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延安时期的作家，首先要提到的是丁玲。尽管文坛对她存在异议，不少读者成为张爱玲和萧红的粉丝，却冷落了丁玲。但她是第一个奔向陕北红区的作家，在我们筹备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的汇报会上，她第一个发言支持，作为一个后辈的写作者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我觉得我有义务把她做再次介绍。
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初，日寇步步入侵，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丁玲编辑刊物，撰写文章，参与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呼吁抗日救国，为当局所不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将她绑架，押解南京拘禁。
三年后，丁玲由中共地下党营救出狱，义无反顾地投奔红色的希望——陕北。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得知丁玲地址找到她，问她可否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先去法国，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丁玲是引人注目的左翼作家。1928年2月，她在上海发表了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巨大反响，评论认为“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向一颗炸弹，大家不免为她的天才震惊了。”茅盾先生赞叹“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唱。”30年代，她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发表的中篇小说《水》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左翼文艺运动1931年最优秀的成果”。
对于丁玲的到来，毛泽东深表欢迎。她是第一个来到红区保安的女作家，中央特意为丁玲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宣部长凯丰致了欢迎词，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素以活泼、开朗称著的丁玲一身男装，神似一个俊小伙子，激动得一双浓眉大眼噙着泪光，当天便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她家住湖南临澧县的蒋家坪，其先祖蒋光业算是明末全国三个半大财主中的半个，世间一直传着她的祖上是因为掩护了败退的农民领袖李闯王而得到大笔财宝一夜间暴富的。而到她祖父时家产已败。丁玲于1904年出生，本名叫蒋冰之、蒋伟，早在长沙就读周南女中时与毛泽东的发妻杨开慧是同窗好友，因两人志趣相同，说话投机，杨开慧大丁玲三岁，常以姐妹相称。毛泽东听完丁玲的自述，不免勾起了往事，稍停一会儿，才用浓重的湘潭话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
席间，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她在国统区的不幸遭遇，丁玲诉说了所受的残暴折磨。听完丁玲的诉说，毛泽东不失风趣地劝慰道：“黑暗已成过去，身处光明世界，你可尽情发挥了。”又举杯邀请：“为出笼自由飞翔的小鸟丁玲同志干杯！”没等丁玲答话，毛泽东又问：“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做点什么事呢？”丁玲干脆地回答：“当红军！”毛泽东用慈祥的目光望着面前的假小子：“当红军？好啊，壮志凌云，不让须眉！”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即中国文联前身）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田汉、丁玲、成仿吾、欧阳山等16人当选为干事（即理事），次日的干事会上，丁玲当选为中国文学协会主任（即中国作协前身）。协会在中共中央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开辟了《红中副刊》，在36年11月30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也刊发了丁玲的代发刊词《刊尾随笔》。
11月2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对她如咏诗般地说：“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有一仗打，又能赶得上，跟杨尚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接着要警卫员叫来杨尚昆，让他们互相认识。24日，丁玲穿着红军服戴上红军帽，随杨尚昆北上来到定边地区。一个月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到了前线司令部政治部，满腔热情投入了战地生活：行军、训练、采访、著作，夜以继日，不让刻闲过。丁玲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红军官兵的好评，不久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高兴地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是由于工作调动，丁玲未收到这首词。次年二月，丁玲从前线凯旋，毛泽东满面春风，与丁玲握手相庆，第一句话就问：“你上前线后，我为你写过一首《临江仙》词，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只好照实回答说：“我没看到呀！”毛泽东没作声，在桌上寻找一张白纸，挥起毛笔，蘸上浓墨，又重写一遍，含笑递给丁玲：“你拿去吧！”丁玲望着龙飞凤舞、潇洒自如的毛笔字，细细品味，当读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时，受宠若惊，心潮澎湃，不由泪水夺眶而出，连说三个“谢谢主席栽培”，主席的诗词久闻其名，只是受之有愧，太过奖了。
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不负期望，很快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把全部热情和心血倾注到《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中。这部30万字的大型革命回忆录可称为中国文艺史上的创举。
1937年秋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新的局面。8月13日，一个以宣传抗战为主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诞生了，丁玲为该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辗转三千余里，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能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烽火硝烟里进行抗战演出113场，发通讯稿70多篇，创作抗战剧本24部、歌曲30余首、杂耍节目30多个，是抗战时期最负盛名的战地服务团。
1938年3月2日，西战团从山西返回西安为这个国统区的大城市进行舞台公演，专门创作了贴近现实的抗战三幕剧《突击》。剧本是团员塞克和随团的作家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集体创作的。由于主任、著名女作家丁玲先到西安打前站，“分头晋谒党政长官”，公演在易俗社演了5天11场，引起了轰动，媒体争相报道。西安《西北文化日报》3月17日发表消息，题目为《〈突击〉胜利了》，消息称：“昨晚首次公演成绩极佳，观众抗战情绪浓厚，团员们就是一支突击队。”西安《新秦晚报》3月17日报道说：“全剧自始至终均充满紧张空气，故博得观众之热烈欢迎，该剧在此时演出，尤其在敌人认为将要沦为战区的西安演出，实具有绝大意义云。”演出确实点燃了西安民众的心，西战团决定举行第二次公演，地点在南院门正声剧社，3天演了7场。但这还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又在易俗社公演3天7场，三次公演成为抗战初期西安的重大历史事件。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延安文化界队伍也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
