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似乎不太知道吴亮平的名字,可在延安时期却是响当当的。只是因为历史的误会,使他淡出人们视线,被知情人叹为“官越做越小……”然而,延安人和所有共产党人都应铭记他的功勋。
吴亮平1908年生于宁波奉化,12岁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1924年,他与200多名厦门大学师生在上海白手起家办起了大夏大学,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为校长,他担任了学生会宣传部长,成为吸收穷困学生,为共产党培养不少早期干部的据点。
1925年5月的“五卅运动”中,他担任党中央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即秘书长),受到中央代表恽代英的特别关照。在恽代英的推荐下,8月加入了共青团,10月受党委派与张闻天以及王稼祥、沈泽民、伍修权、孙冶方、王明等同路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一年,吴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后来为读译马恩德文原著,又学了德文。于是他既是学生,又是课堂上的口头讲课与教材翻译,继又被聘为教员。同时还按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第一篇就是恩格斯英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进而又参加了《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的翻译工作。两年的革命斗争锻炼和莫斯科生活,奠定了他成为共产党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国内革命失败和悲观的情势下,不少人员退出共产党和革命阵营之时,他却由周达文、张闻天等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荆棘满地的坎坷历程。
1929年10月,因不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针及王明集团的宗派主义行为,同时为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所吸引,吴亮平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拒绝校方的好意挽留和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白色恐怖中的祖国,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中央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与文委书记潘汉年一起,解决了一年多来几个文学革命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之间的争论,使“左联”得以在1930年1月底成立。吴在筹备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又一大贡献。但是因为过去不许宣传,鲜为人知,甚至不少研究鲁迅的学者也不知道。
接着,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吴亮平又代表中宣部参与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编辑《寰球》旬刊,编写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形势,帮助人们了解国际情况,鼓舞革命斗志。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之外,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史》,编译《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唯物史观》,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此书随着中共党史和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五次修订出版)。回上海一年间,当时才22岁的他总共完成了100多万字的著译,给成立后就忙于革命斗争而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2年11月,吴亮平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政治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初识毛泽东。这时,毛40岁,吴才24岁。一见面,毛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后来长征,丢掉了许多东西,但毛的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毛泽东称他“功不在禹下”,意思是引进马克思主义,像大禹治水疏通河道那样,其功大矣。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吴亮平被任命负责宣传部(即部长),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他根据中央精神,在党刊《斗争》《党的工作》上亲自撰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主编了《打回老家去》的小报在东北军中广为散发,激起官兵的爱国热情。他主持解决了陕北“文协”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斗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争论,组织了苏区对鲁迅的悼念活动和丁玲来到陕北的欢迎宴会并致了欢迎词。
从1936年1月起,他除负责中宣部工作外,还兼任外交部工作,先后接待了斯诺、海伦·斯诺、斯沫特莱等国际友人。这年7月的一天,他在保安街上碰到毛主席,毛问斯诺来了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毛说斯要和他亲自谈话,你来翻译。他说那恐怕不行吧。毛坚定地说行的,就是你了!斯诺这个人很认真,写了一大堆条子,他都译成中文交给主席。几天翻译都被斯诺写进《西行漫记》一书中。他精确的翻译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并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道:“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1937年4月,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陕北苏区采访,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斯诺未能见到的党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写出了《续西行漫记》一书,并介绍说:“虽然年轻,吴亮平被视为共产党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是毛泽东的忠实助手……”1937年7月,英国记者贝特兰对毛泽东采访谈话,也是他作的翻译,谈话被收入《毛选》第二卷。
1937年2月党中央迁到延安后,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中宣部长,吴亮平改任副部长和教育科长。抗口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青年纷纷到根据地参加抗战。为了帮助他们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他组织党内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在广大青年中广为传播。随后,他又和艾思奇合作编写了《唯物史观》一书,使读者既能学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能加深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解。马列学院成立后,他积极参加《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他于1939年秋重新校订了《反杜林论》由解放社于1940年出版了订正版,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大量翻印,延安还专门成立了以徐特立等组成的《反杜林论》读书会。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后,张闻天任总编辑,吴亮平担任编辑部主任,带领十多人精心编辑刊物,经常是夜以继日地思考,制定选题,组织稿件,并亲自校审清样。除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35篇重要文章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外,他和其他同志还翻译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同时,他组织许多同志撰稿,大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和经验,宣传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成为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刊物。
除日常工作外,他承担了大量讲课任务。他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陈士榘将军回忆他讲政治经济学说:“本来这门课大家都不想听,没想到听他讲以后还是挺有意思,他用生活中通俗的事例去比喻政治经济学的深奥逻辑,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在讲课中他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他还未结婚,在陕北公学讲课时,看中一位从大后方来的学生,但不知姓名,就利用上课提问的办法知道她姓杜名凌远。随后通过班主任了解,知她学习努力是班里的优秀学生,他通过多次的提问,又请她来个别交谈,先问她为什么来延安?志愿是什么?接着又介绍了自己经历。几次接触,他向她求婚,小杜觉得有些突然,他反复解释,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像平时那样考虑问题。小杜觉得他是老干部、有学问有著作,不久就结婚了,这也是延安不少老干部没有唧唧我我,没有花前月下的“延安式的恋爱与结婚”的不凡事例。
但是,人生都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使我想起时下弥漫着的“聚会热”,什么同乡会、同学会……五花八门,无非是结成一个谋取私利的小团体。可吴亮平却没这个幸运。1930年6月,他的同学工明调任中宣部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后,把苏联的肃托运动引进国内,害死了党内许多优秀干部。对吴亮平,因没有抓住任何把柄,就把他说成是“托派嫌疑”“老机会主义分子”,明里暗里进行整治,并撤销了他的职务并调离中央机关,“下放基层锻炼”。在逆境中他用3个月时间翻译了《反杜林论》,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11月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反杜林论》全译本。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并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害人之心不死,临走前,布置说将吴亮平送到某一苏区去,秘密把他杀掉。多亏在特科工作的战友张庆孚告诉他这个秘密后,催促他离开上海。
但是,吴亮平躲过了这一次谋害,却躲不过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的又一次打击。王明和副代表康生这次回国,借苏联大肃反大屠杀旋风再掀肃托运动,又害死一大批优秀干部,并把吴亮平的“托派嫌疑”提出来,撤销了他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排挤他到地方工作。从此他被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拨乱反正后,他担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顾问,在1986年逝世时,中共中央讣告曾给予崇高评价,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获得这样评价的人是不多的。
2015年元宵节三日—11.16于新华园
(原载2015年12月22日《陕西老年报》)
吴亮平夫妇1938年在延安
吴亮平与匡亚明1981年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