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成为报界的一员新兵，老编们就异口同声地告诫我，干这一行得向林放学习，你看他在《新民晚报》几乎一天一篇杂感，能从日常的小事中挖掘出深刻含义，笔风泼辣，篇篇珠玑……林放是谁？只知是著名杂文家，我也就每天争睹《新民晚报》上他的杂文。1982年年底，我随陕西新闻团去江西采访，顺道去了上海，我前一年结识的《新民晚报》副总编周珂带我去报社参观。在排字车间遇到一位老人正拿着报样忙碌，周总给他介绍了我，又说这是社长赵超构，就是报上的林放。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林放！我惊慌的手脚失措。老人很热情，说他两次去过延安，要周总好好接待。周总告诉我，赵老1944年采写的《延安一月》轰动国内外，可称为新闻界的经典。从此我常常关注他的行踪，搜寻他的作品，对《延安一月》格外垂青。
赵超构1910年5月4日生于浙江瑞安（今文成县），1934年任南京《朝报》编辑。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全线反攻日本侵略军，美英同盟军准备在我国沿海登陆进攻日军，而国民党军却都在远离沿海的中西部山区，能够接应盟军的只有长期对日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同盟军十分希望国、共两党配合其夺取最后胜利。为缓和、调整国、共两党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团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国民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外记者访问团共21人，自1944年5月17日启程，6月9日到延安。可国民党当局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同意赵超构参加是因为他耳朵有点聋，说的又是一口别人难懂的温州话，认为他难以采访。
到延安后，记者团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43天的采访，33岁的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洞察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真相，在被谩骂成“匪区”的延安，赵超构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士兵，都一律穿灰色土布军衣，一样住窑洞、吃小米，与百姓同甘共苦，使他深受震撼。他说：“我们的立场是采访新闻，我们的动机只在使我们报纸的读者，多知道些边区的事实……写的稿子不过是新闻记事，它只能代表一个新闻记者对边区的看法，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调查书，或谈判词。”
由于记者团里混有中统、军统特务，又受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规定”限制，赵超构在采访中极少讲话和记录，但谁也没有料到，返回重庆后，赵超构竟在《新民报》先后81天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计有10余万字。《延安一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记者团从西安经临潼、潼关、大荔、合阳，由韩城渡河入晋，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了2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讯，报道了作者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始终围绕“新社会的试验区”这个有敏锐预见的主题，客观、忠实地记录了他在当时的“国中之国”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并配了10幅木刻，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打开了了解延安的窗口，澄清了外界关于延安的种种猜测和谣言。作者以浓墨重彩介绍毛泽东、朱德这两位风云人物，同时介绍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王震、吴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丁玲、艾青、范文澜、王实味等知名文化人。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抗日期间延安的地方志，介绍的门类很齐全：政治类有“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等；经济类有“关于边币”“变工：队与合作社”等；社会类有“民众大会”“延安新女性”等；文化类有“文艺政策”“戏剧运动”“鲁迅艺术学院一瞥”，记实类有“毛泽东先生访问记”“朱德将军的招待会”“端午节访丁玲”等。他在书中也指出了延安几个不好的方面，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延安一月》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45年1月出版单行本，5个月内重印3次，一纸风行，销量数万。重庆《新华日报》社购2000册派人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写毛泽东，写共产党，写一个真实的延安，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是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见而难得的书。
因写了《延安一月》，赵超构成了毛泽东的朋友。1945年国共谈判，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与赵超构在重庆红岩促膝谈心长达9个小时。1948年12月，赵超构因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迫害，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潜往香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天，赵超构即随解放军回上海，继续主持《新民报（晚刊）》编务。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他的主持下《新民晚报》办成一份令人感到亲切，可读性很强的报纸。毛泽东在接见赵超构时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好，别具一格，我喜欢看。”
晚报如何办？建国初期，因晚报极少，上海新民报开始是拼命学《解放日报》，后来又学苏联《真理报》，但越学越没有自己的特色。赵超构为探讨晚报风格，于1956年提出三个风格，即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这就是新闻界称之为“短广软三字经”。但那些坚持极“左”路线的人总要置别人于死地。1956年下半年，姚文元发表《扶得东来又倒西》一文后，巴金即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对姚文元提出异议。赵超构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杂文，支持巴金，驳斥姚文元。不久，姚文元在《针尖不要刺错对象》一文中，说赵超构是“把片面性作优良品种大喊大叫来竭力推广”了，恶毒攻击赵超构的正确观点，并警告他：“值得当心！”赵超构又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片面无忧论》一文，继续驳斥姚文元的谬论。后来张春桥也发表文章《论杂文怎样反映人民内部问题》。这场辩论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与重视，毛主席出来讲话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第六点讲的片面性问题就是针对这场辩论的。他就思想、态度、方法等方面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指出：“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以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大家对这一问题统一了认识，关于片面性的辩论也结束了。1957年5月1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在座。那次会上毛泽东谈到：“上个周去上海，看到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严肃的。赵超构是个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1957年“大鸣大放”，爱说真话追求真理的赵超构以一天一篇短文的巨大热情投入了鸣放，写了100多篇文章，批评了不少现象。其中有篇《先锋何在》，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毛泽东拿着《新民晚报》说：“内容相当尖锐。”但毛泽东又在保他，说：“但文笔比较客气。”毛泽东把赵超构叫到中南海吃饭，谈《新民晚报》在鸣放中的问题。事后，毛泽东在他撰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决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毛泽东称赵超构是“我的右派朋友”。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派小飞机特召在上海的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三人专程来杭会见，长谈至凌晨4时，史称西湖佳话。
但到“文化大革命”，赵超构未能幸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作品被贬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新民晚报》被迫停刊后，他被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五七”干校强制劳动，以一肩能挑150斤而闻名。即使当时他身处逆境，仍豁达乐观，对党和共产主义信仰弥坚，初衷未改。1972年，他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先被贬为资料员，后任上海出版局顾问、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辞海》编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赵超构提出我国辞书出版工作中一项开创性的建议：“出版《唐诗鉴赏辞典》”。虽惨遭迫害，但不改初衷，1978年他重访延安后发表《重访延安》：“枣园灯火明天下，延水波流润万邦。苦斗当年曾共睹，欢歌今日又观光。惊看广厦春云展，弥觉洞窖日月长。俯仰塔山增愧汗，鸿恩大德敢相忘。”充满对毛泽东的感恩之情。
1979年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为《新民晚报》平反。1982年5月12日《新民晚报》复刊，赵超构重任社长，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以无限的热情投入编务工作，发挥全报社老中青三代报人的聪明才智，《新民晚报》订户数量直线上升。
为纪念赵构诞辰一百周年，同时弘扬地方文化，文成县龙川乡于2009年10月底正式动工建设赵超构文化广场。中国新闻界元老、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八旬高龄的范仲淹28世孙范敬宜老先生欣然题词：“赵超构文化广场、中国新闻界泰斗——赵超构”，表达了全国新闻人也是延安人的心声。
2015.6.23—8.16于新华园
《新民晚报》副总编周珂带我在复旦大学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