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毛泽东最信任的3名外国朋友中就有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1892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幼年时家庭困难，曾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1916年到纽约，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当时中国人民的极度贫困，尤其是工厂和矿区中的女工和童工的处境，使她感到愤怒。她揭露旧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各种反人民的政策。1934年，史沫特莱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后来又写出了《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等近800万字的著作。
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0年夏，史沫特莱由上海来到广州，打算实地考察广东缫丝业及蚕农和缫丝女工情况。在广州，她匆匆走访了广州军政界长官、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及文化界名流，即前往广东缫丝工业中心南海、顺德、三水一带考察。一个多月后，当她重返广州在旅馆刚住下，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来人向她展示了逮捕证，罪证是：根据上海英国警务局提供的公文认定，史沫特莱是一名持美国假护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警察扬言要驱逐她出境，最后抄走了她的美国护照。这对史沫特莱来说，失去护照即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得知罪证的依据为：史沫特莱在英国曾与印度革命领袖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结婚（实为同居），已成为英国公民，因而她应持有英国护照；其次她是于1928年底从苏联进入中国东北的，因而断定她执行着苏联的特殊使命，被软禁了起来。史沫特莱十分愤慨，设法报告德国驻广州总领事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要求他们出面干预这一案件，最后才弄清是诬陷。
当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她是英雄，有人认为她是无赖。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实际是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光伟对西方作品了解较多，似乎为毛打开另一扇窗户。
史沫特莱给予毛泽东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总司令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朱德平生。
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她发动了一场灭鼠运动，对扑灭延安鼠害发挥了作用。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马海德和她谈了许多夜晚，也未能减轻她的悲伤，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
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艰苦的长征才有了喘息，开始有了唱革命歌曲、扭秧歌的文娱活动。史沫特莱来延后，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为什么不能引进新的娱乐方式——西方式的交谊舞呢？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后来，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都踊跃加入舞场，他们穿军装，着草鞋，在明亮的汽油灯映照下一对对闻乐起舞，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北门外延河东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儿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唱革命歌、扭秧歌很适应，但对这种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很反感，也确实出现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女将们集体抗议，把罪名都安在史沫特莱和吴光伟身上，为正常生活留下疤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到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其实，在这之前她一直关注着红军。从1932年起就写关于红军的报道，34年出版了《红军在前进》这本书。她还帮助过红军将领陈赓、左权、刘鼎等。刘鼎是32年从德国回来的麻醉专家，经过福建、江西于34年到上海，一路都得到她的帮助。她与鲁迅等左联作家建立密切关系，将鲁迅的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进步刊物发表。还帮助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打破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发挥作用。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上海，她建议鲁迅和茅盾向中共中央发电，电文由她寄到巴黎，又通过巴黎寄到莫斯科，中间走了两个多月。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外国募捐，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使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以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1938年3月，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伤病员称她为“伤兵之母”。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当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仍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不懈奋斗，坚持《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她其所以选择写朱德传记，觉得朱德的革命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又觉得朱德像父亲。她和朱德进行了几十次谈话，对朱德的敬爱之情更深了，她从朱德坎坷经历中看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个佃农的儿子如何锤炼成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领导人，从中看到中华民族那种百折不饶的精神。《伟大的道路》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以一个外国友人的目光真实再现了朱德的一生。如《长征篇》在书中占了4章，绘声绘色的描写无论字数还是细节都超过《西行漫记》。该书最早披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实，这是英文著作第一次全面反映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共革命的经典著作。
当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时，她多么想来到中国啊！她在著作里写到：“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不知是什么缘故，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民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在她即将告别人世的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我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一枚8分的邮票图案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2015.6.29—7.6于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