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穹下的柳树涧堡
人总有心烦意乱的时候。逢到这种时候，自然想避开喧嚣热闹之处，寻求安谧宁静之处，以便纵情梦想，构筑起一座不受干扰的空中楼阁。可我又不具备探险家的气质，没有在绝境中开拓一条新路的勇气，只能在周围荒杂的砖瓦与黄土埋藏中去寻觅古代的遗迹，为平淡无奇的环境增添少许辉煌和诗意。
离开骚动和混乱的环境，离开霓虹灯和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离开网吧的诱惑和水泥路的吸引，我去寻找柳树涧。
据《明史》记载，柳树涧本是延安府肤施县的一个小山村，肤施就是现在的延安市，以前我总觉得就在眼皮底下，后来查来找去，它不在我所在的市区内，而在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现已更名为刘渠村，可见地域辖区变化之大。《定边县志》上介绍，明朝中叶，定边一带屡受蒙骑滋扰，征讨无功，变计为守，广修城堡，以固边防。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巡抚董威督筑，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砌砖，“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十八座，墩台四十八座，开东、西门。”这里成了真正的兵营。
就是这个柳树涧，曾诞生过农民起义的领袖张献忠，他风云际会的一生令山河失色，令帝王失魂落魄，令中华大地石破天惊。
这里是与陕北群山迥然不同的地方。它处于毛乌素沙漠与陕北群山的过渡带，朔风把山削得又低又缓，沟壑变得又宽又平，形成了很有平原特色的“滩”地，百姓们又把它叫做涧。涧地里又有河，农田平整，树木也多。可能是这里柳树多，人们就把它叫柳树涧。
在柳丝飘拂的春风中我走近柳树涧。明朝的风清庭的雨把一切都淡化了。白墙青瓦的新村落与旧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山于沙漠南移，古堡已成废墟，但城垣残痕犹在。当年张献忠聚众习武的地窖子也已倒坍。但我踏上埋在沙中的城墙，眼望着远远的隋长城遗迹逶迤东去，看似千年万年不变不移，不思不想，总是沉默不语地立在高地，卧在涧边，任荣任枯，但它们的内心决非平静。那里包含着斗转星移大地裂变时迸发出的火焰般的激情，在用自己独特的有棱有角的语言讲述着动人心魄的跌宕故事。
我真的走进明末的风烟之中。
那时，陕北崛起了数支起义队伍，最著名的就数张献忠和李自成。就是这两支义军，纵横驰骋，互相配合，为朱明王朝敲响了丧钟，并各自建立了大西和大顺两个农民政权。由于清兵入关，这两支起义队伍最终失败了，但他们毕竟推翻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明王朝，在中华史册上写下壮丽的一页。
人们说，陕北人最具反抗精神，这里撒播了遍地的革命火种。其实这里的土地是最受压迫盘剥的土地，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这里得到最准确的验证。明朝末叶，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政治更加腐败。明神宗朱翊钧长期深居室中吸食鸦片，玩弄女人，一直不过问国家政事，大权落在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手中。他们对反对派实行残酷镇压，为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大肆搜刮民财，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到崇祯时要价越来越高，而且公开交易。要获得一个督、抚的官职，非五、六千金不行；要获得一个道、府的美缺，也得二、三千金。州、县官职都有定价。连崇祯皇帝也承认“朝士贪婪”，到了“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地步。呼朋引类、沆瀣一气，任人唯亲、以售其奸，这是官场腐败的表现。
可是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百姓，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那些年，连年饥荒，瘟疫流行，百姓流离失所，礼部行人马懋才巡视陕西，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极苦、极惨”，连树皮草根早已吃光。“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延安）；天下之赋，莫重于延”。“民不聊生”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并非是土地之故，而是统治者的欺压甚于别处。清朝李馥荣的《滟预囊》卷一中也说，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陕西大旱，延安尤饥，民至相食”，人无法生活怎能不揭竿而起？