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延安时期的作家，不能不提到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陈学昭。
按我国目前的干部标准，当年去延安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谁的学历最高？应该算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
陈学昭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于钱塘江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七岁时父亲谢世，兄长们对她管教极严，动则责骂、罚跪、饿饭，但她不讨饶，养成倔强、反抗的性格，争分夺秒把家中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1923年初冬，看到《时报》上刊有‘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通告，18岁的她寄去第一篇稿子，在1924年元旦登出，还被评为第二名，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的信，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陆续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自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
由于投稿，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孙伏园、孙伏熙、章锡琛、瞿秋白等文坛大家，而且成为瞿秋白、杨之华夫妻、茅盾、孔德沚夫妻、鲁迅、许广平夫妻家的常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散文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
1927年，她留学法国，受到童年好友季志仁的接待，又认识了蔡元培先生的儿子蔡柏龄，后来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并担任《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写稿，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不少散文还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柔石主编的《朝华》旬刊上。那些抒情散文，将所见所感——人、物、情、景融为一体，产生强烈感染力。后文章结集出版《忆巴黎》《旅伴》，还出版长篇小说《南风的梦》中篇小说集《如梦》等。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常与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龄一起搞点翻译，他们合作翻译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细雅》（由季志仁执笔翻译）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悲剧《贝兰阿斯与梅丽桑特》。
1929年，同在巴黎里昂大学医科大学上学的何穆不停给陈学昭寄来求爱信，并且从里昂追来巴黎，虽然内心不爱，但在何的百般纠缠下于31年结为夫妻，铸下一生的大错。32年4月生一男孩。34年11月，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给她颁发了文学博士学位。因母亲去世，她结束了9年的留学生活，两人在35年2月回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何穆来到四川重庆，在涪陵乡下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遂有了去延安的强烈愿望。
抗战的烈火在燃烧，战争带来死亡，也带来新生，在这个烽火岁月里，陈学昭面临抉择。当时，国统区的中央大学邀她当教授，但不愿做亡国奴的信念让：她在1937年夏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要求去延安。董必武无法将这位穿着法国呢大衣、举止欧化的女性和“要求去延安”这件事联系起来，后来看她态度坚决，同意和延安联系。正好黄炎培先生主办的《国讯》周刊由孙起孟先生担任总编，聘她为特约记者去延安写很多人迫切了解的有关延安的通讯。冲破重重关卡，何穆带着自己的手提X光机和陈学昭及7岁的孩子于38年8月举家来到延安。延安特别尊重外来知识分子，允许“来去自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安排，曾获法国都鲁士大学医学博士的何穆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每月拿15元津贴，孩子免费寄托在公家办的托儿所里，陈学昭并没有参加到革命队伍里，平时以一个记者的自由身份，对延安革命队伍和乡土民情进行采访，然后在自己的窑洞里陆续写成文章，托人设法带到重庆，在《国讯》旬刊上发表。
初到延安，陈学昭被安排住在城里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因为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她做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在招待所住了九天吃了27个葱炒蛋。这中间她发现其他人都吃小米饭，请求取消这特殊待遇，但依然如此。不久，她就应丈夫要求，搬到何穆所工作的边区医院。她每天的任务就是采访，写作。她最先采访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洛甫，进入七八尺宽、丈把深的土窑洞，看到只有几块木板支起的铺，一只旧的已拐脚的书桌，只有一个靠手的藤椅，没想到红军的领导人就这样简朴。在李富春的安排下，他采访了许多中共领导朱德、周恩来、董必武以及谭政、周扬、高自立、成仿吾和妇联会、鲁艺、抗大、陕北公学……也接触了许多战士和普通老百姓。
一天午饭前，她得到了通知：“午后二时去见毛主席。”到了下午二点，陈学昭在一个通信员的带领下，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路，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凤凰山麓。刚进门毛泽东站了起来：“欢迎你来延安。”陈学昭以十分快捷的速度，对毛泽东的住处观察了一番：屋子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幅全国地图，靠窗是一只白木写字台，或许木料不好，台面已经凹进；台面上铺着一张暗花花纹的漆布，也已开始破裂。桌上堆着一些书籍、文件。靠墙壁还有一只行军床，并有几张只有靠背没有扶手的椅子。
