信邀艾青面谈。因毛泽东晚上还提着马灯看过尖锐批评延安的文章，觉得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发这样的文章是不对的，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当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便建议说：“毛主席，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过了几天，毛泽东又让人给艾青捎来一封信，要他代自己收集有关文艺方针方面的反面意见，艾青没有去收集，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一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初稿写成后，他附了一封信，一起交给了毛泽东。又几天，毛泽东派马接艾青深谈，将他的文章递过来，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艾青拿出纸笔，准备记录，但是窑洞内的地面不大平整，桌子有些摇晃。艾青想到窑洞外面寻点东西垫一下，不料，毛泽东快步出去，马上拣了一块小东西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他的动作相当敏捷，给了艾青很深的印象。艾青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提起此事，还强调说：“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毛泽东当天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艾青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对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态度，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的的确确是一个文艺家的切身感受，也是一位诗人的真挚肺腑之言。这篇修订好的文章，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因为文章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议论又切实而深刻，发表后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完不久，艾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随即回信说，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那时的延安，尊重知识分子的气氛很浓，中央领导礼贤下士，绝没有君臣之别，而只有赤心相照。没过几天，毛泽东来到艾青的住地看望他。一边看着艾青窑洞前种的蔬菜花卉，一边跟艾青聊了起来。在谈到艾青要去前线的请求时，重申了他在信里的建议，希望艾青留在延安学习一点马列的著作后再去。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艾青留了下来，继续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马列主义。
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影响，艾青开始试着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文艺创作。当时，陕北秧歌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流传十分广泛，艾青这位喝过洋墨水的诗人也参与其中，担任了中央党校的秧歌队副队长。有一段时间，整天都可以看到他出没于文化沟口的街头艺术台上，手里拎着一卷诗稿和浆糊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为了提高节目质量，他还到三边农村等地观看了民众秧歌那种充满激情、节奏明朗、动作粗犷奔放而又巧妙别致的演出。有感于此，艾青写出了《论秧歌剧的形式》一文。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读了艾青文章的初稿，马上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信：“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多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6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后来在一个晚会上，毛泽东见到艾青，还特别鼓励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30篇。”
在诗歌创作方面，艾青也努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工农兵结合，1942年下半年出现了创作上的小高潮。《野火》《风的歌》《希特勒》《献给乡村的诗》《悼词》《向世界宣布吧》等，不再是过去作品中的忧郁底色，代之而起的是昂扬、向上的气息。1943年年初，艾青到了枣园，采访了当时一位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在吴满有家里住了两天，对这个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标兵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很快，艾青试着用极通俗化的叙事诗方式，写出一首名为《吴满有》的720行长诗。这首诗发表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解放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他的努力使他获得了相应的荣誉，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模大会，艾青和《白毛女》的词作者贺敬之、《逼上梁山》执笔人之一的杨绍萱等人，被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出席大会，获得了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称号及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世纪三十年代他出版的诗集有《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等，受凡尔哈仑等外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咏叹民族命运，呈现出忧郁、感伤的风格。在延安革命的烘炉中他感到不适应就尽力压缩身上的“小我”，竭力融入革命队伍的“大我”中去。公正地讲，他是自觉的。
1942年1月14日，他的《太阳的话》，是诗人的一首代言诗，富有浪漫气息：“打开你们的窗子吧/打开你们的板门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进到你们的小屋里/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快起来，快起来/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把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中国古代诗人钟情歌咏月亮，歌咏它的柔和、明媚、纯洁、恬静。艾青填补了诗歌创作的空白，为我们歌咏了太阳的美、太阳的善和太阳的真，让我们认识到了太阳的重要。诗人写太阳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言，代言的是民主政治，是能够给人类带来解放的民主政体。