清朝王逋在《蚓庵琐语》中承认“自庚辰至壬午，通国奇荒，良民皆为流寇，张献忠、李自成辈纷纷起矣！”国家的成败全在于人心。正像梁山英雄所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时的农民起义像燎原大火，很快席卷陕北。自白水人王二首次举起义旗，边兵出身的王嘉胤在府谷发动起义，接着，在延安，爆发了潘十万领导的起义。在安塞，高迎祥与李成龙、王异等举起义旗，自称闯王。在洛川，爆发了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煞神领导的起义。在宜川，爆发了王子顺（外号左挂子）领导的起义。在延川，有王和尚、混天王领导的起义。在安定，苗登雾也率饥民起义……张献忠也是在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被迫领导米脂十八寨起义的。
提起张献忠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浮出一个方脸虎眼短髯挓向两边的形象，有人说他像猛张飞，有人说他像李逵，这些只能是人们的猜测和想象，距离真人有多远谁也说不清。张献忠是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九月十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生性顽劣，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不服管不认输很有叛逆精神的人物。五岁时，曾被送到一个姓林的穷秀才的私塾去读书，一年多还识不下几个字被开除了。柳树涧的老人们回忆说，张献忠从小就不怕欺压，曾狠揍过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别的孩子上自习时，他不见了，老师到处找，才发现他一个人钻到校外的避静处玩。他用手拍起一溜排泥人，然后退到远处，手里举起一页木柴片子当作大刀，大喊一声“杀！”向着那些泥人砍去，泥人的脑袋纷纷落地。这样翻来复去，也不知疲乏。
由于陕北连年灾荒，小小年纪的张献忠就随父亲外出逃荒。据《蜀碧》上介绍，张献忠父子主要靠贩枣维持生活。他们从陕西来到四川内江，把驴子牵到一家饭馆吃饭，不料驴的粪尿污了门前石阶，店家不仅撤去了饭菜，还把父亲毒打一顿，并让他用手和衣襟把驴屎捧开。这件事刺痛了献忠，在心里种下深深的仇恨。
从四川回来后，张献忠放过牛，在肤施县衙当过捕快，最后跑到延绥总兵王威岁部下当了一名边兵。可腐败传染非常快，不光文官贪，武官更贪，贪不上公家的，就拼命地克扣军饷，兵士困苦不堪。张献忠当边兵时作战勇敢，立过不少功。但长官的盘剥逼得他们出营抢寻吃喝，和另十七人犯了“淫掠”的军法，要全部处斩。当杀完另十七人再杀到他时，天公开了眼，前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检阅边兵，看到他年龄较小，不知怎么产生了同情之心，向王威说情格外开恩，鞭打一百，他才死里逃生。然而，这事一直让献忠忿忿不平。那时，那里有公平可讲！“衙门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从来的官衙对贫民百姓是不讲理的。当不成兵他返回家中，又遭诬陷被县令抓去严刑拷打。左不是，右不是，逆来顺守只有死路一条，拼出命去挣脱罗网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他立即参加了外号“老回回”的起义。
张献忠作战十分勇敢，史书上说他“战辄先登”，“常雄长诸部，李自成不能比也”，很快他由普通士兵升为起义军三十六营中的主要领导者。
张献忠的急遽升迁不是靠裙带关系，也不是靠金钱行贿买来的，他靠的是不避枪林箭雨拼死冲杀的硬功夫。也许是他天生就有军事才干，自他拥有一定的指挥权后，审时度势，指挥得当，连克劲敌，声威大振。崇祯六年二月，他率军第一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大宁、大昌、新宁等州县。第二年，他又二次入川，连下州县，播下了革命种籽，《明史·何承光传》中说：“自贼起陕西，转寇山西、畿辅、河南北及湖广、四川，陷州县以数十计，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为震动。”这时他领导的农民军已扩大到十三营，“号十万”。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领袖在荥阳召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荥阳大会，由威望最高的张献忠和高迎祥主持了大会，决定把农民军分散作战的局面转化为协同作战的局面，一下子使农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连在他军中的两位外国天主教牧师都夸赞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国。”随后，他率军东进安徽，直取风阳。