坐在她面前的毛泽东穿一套青布单军装，上衣的钮扣没扣上，显得很随便的样子，但头发却是整饰过的。那年毛泽东已四十五岁，陈学昭不过三十二岁。在未见毛泽东之前，她只听说毛主席喜欢说笑话、打比方，每次对抗大或别的学校学生做报告时，总有些笑话和比方夹在当中。但今天与她谈话，却没有任何笑话和比方。她只感到他很礼貌，很客气，也很温和文雅，而且很质朴，阔大的额角和锐利的眼光，不时透露出他的智慧。联想到她前些日子在延安的采访和所见所闻，此时的她不由得有点肃然起敬。知道毛泽东很忙，不想把谈话拉得很长而耽搁了他的时间，只提问：“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隔断了，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
毛泽东微笑着，用一种沉重而又十分有力的话音回答道：“有办法，靠老百姓么。我们还可以打游击！”
听毛泽东谈到打游击，她便接着问道：“抗战自去年爆发以来，也有一年了，八路军在前方作战取得了哪些成绩”毛泽东介绍她去见秘书长李亦如先生：“那边能找到你所要知道的种种情况。”
要参观采访的地方是那么多，没有车只靠两条腿跑，但她兴致极高，不断写出报道，特别对日本军机轰炸延安的事实有详细报道。她认为延安虽然贫穷，“却是令人十分留恋的”，是一个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一个可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美好未来想象的世界，“他们能够把一个极大的目标，也是人人所仰望着的，清楚地摆在各人的面前”。她渐渐爱上这座高原小城，激动地写道：“傍晚，当炎热退去的时候，我欢喜上坡下坡，瞭望延安的城市。延水在山脚下浅浅地流着，延安的市容比起南岸望重庆，美丽得多……”她就这样写着，最后写成了22多万字的《延安访问记》。
由于她在延安采访的时间较长，在发现美好的延安的同时，也看到不少落后的现象，如：养懒，浪费，对知识分子不够尊重，把一些不好的人弄到学校去当老师……她通过知识女性对生活的细腻感触和观察，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获得独到的见识。尽管此前，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有大量关于延安的文字报道，但毕竟有文化的深层阻隔，难得见到事实背后的深刻透视。而国内记者范长江、陆诒等人对延安的报道，时间太短，流于事态的表象描述和政治政策阐述稍多。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兼备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长，所以在同类文字中显得更加珍贵。特别是散文，淡雅清丽，不饰雕凿，不加渲染，让人沉迷陶醉。
在延安住的日子一长，各种矛盾接踵而来。何穆一心想搞个正规医院，对边区医院的因陋就简很不习惯，与领导的纠葛越来越多，从而萌生重回国统区去私人开业的念头。于是，陈学昭、何穆夫妻带着孩子于1939年初夏离开延安回到重庆。
但是，由于陈学昭的文章在《国讯》连载，受到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刁难，先是半途停载，三联书店计划出单行本的纸型也被查封，特务时时跟踪，弄得不得安生。不幸的是，孩子因出麻疹患脑炎在年底夭亡……沉重的压力和万般无奈，使他俩于1940年12月下了再次去延安的决心。可是这次更不顺利，在经过同官（今铜川）时，被国民党一批武装特务扣留，并一再追问里面有没有陈学昭？多亏她事前把随身带的博士学位证书、照片及版税折子等证明个人身份的东西统统撕成碎片，塞在床头边地下老鼠洞里了，这一破釜沉舟之举使她躲过一劫，也表现了献身革命的坚强意志。被扣19天，后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才被放行来到延安。1941年1月4日，文协延安分会举行年会，欢迎她和于黑丁、曾克等从大后方归来的人，8月，还选为文协候补理事，可是，丧子的悲痛加之夫妻感情的裂痕，使她沉寂了一年多时间。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她和丁玲、刘白羽、艾青、欧阳山、萧军、舒群、于黑丁等一起参加讨论，深刻地反省自己，回想写作20年来，为谁写作并没有弄清楚。又学习整风文件，愈来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必须在整风运动中改造、消灭掉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沉溺在夫妻恩怨的个人主义包裹里，她毅然于8月办理了离婚手续，自己带着生育不久的女儿走进新生活。
12月，陈学昭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不长时间，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陈学昭被列入《解放日报》社第二个受审查的对象。审干抢救运动就是在公众面前人人过关，并按一定的比例“抢救”出曾经落水者或必须打倒消灭的敌特分子。她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的情况，一直到调进《解放日报》社工作的经过。经过一周反反复复、极其严格的讨论，最后给她做了结论，没有遗留什么待查的问题。
1943年2月，陈学昭又投身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以生产粮食为主，女同志以生产布匹为主，在家纺纱，每天在报社工作三小时半，其余五小时半用来纺纱，完成八斗半的公粮任务。她不得不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来摇纺车，最初的艰难真难以想象，比做一天苦工还累。她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第一次上纺纱车的心境说。她起初看不起这简单的纺车，觉得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后来，她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终于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她把纺纱当作一门学问，不仅能够完成定额生产任务，而且还能超产，并培养了自己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大生产运动后期，她从报社被调到中央党校四部担任文化教员，1945年7月，特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被马上接纳为中共正式党员。
陈学昭第二次在延安期间采写了不少新闻通讯，像《访马杏儿》《抗属英雄折碧莲》等，还发表了诗歌《十倍的打击》《边区是我们的家》和随笔《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等30多篇，成为宣传战线的英勇战士。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本溪后，分配到《东北日报》社工作。突然接组织通知，让她辗转去香港出国从事外交工作。这段时间她把从延安到东北的行军见闻结集成《漫走解放区》。不知是领导决策随意还是战事紧张，当她回到张家口后，又接通知暂不出国先返延安。1946年10月31日黄昏，她第三次回到延安，谁知广场挤满了人，原来延安也正在疏散。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
