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5日，上级通知我有一位英国女上要见我。我很纳闷。我并不认识英国朋友，是谁呢？匆匆赶往宾馆，见到一位老人，说着一口山西口音的普通话，细看，不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佬，而是地道的中国人。接待的同志告诉我，她叫李效黎，是林迈可的夫人。
林迈可，那不是抗战期间在延安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吗？我赶快向夫人表示欢迎，努力掩饰自己的无知。
夫人有一幅慈祥的面容，精神矍铄，雍容文雅，思维清晰。虽然年已高龄，手势、动作仍透着年青时的干练。她没有客套，亲切地对我说，知道你在延安搞报纸工作，实在是冒昧约你见一见。林迈可过去在这里也搞过新闻工作，他很爱延安。可惜他不能来了……我代他重返故地，把我们的心意留在这里。说完，她郑重地拿出两本书，封面上是大大的《延安情》三个大字，上面有她潇洒的签名，作者就是李效黎。
延安情、延安情，多深切的名字。捧着两本书，我觉得捧着的是两颗火热的心。匆匆的邂逅，再无机会见面。然而，这本《延安情》，始终摆在我的案头。我翻看着他们珍贵的照片和杨成武、江一真、吕正操等老一辈革命家给该书的题词，不时感受着如大海一般深的拳拳痴情，情不自禁地重温那久远的岁月——
林迈可的英文名字叫迈克尔·林赛，生于英国，祖父是历史学家，父亲在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任院长25年，1945年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英皇封为男爵。林迈可于1936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拥有自然科学、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位。第二年，他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到中国，与他同船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久，即被燕京大学聘为经济学导师。当时正值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憎恨日本军国主义、同情中国人民的林迈可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成为好朋友，进行秘密抗日活动，他还接受冰心的建议，起了“林迈可”这个中文名字。1952年，林迈可从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伯克勋爵的贵族爵位，李效黎因此成为英国首位华人贵族夫人。
李效黎原名李月英，1916年7月17日出生于山西离石。虽出身富裕家庭，由于父亲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在进步思想熏陶下她很小便学会了骑马飞奔。1934年秋，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李月英和学生一起组织抗日罢课游行，引起当局的注意，怀疑她是共产党，准备逮捕她。听到消息后她在第一时间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踏上了逃亡之路。为了隐蔽身份，她将名字改为李效黎。到了北平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李效黎进入北平贝满中学读书，1937年夏，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正好，燕京大学的英籍教师林迈可准备将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入燕大，李效黎成了林迈可首批招收的8名学生中惟一一名女生。
在来中国的船上，林迈可与白求恩曾约定在华北重逢。1938年夏，林迈可首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欢聚。在河北任丘吕正操将军司令部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先后在山西五台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武乡县“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和聂荣臻，并为总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等通讯设备。这次考察，他既为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也深感边区抗战物资之匮乏。回到北平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与燕大的地下党来往更加密切，利用自己外籍身份的便利条件，购买医疗药品和无线电零件。他还借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专车，把“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撤出平津时赠给附近八路军但八路军当时无法运出的6皮箱军用器材，分3次送到北京西山大觉寺旁的普照寺交给八路军，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通过妙峰山交通线送到根据地。当他知道根据地战争物资短缺，就设法为根据地代购战争物资。有一次他拿一沓进口化学药品的订单，请李效黎译成中文，订单数量极大，让毫不知情的李效黎颇感奇怪。1939年暑假，林迈可打算再去晋察冀根据地，行前向李效黎说明了此事。在李效黎看来，去敌后根据地是很危险的，于是关切地问：“林太太同意你去吗？”林迈可告诉她自己还是单身。听到回答，李效黎心里一咯噔。一来二往，爱情的种子播在心间。这年11月底，林迈可从晋察冀根据地回到北平，动情地对李效黎说：“如果英国对日本开战，我想我是会去参加八路军的。因为在英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而在八路军里只有极少数有技术知识的人。”看到他这样真诚，李效黎对林迈可更加爱慕。1941年6月25日，李效黎和林迈可结为夫妇，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说：“中国学生嫁给外国教授，这在燕京大学还是第一次。”
婚后，李效黎继续协助林迈可为八路军运送紧缺物资。日寇对这些紧缺物资——主要是西药和无线电器材，控制得特别严。比如治疗疟疾用的奎宁，在药店里是以“克”为单位卖的，而林迈可每次都要为八路军购买六七十斤。即便通过特殊关系买到了，由于日军层层设卡，要想将它们平安运送到根据地，也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将物资运出北平，林迈可想尽办法，司徒雷登的汽车和他自己的摩托车都曾作为运送物资的工具。他还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进出北平。1941年秋，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交通站站长王友（即解放后任煤炭部副部长的钟子云）到北平检查工作，就是林迈可用摩托车把他接进城的。
1941年12月8日凌晨，李效黎打开收音机，想收听设在上海的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却听到了另一种语言的广播。林迈可听了广播内容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设在上海的德国电台在广播，说日本已与美国开战，日军已在燕京大学周围布置了岗哨。林迈可告诉李效黎赶快收拾东西，毅然踏上去晋察冀边区之路。后来得知，他们离开10多分钟后，日本宪兵便到了他们的住所，搜出一台发报机。由于没抓到人，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把他们的家具全砸烂了。
几经周折，数日后到达涞水县三坡西的小峰口村。当时，肖克将军的挺进军司令部设在这里，在那个小院的八仙桌上，肖克将军接待了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和他们共进了进入边区的第一顿晚餐。在煤油灯前，肖克将军与他们敝心谈笑，说世界，说战争，使他们看到时代的亮光。林迈可被安排在挺进军司令部通讯部的电台工作，并穿上了八路军军服。他创造性地改造废旧发报机，所采用的零部件，除少量的是从缴获日军机器上拆下来的以外，大部分是从北平等沦陷城市秘密采购来的。他指导组装出了一批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军用便携式小电台，尺寸仅有10×8×6英寸，功率也仅有25瓦，但相隔数百公里都可以收发到信号。在他的改进下，司令部机关的电话接收性能和电报的收发能力都有了提高。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担任通讯技术部顾问，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李效黎任英语课教员，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人才。他们的一对儿女也出生在红色根据地。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生女儿艾丽佳时，日军正在袭击那一带，她只好翻过一道被人们称作阎王鼻子沟的山脊，转移到高山中的一个偏僻小村子，一位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过的产科专家在她的女儿出生前赶到那里，为女儿平安接生。这个有着洋名字的混血女孩，成了晋察冀边区军民人见人爱的“战地之花”，连聂荣臻都不止一次抱过她。
