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似乎让人有些诧异。随着重温、挖掘延安十三年的历史，我终于明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延安十三年，既有领袖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更有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呕心沥血的杰出奉献。那是一代伟人的运筹帷幄，也是一个团队的顽强拼搏！
1961年我去延安上学不久，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枣园革命旧址。第一次走进领袖的住处，我记得特别清楚，毛主席院落的右边不远处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住处。参加工作后多次陪人参观，我都按最早的印象去做讲解。
记不清是八十年代的哪一次陪人参观，周总理的窑洞前多了一块牌匾，写的是“张闻天旧居”。这是怎么回事？只有4孔窑洞，难道每人只住两孔？问讲解员，他们只说总理多在重庆，只是回来时短期住在这里。看来一二十年的宣传只是移花接木，其实那4孔窑洞都是张闻天的住处，从此我脑子里有了一个大问号，可惜那些年不便追根问底，直到参与到数字红色延安制作，才系统了解了根根梢梢。
张闻天（长期用化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离开苏区后，军事上仍由“最高三人团”即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博古、周恩来负责。被排除出领导机构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跟随中央队行动。毛泽东因恶性疟疾走不动路，王稼祥也因敌机炸伤两人都坐着担架行军。只有张闻天骑着马前后照应，成了小小的“中央队三人团”。一路走一路谈，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目前的军事指挥有了更多共同认识，张闻天和他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地决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泽东决心纠正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将红军引向正确的方向。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了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这个反报告实际是他们三人商量并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形成的。因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4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根据他的反报告，他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挑起历史重担。张闻天在延安写的《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邓小平于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中也证实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他还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年版，第339页）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陕北肃反”问题。长期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广为流传和盛行，而张闻天在解决这件事情上发挥的作用却被有意无意忽略和淡忘。
当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张闻天和毛泽东打听刘志丹，不料却听说刘已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而且红26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逮，有些已被错杀。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讯，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张、毛到甘泉下寺湾后，直接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的汇报，知道真相一致表态：“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因毛泽东领军去部署直罗战役，张闻天立即派王首道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担任局长，把事态控制下来，还成立了五人小组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很快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不到一个月，在张闻天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11月底，张闻天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错误得到迅速纠正，挽救了陕北党和红军根据地，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说：“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中共中央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也明确谈到了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刘英回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讲：“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郭洪涛文集》）这些重要史料还原了历史真相，给人留下许多思考。
遵义会议后，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大帅”毛泽东互相信任、密切配合，使红军度过一次次艰险。特别是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危急时刻，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团结一致，使党和红军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并肩战斗让他和毛泽东结下战友情谊。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就为他的婚姻积极筹划。毛看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不错，有意要促成这段婚事，给刘英介绍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刘英说：“我不要结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贺子珍，怀孕了还在行军，生孩子也放在老乡家里，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毛泽东笑道，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刘英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后来，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在碳火上煮醪糟给刘英吃，鼓足勇气挑明说：“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进一步呀？”因张闻天是她敬爱的总书记，她根本没往“恋爱”上想。离去的路上却回忆起与张闻天交往的一桩桩往事，觉得他不仅可敬，也可亲可爱，也就慢慢慢慢加深了感情。红军落脚到瓦窑堡后，在邓颖超、博古、罗迈等同志的撺掇下，他俩终于喜接连理。从直罗镇打完胜仗的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嚷道：“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碰到这种开玩笑的场合，闻天口讷，刘英却泼辣：“拿什么请啊？又没钱又没东西！”毛还是不放松：“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这首诗除庆贺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算是补了“闹新房”的一课。
1935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空前深重的地步。张闻天就思考着如何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1935年11月13日，他主持西北中央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张闻天即于12月17日在他和刘英住的窑洞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受政治局委托，张闻天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统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为传达会议精神，12月27日，党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在全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张闻天就重视联合东北军的工作，并在党的文件中明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蒋的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1月20日至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张闻天于26日致电前线的毛泽东，提出对所俘东北军军官优待政策：“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正是这一政策的实行，东北军与党中央才建立了直接联系。
1936年4月9日晚，从瓦窑堡赶到延安的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城内天主教堂进行彻夜长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4月中旬，因受蒋介石指挥，东北军一部向瓦窑堡和安塞进攻，导致工厂、医院一片废墟，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离瓦窑堡，于7月11日到达保安。不久即灵活正确处理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于11月21日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
事变爆发之初，在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的发言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他在发言中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当时留在保安的两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运筹帷幄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
就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面对险恶形势，他返回红军在云阳总部，以个人名义致电毛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向渭北方向撤离，政治上以朱、毛对这一行动发表谈话，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服从南京中央政府指导。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带来划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阶段。张闻天恪守总书记职责，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密切配合，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1月，党中央和红军进驻延安后，张闻天就把他的精力放在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上来。
说到宣传还得追溯的更远。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苏联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的学习很努力，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同学们戏称为“四大教授”。他同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的书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他喜欢理论研究，经常争分夺秒撰写文章和翻译马列著作。
自遵义会议推选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他总觉得自己不完全适合领袖地位，主动三次“让贤”：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六届六中全会“让贤”后，因他兼任中宣部长，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1937年4月，《解放》周刊创刊，他任主编。《解放》是中共中央公开发行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起初为周刊，后为不定期刊。是张闻天投入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134期，发表他的文章24篇。他编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也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随即由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张闻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及后来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长篇论文，再次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出发，辩证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吸收了他的观点。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部工作时，张闻天报告说：《解放》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传播了中央主张”，共办了七十余期，发行七十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此外出版书籍七十余种，对全国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毛泽东赞扬说：“洛甫报告很好”，并认为“理论刊物的编印延安是空前的”。
39年10月创刊的《共产党人》是按照毛泽东《发刊词》的意图办的一个全国性党内刊物。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8月共出了19期。传达了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党的建设的指示、决议39篇；传播了建党工作的经验；特别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宣传；指导了干部教育工作。主任编辑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回忆说：“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张闻天撰写了多篇文章，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该刊发表，其中包括了张闻天写的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张闻天在干部教育方面也倾注了心血，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正式开学，他兼任院长。学院设在与杨家岭隔河相望的兰家坪，紧邻中宣部和他住的窑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比较正规的最高学府，三年多时间受过教育的学员八九百人，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1939年他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王首道、吴亮平、艾思奇、邓力群等十多人不论寒暑隔周在他的窑洞花半天时间学习讨论，直把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完。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建树良多，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延安文化界要与外界多加联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应扩大，由张闻天兼书记，并提议出版《中国文化》，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中国文化》随即在文委书记张闻天领导下于1940年2月15日由秘书长兼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主编出版。在第1、2期上分别刊出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头的第一节“中国向何处去”表明：“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接着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茅盾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篇讲演后非常钦佩，称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评价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之作”，张闻天文章“也同样起到了奠基作用”。张闻天此文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的特点，文化人的特点，以及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这些分析也就是随后他为中央起草的《发展文化运动》和《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两个党内指示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编辑指导方针。《中国文化》兼顾为抗战服务和提高学术水平两方面的任务，努力营造一种大胆创作、著述、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文化》出版到1941年8月20日第3卷第2、3期合刊后停刊，共出版15期。
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2015.1.28—正月初二于新华园
（原载2015年第1期《源流》杂志，2016年第4期《党史文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