在延安仅仅呆了三个多月，1947年3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呆了近八年，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她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3月18日，她们撤到安塞乡下，看到一批一批的飞机飞向延安，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紧急通知个人尽量简装，其它东西一律坚壁。她迟疑好一阵，硬是把写了一半的十多万字的书稿打在背包里。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半年后，她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半部分。
三十年代末她曾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伟大的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想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工作着是美丽的》的小说以自己生活为线索，以本人经历为原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极深、革命斗争极艰难的国家，一个女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不平而又不断前进的道路。在艺术上，这部小说很有独特风格，它突破一般小说的框框，全篇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着力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一贯到底的人物只有李娜裳一人，故事、人物仿佛信笔而写，给人十分真实之感。行文充满散文美、自然美。特别是她得出的结论：“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人的品质也是可以慢慢改造的，……从前，我也觉得人生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从前，我找的是我个人的幸福，今天，幸福是属于大众的，在大众的幸福里，我也分得一份；并且，只要健康，还能够工作，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今天读这段话，不是更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吗？
此后，陈学昭经组织安排再到哈尔滨，并于1948年2月收到经邓颖超、蔡畅转来年轻时的好友蔡柏龄一年前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更激起她对于到欧洲工作的向往。7月底，她接通知让她准备行装，取道苏联、华沙，再到巴黎。然而，就在临出发的前夜，组织上又紧急通知她取消出国。
如果她去了欧洲和蔡柏龄结合；如果她改搞外事工作，也许走出的是另一种命运轨迹。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此时已是1949年7月，经组织安排，她从东北到北平、天津，最后回家乡浙江，立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和土改工作，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梅家坞龙井茶区？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
这期间，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写了不少散文、游记、随笔。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然而，历史常常无缘由地折磨人！1957年3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来到杭州登门拜访，鼓励她在大鸣大放会上讲话，她随意讲了几句，其中有“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成了她恶毒攻击党的罪证，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被赶出原来的住处，停发工资，取消公费医疗。她写的著名的自传性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刚重版就在书店被封禁，她翻译的童话《〈噼啪〉及其它故事》本已付印，也被拆版。之后，陈学昭又被责令到绍兴县文化馆当扫地抹桌的清洁工，黑夜看管房子。“文化大革命”中，她的遭遇更惨。她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都被诬蔑为“大毒草”。残酷的折磨，并没有把陈学昭压倒。那些年，只要遇到可以说一两句心里话的老同志，她就会含着热泪说：“要活下去！活下去！”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80岁寿辰时，陈云曾亲笔书写条幅赠送她，内容是白居易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邓颖超与陈学昭留影
1979年2月，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她离开了杭州大学，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0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对过去的不幸，既不去管，也不计较，她说：“只要一息尚存，我要继续战斗，继续工作！”1965年以前，又断断续续写《工作着是美丽的》第二部，中间经过多少波折，陈学昭把满头的黑发都写白了，终于在1979年，两卷才得以合出，它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极深，革命斗争极艰难的国家，一个女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不平而又不断前进的道路。？
1982年，蔡柏龄带着家人回中国探访。两位迟暮老人回忆从法国分手后四十五年的沧桑人生，含泪总结说中国是一个习惯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人们能痛到受伤的心里结了茧，冷得连什么都感不到了，还是不知道吸取教训。这个结论真需我们深思。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走完了她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讣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现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文联名誉委员、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学昭在杭州病逝，终年85岁……她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女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
2015.10.30—11.13于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