但是作为大作家的他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1941年6月17、18、19日，《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长篇理论批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盛气凌人的口气导致了萧军、白朗、舒群、罗烽、艾青五人参加、联名签发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的文章。就在五人联名的文章发表次日，萧军就收到了毛泽东的书信，信中除诚恳爱护之意外亦略含批评，艾青恍然大悟，才知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正像他的夫人高瑛回忆的“艾青为人真诚，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会说假话”。“漫谈”风波击碎了艾青对延安文人圈子的幻想，恰逢此时，艾青又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写了长诗《我的父亲》，呈现出强烈的内心冲突。在多年之后一篇回忆文章中，艾青曾反思：“《我的父亲》是在延安写的，那时实际上已开始‘整风’，需要写工农兵的、大众化的作品，写那个东西，当时在延安似乎不大适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发表后受到批评曾求助于艾青，不懂政治且又爱抱不平的艾青连夜著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强调作家的独立精神，显露了艾青一贯对于创作及其主体的认识，明确表示了某种知识分子的清高。虽然这篇文章也受到非议，后来得到毛泽东的包容和鼓励，他的人生轨迹并未受到影响。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艾青在文艺界开始遭到批评，但他仍乐观自信。他爱上小他23岁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高瑛，认为她率真、美丽、天真、典雅，不隐瞒任何事情，又是一个要强的人。195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生日，也是他同高瑛结婚的日子。艾青和高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运动正在向他们逼近，婚姻的开始也是苦难的开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丁玲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作为丁玲的朋友，艾青想不通。虽然他只是说了“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在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的话。他说的是真话，但被责令检查，接着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12月被开除出党；1958年4月被撤消一切职务。作为“大右派”的妻子，高瑛也受到迫害。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高瑛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后来，右派分子都要从北京扫地出门，多亏王震将军敢冒风险，接收了一批右派到东北建设兵团，还把艾青安排成一个林场副场长。然而好景不长，他又被遣送到新疆兵团。在新疆的16年间，艾青整整打扫了5年厕所，住过“干打垒”和地窨子，吃过从垃圾堆中捡回的羊蹄和冻死的乳猪。可他不顾右眼失明和病躯，做苦力之余还想创作，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冒险写过一些诗。他确实不是用手而是用心，字字行行都浸透着他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情感。多亏有高瑛始终陪伴才使他度过20来年艰难屈辱的生活。
1979年平反后，艾青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出访了欧、美和亚洲的不少国家。重又执笔，他诗泉如涌，创作出现了另一个高潮。《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是精心构撰的长诗，还有大量篇什短小精悍，主题接续三四十年代渴求光明、真理的情思线索，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并有大幅度延伸，更为深沉、凝重、睿智。他创作的有诗集《彩色的诗》《域外集》，出版了《艾青叙事诗选》《艾青抒情诗选》，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和《艾青全集》。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1980年他与马烽等去巴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国际讨论会”，会场挂《致艾青》诗：“昔日在巴黎是画家，今日返巴黎是诗人。五十春秋过去了，心儿却永远年轻。如今重新拿起笔，画一艘大三桅船搏击暴风！前进，饱经沧桑的斗士，前进，在大海上，在浪涛中！”85年3月，法总统授予他“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这是中国诗人得到的第一个国外文学艺术的最高大奖。总理希拉克赞扬黄育顺博士翻译的艾青的诗《礁石——诗与语言》。在欧洲三国访问中，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尤其是他的《慕尼黑》一诗，竟使一位德国妇女感动得流下热泪，她说：“真没想到一个中国人会对我们民族的灾难理解得如此深刻。”
令人兴奋的是，不少专家学者和有识之上，呼吁给艾青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如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的亚马多，澳门的官龙耀，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一致呼吁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发给艾青！澳门的官龙耀曾在《澳门杂志》第一期即创刊号上发表《提名中国大诗人艾青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文章洋洋洒洒，以生动而不乏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了艾青的历史和近况，最后说：“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界亲切地汇合……我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特别是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这位汉学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艾青的粉丝，曾来北京，拜访过艾青，还把艾青的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他在1984年写信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中国政府正式提名。尽管因种种原因艾青未获殊荣，但他在世界诗坛的位置不容低估。
1996年3月，国学大家文怀沙写诗贺艾青八秩与高瑛结缡40年：“人间重晚晴兮诗贵忠诚，如松匪石兮艾青高瑛。相依偕老兮鹣鲽恩情，甘苦共喻兮四十年之坚贞。庆翁八六遐寿兮踵老彭，贺红宝婚兮采晶莹。”这或许是对他一生的精妙概括。
2015.11.25—11.30于新华园
（原载2016年第2期《桥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