这凤阳并非寻常城池，是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之地，也是他的祖陵之地。明朝时共有“三京”，应天府为南京，顺天府为北京，凤阳府为兴京，又称“中都”。这里规制与其它府城不同，每年朝廷都派大员来此祭陵，检视林园草木，如有一点损伤，巡抚以下官吏皆是重罪。岂料张献忠攻下凤阳，焚毁皇陵，挖了皇帝祖坟，把矛头直接指向明朝最高统治者——朱家皇朝。
明朝统治者认为凤阳被攻克，皇陵被焚毁是“古今未有之奇变，君辱臣死之秋”，崇祯帝朱由检哀痛已极，下了《罪已诏》，并派兵部尚书杨嗣昌会兵二十万，以襄阳为督师“专剿”大本营，全力对张献忠进行围剿。
面对强敌，张献忠并不惊慌。他知道，官军作战大多采用各种阵法，硬拼义军是要吃亏的。他懂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采取大步前进，“以走致敌”的作战方针，在流动中趁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当把敌军拖得疲惫时，在开县黄陵城与官军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官军主力猛如虎部。主力的失败一下猛挫了官军的士气，其它各部望风而逃，张献忠乘胜追击，用计夺取了襄阳城，抓获了襄王朱翊铭等朱姓宗室，缴获了杨嗣昌积存在襄阳的五省饷金。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朱明王朝，标志着农民军走上成熟的斗争阶段。杨嗣昌上疏请死，服毒自杀，“平贼将军”左良玉等被削职。这不仅是张献忠农民军也是整个明末农民大起义走向全面进攻，夺取更大胜利的转折点。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张献忠的起义军为什么能不断壮大？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耕者有其田”，这是几千年来农民的梦想和追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的起义军转战湖南时，就将杨嗣昌家族所罢占的土地查还贫苦农民；支持长沙农民向吉王夺回被强占去的大量土地。对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边远州那，免其租赋三年，招抚外逃百姓回家复业，给以牛、籽种，扶持贫苦农民恢复生产。发放金银粮食赈济贫民，与市民进行公平交易，加强与藏族人民的贸易往来，这一系列措施，十分有利于调动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商人的积极性，他们成为农民军的强大后盾。我想，他的这一切做法，是与他出身贫苦农家分不开的。
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在反对封建统治、推翻明王朝统治的斗争中，都作出了伟大贡献。没有张献忠在鄂、豫、皖、湘、川牵制大批残明军队，李自成攻入北京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光辉顶点，是值得大笔书写在史册上的。
然而历史自有不公允的时候。
《明史》中虽然把两人都列入《流寇传》，都称为“贼”，而字里行间对张献忠的恨更甚于李自成。还有一些封建史家连篇累牍，诬蔑诽谤，编造什么“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杀人六万万有奇”的可笑慌言，这个影响一直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极“左”最盛的“文化大革命”中，把李自成捧为高大无比的“反孔英雄”，而把张献忠打成“农民起义叛徒”，更荒唐的是把张献忠的历史功绩写到李自成身上，如果自成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汗颜的。
李自成不愧为卓越的农民领袖，他亲手埋葬朱明王朝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张献忠和李自成相互配合、彼此支持、协同作战也是不能篡改的。
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是同年出生，但在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出道”较早。在荥阳大会上，张献忠作为领袖之一和高迎祥共同主持会议，李自成是作为闯王高迎祥的闯将参加会议的，他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意见得到农民军领袖的一致赞同。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作战牺牲后李自成被共推为闯王。
张献忠被斥为“叛徒”缘于他的谷城假降。
那是崇祯十年，朝廷制订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毒战略，准备先集兵十二万，然后加派至二百八十万，计划百日之内把农民军全部荡平。由熊文灿出任兵部尚书、副都御使，总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督剿流寇”。陕西巡抚孙传庭、左良玉等坚决反对这个战略。兵力一下集中不了那么多，熊文灿就想出招降的办法，派人直接与张献忠联系。