1944年5月17日，林迈可一家到达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举行晚宴欢迎他们，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人均在场。席间，林迈可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李效黎当起了“翻译”。毛主席称赞说：“你能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感谢你的努力，你还能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的生活，这是很不简单的。”林迈可急切地向主席要工作，主席亲切地说：“再多休息几天，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过了两天，朱德总司令又请他们吃午餐，讨论了迈可的工作问题，希望迈可到通讯部门工作，帮助改善通讯器材和技术，并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通讯顾问，同时也是新华通讯社对外广播部顾问。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和主张，他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是首先建立一台收发报机，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一定要有电台让新华社的英文广播漂洋过海。首长都赞成他的主张，为此，林迈可真是搅尽了脑汁。他像在晋察冀前线工作时那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在昏黄的小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我们无法还原林迈可辛勤工作的场面，但《延安情》的书中记录下他的成果：他利用旧卡车的发动机来带动发电机，可以发出足够的电力，满足大型收发报机使用。但真空管却比需要的小，怎么办呢？经过反复研究，他找到了办法，就是架设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即使电力不大，也可以将信号发往很远的地方，包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利用一本德国的《球面三角学》书，不知经过多少次计算，设计制作了一个灵敏度很高的“V”形定向天线，仔细寻找到从延安到美国旧金山的最佳方位。但安装定向天线时却遇到不少困难。通讯部的同志从未安过这样的天线，也不理解迈可设计方案的要求。按设计吗，天线应装在一个大空地上，可通讯部在一个狭小的山沟里。唯一的办法是把收发报机安装在山谷一边的高山上，把天线装在山沟另一边的山头上。这样一来，天线的实际位置却很难确定。林迈可不辞劳苦，借来一个经纬仪，让它对准北极星的方向，终于算出角度，校准了天线及其它标杆的位置。当年8月份，在他的努力下，延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印度等地的首部国际电台。1944年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延安第一部国际电台让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电波得以远距离传播，是破天荒的。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转入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反攻，美国政府在旧金山有一批专业人员，专门监听世界各地无线电传播讯号。他们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每日编辑成册，再分发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几百名高官。自从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领导对中国华北战争图景便有了急剧改观。当年接听并记录下来的这些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至今还作为国家档案收藏在美国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中。这个创造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十分恼火，以为是美军给共产党提供的设备，岂不知，是在林迈可主持下八路军的集体发明。
收发报机开始工作后，迈可更忙碌了。他要帮助新华社的英语部门工作，每天早晨先看延安的报纸，选择需要的翻译成英文，遇到问题去和新华社社长博古磋商，下午4点前送通讯部发出去。小城延安和共产党、八路军渐渐为世界所知晓。
1945年9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口语播音。
这年6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李效黎都参加了这些重要活动，并负责教6位美国军官学习汉语。此外，李效黎还在大生产运动中学会了纺纱和种地，开垦了一小块地种土豆、玉米、烟叶等，收成还不错。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决定携一子一女（他们的儿子詹姆斯出生于1945年1月）回英国看望父母，然后再回中国。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和江青设宴款待了他们。李效黎再次做了丈夫的“翻译”，这成为她一生中记忆犹新的事。
全国解放以后，林迈可夫妇曾多次应邀访华。他们怀念着那段珍贵岁月，1975年英国出版了林迈可著的《抗战的中共》，引起极大反响；198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林迈可著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200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林迈可著的《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图文见证八路军抗战史——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三本书连同200余幅照片，记录了林迈可夫妇难忘的一段经历、见闻，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眷恋。
需要告知读者的是，林迈可虽然从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伯克勋爵的爵位，但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并不如意。国民党政权驻英国“使馆”告知英国外交部，林迈可夫妇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李效黎是中共党员，这当然成为西方社会的大忌。李效黎夫妇不得不远赴澳大利亚，不得已林迈可加入了澳大利亚籍。1959年，他们迁到了美国华盛顿。1949年到1954年间，李效黎和丈夫两次回到中国。每一次回国，李效黎都“禁不住想留下来定居”。1958年，因为林迈可的一些言论，夫妇二人被拒绝入境。1975年，李效黎加入美国籍。1983年，夫妇二人来到中国，受到萧克等老朋友的宴请。1994年2月13日，林迈可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他去世6周后，李效黎来中国定居，中国政府给她在北京提供了一套公寓，以感谢她当年对抗战的支持。2003年，李效黎回到美国，同外孙女苏珊一起生活。她的女儿爱丽卡和儿子詹姆斯均已在10年前去世。今年4月25日，李效黎在华盛顿去世，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2010.10.26—12.22于西安枫林绿洲
（原载2011年7月18日《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