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少时读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我一直把他当做“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整理延安清凉山新闻资料时，我从国际友人林迈可用司徒雷登的汽车为八路军秘密运送药品等物资的往事中，对司徒雷登发生了兴趣。最近，我读了他的口记《在华五十年》和我国老资格的外交家黄华的《亲历与见闻》，思维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司徒雷登并不“反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热爱中国并为中国的教育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司徒雷登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都是传教士。成年后，他成为中国第二代传教士，并在弘道女学等教会学校任教，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决定合并，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许多朋友都认为那两所教会大学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只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还有三排宿舍……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需要马上更换校址，否则难以发展。司徒雷登开始像乞丐一样募捐，却屡遭白眼。筹款成为司徒雷登的主要事务，包括向中国的军阀、政客、名流募捐，其中如段祺瑞、颜惠庆、冯玉祥、张作霖、张学良、梁启超等，后又在美国募捐到250万美元，成为新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了选新校址，他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四处奔波，看中距城5里的一块地，谁知那块地是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从睿亲王后人德七手中买下的颓败园林旧址，修建了别墅和家庙，改名为“肄勤农园”，以供其老爸安享晚年。
为了得到这块地，司徒雷登不远千里来到西安，找到在西安中学任校长的牧师董健吾，想用二十万大洋买下这块地。董牧师慨然允诺，充当说客，前往督军府游说，不料陈督军以此园的“留让之权，全在老父”为名，没有同意。首吃闭门羹，司徒雷登毫不气馁，他得知董健吾与水利专家李仪祉之父李桐轩、陈树藩之父陈声德都是秦腔票友，就怂恿董健吾找李桐轩与陈父面谈。酒过三巡之时，李桐轩游说陈父，你那园子不用，能否让给燕大做校址，这可是利国利民的百年善事。陈氏并非草莽之人，对百年树人的教育很是看重，当面表态可与树藩商量，估计需三十万银元。董健吾一听有门，便宴一结束就直奔司徒雷登的下榻处，当晚，与司徒雷登来到西大街的督军府。李桐轩老先生与陈树藩出资兴建的承德中学校长董雨陆也应邀到席。一番礼让，幼读诗书的陈树藩说：“我遵循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但有三个条件：一是在燕大立碑纪念捐献园子的家父；二是承认我在西安创办的承德中学为燕大的附属中学；三是承德中学有权每年保送五十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一律享受免费待遇。”司徒雷登听了，岂止是高兴，那简直是激动得要落泪。经过协商，陈树藩将这个园子以六万大洋的低价让给燕大，其中还捐两万元作为基金资助贫寒学生。
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司徒雷登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大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俞平伯、周作人、陈垣、郑振铎等人，提升了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1952年院系调整中，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人生的复杂际遇使人不得不戴上几付面具。特别是绑在政权的战车上只能依据政权的需要行事。1946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他是教育家而非政治家，书生气十足，心里想的是任期结束后再回燕大继续教书。他当大使的年代，正是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他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在1948年10月14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要扫除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少外国大使馆包括苏联大使馆都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广州，他坚持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三次与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会见，并希望去北平与中共高层接触。但美国国务院不允许他去北平，立催他返回美国。回到华盛顿后，美国国务院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期间，司徒雷登又遭到监控和盘查。这个中国人民的朋友终于在1962年9月走完他辉煌而又苦闷的一生。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是他的另一面。
2012.2.13—2.15于枫林绿洲
（原载2012年2月24日《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