看到熊文灿的招降书，张献忠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认真分析了形势，农民军转战七、八年之久，这年正月夺取南阳时损失较大，张献忠又负伤，需要休整、补充。可是面对的将是数十倍官军的围剿，以自己这点实力要和胡运当空的官军抗衡，显然凶多吉少。再说农民军长期“流而不居”，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长期下去是不行的。熊文灿主抚，正好为农民军粉碎“围剿”提供了喘息之机。好吧，你要招降我就来个将计就计，宣布归顺朝廷。
假降之后，张献忠进驻谷城抓紧休整。他不但没按朝廷的旨意遣散士卒，还借机迅速扩军，很快把两万人的农民军扩大到十万人。这时，李自成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连克昭化、剑州等三十六州县，进逼成都。朝廷几次督促张献忠出兵围剿李自成，张献忠总是搪塞，没派一兵一卒。
一天，中军来报说有故人要面见献忠。他是个很重乡情的人，急忙派人迎接。进来一看，张献忠大吃一惊：这不是李自成吗？
原来，崇祯十一年十月，李自成在潼关被明总督洪承畴、孙传庭打败，损失很大，妻女俱失，李自成仅率随身十八骑逃了出来。到那里去呢？思来想去，只有前往谷城。
献忠屏去左右，悄声问：“我已就抚，你怎敢来这里？”
自成将败状说了一番，“我今势穷力竭，特愿将首级赠与故人，请你绑我送到官军去吧。”
献忠露出一脸真情说道：“休如此说！需要我作何帮助，我当遵从。”
自成又说；“今日之事，我助你，则缚之献功；你助我，则一块造反，更有何说！”
他忙命设酒，两人共饮直至深夜。他吩咐心腹伺候自成休养，有空就和自成一起长谈，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他知道自成兵力损失净尽，就拨出一部分步骑兵归自成指挥，还资助了银两物资，帮助自成东山再起。看来，深知献忠的李自成根本不相信他会真正投降。
这年冬天，清军向明王朝大举进攻，张献忠看到时机成熟，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再次在谷城起义，掀起明末农民起义的新高潮。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上半年，李自成连克荆、襄、鄢、郧等州府，席卷河南，有力牵制了明官军在北方战场的主力，使张献忠无后顾之忧，便大胆决策，于五月底攻克武昌，进驻楚王府，开始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张献忠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名天授府，并设立了六部五府。对于没收的楚藩及朱家宗室的财产，拨出大批赈济贫民，另分给武昌、汉阳、六安银各五千，当即受到广大贪苦人民的拥护，因此，蕲、黄二十一州县都归了大西朝。
崇祯十七年三月，由于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决定向四川进军，与李自成争天下。他想以四川为根据地，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当时的大西军，号称已有百万。他们水陆两路分别向重庆、成都进军。六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攻克重庆，公开宣布主要打击对象是王府豪绅，连清朝彭孙贻写的《平寇志》中也承认“但能杀王府乡绅、封府库以待，（其他）则秋毫无犯。”八月初九日，大军攻克成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以原蜀王府正殿为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
大西政权的建立是农民军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的结果，为西南和中南各族人民团结抗清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还是那位高个子的湖南人说得对：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强大动力。为了维护农民政权，他们坚决镇压朱室宗藩。大军攻克成都时，除蜀王朱至澍及内江王朱至渌尚在成都外，大量朱家宗室已事先外逃。张献忠专门颁发命令要各州县迅速捉拿，共搜捕到几万人，全部押到成都斩杀。同时，还严厉镇压了反动官僚和恶霸地主，象原四川巡抚龙文光、监察御使刘之渤、推官刘士斗等都被杀。
这年的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一边派人前往北京贿赂清朝统治者，要求“南北同心”，“相约杀贼”，一边派熟悉四川的官吏入蜀组织明军残部和地主武装向大西政权进攻。他们到处发动叛乱，残酷杀害四川各地大西政权官员。清朝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中承认，“献忠所选府、州、县官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为了平定暴乱保卫大西政权，迫使张献忠不得不镇压官僚、地主武装，这可能就是“张献忠屠蜀”的山来。
