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多年的封锁政策，进行“边区黑暗”“大匪窝”等妖魔化宣传，很多人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纷纷土崩瓦解，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陪都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革命热情高涨，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外国驻重庆记者团再次提出采访延安，试图缓和、调整国共关系，和同盟军一起配合夺取最后胜利。可国民党当局并不想让记者们采访延安的真实情况，硬把采访团改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21名成员中有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了2个领队还塞入4名“随员”，严密监视并且记录记者们的一言一行。
5月17口，“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乘机飞抵陕西宝鸡改乘火车于第二天到达西安。在参观所谓的“劳动训练营”里，当局导演的一些伪装成“中共叛徒”“受迫害者”控诉共产党“罪恶”的闹剧，很快被记者们识破。为了掩盖，他们安排参观团由潼关乘汽车沿黄河西岸北行，经过大荔、邰阳、韩城、宜川等地，从宜川境内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吉县境内，访问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阎锡山亲自向记者团编造了许多反对共产党、攻击八路军的滥言，重弹早已经不堪一击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老调，胡说什么“共产党部队宁愿在我们身上放十枪，不愿意对敌人打一枪”；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放厥词。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参观团于6月9日中午到达延安。他们在这里受到热烈而诚挚的欢迎。6月10日晚间，朱德在王家坪的桃园举办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还说：“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以雄壮的《同盟军进行曲》开始，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结束。
从踏上延安土地的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记者团到达时，杨尚昆一看到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第二天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遭到拒绝。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后来，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尽管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但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并在致辞中进行了阐述：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当时的真正要求，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7月2日，毛泽东又同记者团进行了一次谈话。最后说：“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中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次日，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醒目地发表了相关消息。
与毛主席会见之后，中外记者参观团开始在延安进行内容非常丰富的访问和参观活动。朱德曾经几次同斯坦因谈论八路军、新四军与盟军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表示我军愿意与盟军合作抗日，欢迎任何盟国代表到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我军的抗日情况和抗日能力。6月22日，叶剑英向记者团成员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长篇报告，报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一般形势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概况。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许多党的负责人和各地选出的代表都在延安。外国记者分别访问周恩来、刘少奇，以及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巨大胜利。留在延安的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医生、英国友人林迈可等，也都受到访问。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保育院，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看到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边区政府作风民主，共产党领导人生活朴素，引起极大兴趣。连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意的夏南汉神父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政府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看到记者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亮点，陪同的国民党官员见势不妙，便于7月12日命令中国记者离开延安，5名外国记者继续采访，并于8月13日抵达晋绥军区参观访问。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当他们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适逢这个被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于9月6日晨被我军攻克。记者们在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又见燃烧的敌碉堡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恐惧。
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我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在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胜利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区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记者们深受感动。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的时候，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高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口作战的需要出发，相当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44年7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记者团时的谈话；美国旧金山电台播放了《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发表的通讯，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有的记者不但及时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道，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如福尔曼光单独采访毛泽东就30多个小时，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英国记者斯坦因于同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这些书籍与报道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仅有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采访活动，是国民党将近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
对于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问他一生印象最深的事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他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这次访问的哈里森·福尔曼，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重访我国，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1960年因患心肌梗塞病逝于伦敦的冈瑟·斯坦因，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生前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重访中国，可惜被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2015.6.24—7.1于枫林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