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西战团奉命疏散，由于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便由副主任周巍峙带队，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4月，14岁的王昆生日刚过，就被选进了“西战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西战团开办了三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数百名文艺宣传骨干。又根据军区的指示，选拔了20余人组成了“武装宣传队”，到平山、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他们还创作了60多部剧本，如话剧《程贵之家》《模范公民》《慰劳》，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和孩子》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
丁玲前线的演出，不仅获得很大成功，也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陈明与丁玲是在延安认识的。1937年，20岁的陈明放弃了在上海商学院的学业，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奔赴延安。他参加了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演出，给丁玲很深印象。后来丁玲出任西战团主任，陈明是宣传股长，她对陈明非常好，陈明一次生病，丁玲把自己的伙食费省下来给他做好吃的，陈明有所觉察，但觉得自己和大作家有太大差距，不敢有非分之想。再说丁玲此前有过两次婚史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不乏追求者。这些鸿沟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恋情。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的《解放日报》正式创刊，丁玲负责文艺专栏。一次毛泽东问起丁玲的婚事，丁玲告诉他有个对象叫陈明，只是小13岁，但已相恋5年。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该办了！”1942年2月，丁玲与陈明结婚，毛泽东特意参加了婚礼，还给他俩送了一支水笔和日记本。
毛泽东把丁玲树为知识分子的标杆，对她寄予厚望。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丁玲虽成了党的人，但在工作实践中有意或无意中会偏离这个目标。不久，她写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矛盾问题为主旨的作品。今天，再看这些作品并没有多少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就成了重庆国民党宣传机关反共宣传的子弹。在主持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时，丁玲游离的似乎更远了。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她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当时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触动了“革命圣地”的部分脆弱神经，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不少人的强烈不满，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作为政治战略家的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丁玲虽然受了批评，其政治地位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要好好整风。”
延安整风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严厉的批评使丁玲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建国后她又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喂鸡，也许有了更多反思，无怪乎她1982年回延安重登《解放日报》所在地清凉山时，肯定心潮汹涌，苦吟出“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就再也想不出句子了。
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丁玲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不断接受锻炼和改造，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作品确是下了功夫并基本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由于作品所写题材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获得的成就，小说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丁玲整个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遗憾的是，在我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近20年间，丁玲是被批判的对象。她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70年入狱，75年才走出牢房。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彻底平反。我所在的单位就对三位爱好文艺创作的同志多次批判，罪名是“受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毒害”。被禁读的丁玲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我都没有读过。1999年8月16日至20日，在陈明同志的提议下，中国作协在延安召开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主题就是丁玲与延安，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和国内的学者、教授共80多人参加，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致开幕词，称赞“丁玲无疑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作家，她的作品与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求解放的革命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党组书记郑伯农作了闭幕讲话。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新加坡作家骆明发言说：“丁玲虽然还不能称为最伟大的作家，但这无损于丁玲，她至少是一个好人，一个中国式的好人，同时在中国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她可以跟鲁迅、茅盾等并列而无愧色。”1986年，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丁玲荣誉院士称号，院长沙·肯·加尔布雷斯称丁玲是“20世纪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1986年3月25日荣誉证书寄来时丁玲已于3月4日去世。让人欣喜的是，在她的故乡常德有一座诗墙，有关纪念丁玲的有5幅，其中3幅是毛泽东、鲁迅和叶圣陶的。鲁迅在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绑架后认为她会被处死，写了《悼丁君》：“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叶圣陶当年编辑《小说月报》时是最早发表丁玲小说《梦珂》的主编，在1979年5月28日丁玲出狱返京再次相会时，兴奋地写了《六幺令》：“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唯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庚续前书尚心热。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颜见华发。”这些才是对她的公正评价，她的光辉业绩，必将镌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史册上。
2015.10.19—10.26于新华园
（原载2015年第6期《红都》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