让我们把镜头摇到公元1644年的初冬。自他登基以后，封建统治阶级那一套伦理道德、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如洪水猛兽般扑来，张献忠也开始昏昏然起来。既然是皇帝，天下的一切自然都是自己的。皇帝的后宫都有三宫六院，自己也不能少。平时他本是淡于女色的，这时也想享受享受。他把王府的宫女全部招来，皆不满意。后来看上蜀王世子、被他封为太平公的朱平櫟的妃子胡氏，强令她陪驾。她受辱后自缢身死。随后，他决定娶陈女为皇后。迎皇后的典礼十分铺张。为了显示皇后从天而降，在南门和承天门上架起彩虹锦桥两座，高30余丈，全用巨木搭成，锦绣铺饰，缀以明珠、玛瑙、水晶等，恰如长虹贯天。人常说，骄奢淫逸是紧紧相连的。张献忠虽说是真正的英雄，但总跳不出农民狭隘的圈子。当皇帝后，自以为是真龙天子，一言九鼎，再也听不得不同意见。他最信任的大将王志贤是和他一起在柳树涧长大的弟兄，跟他南征北战二十多年，因对他称帝提过不同意见，他听信诬告给他施以腐刑，使不少将领对他有了二心。他追求享乐之风立即传遍满朝，将领们为了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不惜手段，很快，这个浴血奋战20多年才建立的大西朝就岌岌可危。
大西朝是被精悍的清军所灭亡理由虽说有十条八条，但很重要的一条是被自己的腐败所埋葬。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肃王豪格和李国英到达汉中，准备进攻大西朝。他们用高官厚禄收买大西政权镇守川北要塞的守将刘进忠。刘进忠为了填饱私欲，也派心腹秘密与清军联系。张献忠觉察到刘进忠可能背叛，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决定把他从朝天关调回西充大西军指挥部。可惜为时已晚，刘进忠把朝天关拱手送给清军，在刘的引导下，清军冒险进入西充县。
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大雾迷漫。清军乘浓雾突袭西充，手下侦察部队三次来报，献忠自以为自己处在几十万大西军的中心地带，清军不可能冒险深入到他的指挥部来，还轻蔑地说：“老爷统天兵在此，谁敢来捋虎须！”就是这天清晨，清将鳌拜率军七千突入到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的驻地。这时，张献忠正在吃早饭，边吃边与大将马元利研究处理刘进忠的问题。当得知敌人抵近指挥部，连盔甲也没来得及穿，只披着飞龙蟒袍，带了三支箭匆匆上马迎击敌人。刘进忠一眼认出了张献忠，就让身边的清军神射手蒙古人雅布兰放箭，雅布兰举箭射去，正中张献忠左胸，一代大西王英勇牺牲，年仅41岁。
张献忠牺牲后，他“联明抗清”、战斗到底的精神一直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部分大西军将领和战士所继承。他们及时收缩部队，进驻川南、贵州、云南，联合西南各族人民和南明王朝坚持抗清斗争。清顺治四年八月，大西军在云南建立兴朝，尊张献忠为太祖，建太庙，作《太祖本纪》，歌颂张献忠的功劳，很快建立了西南抗清根据地，坚持斗争十多年，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抗清壮歌。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这样归于沉寂。大西朝的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多，可说是“短命”中的“短命”，与张献忠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相比，与他20多年的东征西杀相比，是让人难以理解的。进攻腐败透顶摇摇欲坠的明军，大西军不愧一支劲旅。可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峰巅，腐败就像瘟疫很快侵袭了它的肌体，面对蒸蒸日上的清军，不少部队变成不堪一击的豆腐渣。本该是蓓蕾初绽的大西朝竟唱了一出悲剧，而威震四方推翻明廷的张献忠却成为悲剧的主角，这是很能警示后人的。
尽管这一页历史已经泛黄，但毕竟无法抹去。当我站在柳树涧城堡的废墟上，回顾张献忠轰轰烈烈的一生，一种悲壮涌上心头。他虽然大起大落、毁誉交加，但不愧是历史舞台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是陕北人的骄傲。然而，看着漠漠黄沙正用它无情的手试图抹去这一切，我觉得象是千万虫子噬咬我心。我的乡亲们啊，难道不能为我们的英雄建一座石碑，让世世代代的后人怀念他、继承他么？难道能让他的业绩消失在史海之中么？
2002.3.24—2003.3.28
（原载2003年第9期《中国作家》杂志）
苍穹下的柳树涧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