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后代领我们查看李杲墓地
这三年，受黄陵县邀请，去编《黄陵文典》，知道了李杲（号东垣）这一响亮的名字，并知道在桥山背后的那道被称为阿党村的原上，曾有李东垣的墓地。我遍翻《中国通史》《陕西通史》《晋书》《魏书》等史书进行查阅，8月的一天，在友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去瞻仰他的陵墓。可是我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墓地早已变成了苹果园，枝头的苹果红的正艳。
我愕然、慨然、愧疚。
在村民也是它的后世子孙李荣禄的指点和描述中，我知道了那宏伟墓地的大致轮廓，高大的石碑，狮头的石桩、石旗杆，可睡一个大人的石供桌……李荣禄还清楚地记得，石碑的碑额上有“大元”两个醒目的大字，石望柱上的有一付对联，上联是“精岐黄之业起死回生德泽被土庶君臣”，准确写出了李杲对社会的贡献。下联是“建元成之勋护国保民声名播东西南北”，歌颂了始祖的功绩。
事情还得从过去说起：上世纪的70年代，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厚墉在与人聊天时无意中听到一个讯息，1958年在黄陵县劳动的一位同志曾见到李东垣的墓，这一发现令他欣喜万分。1974年，他带了一位学生专程去实地考察，拜访了20多名李姓老者。在一位名叫李孝先老先生的帮助下，看到了《李氏閤族谱》和墓碑，碑石原文是“元四世祖李公讳杲字东垣先生之墓”，就当做珍宝运回西安，并被碑林博物馆以保护文物深深埋在了地下。《族谱》中记载李东垣为四世祖，而始祖叫李晋，在元朝曾任兵部督察院宣受安塔兼理山西军务，特调河南等处征行督都元帅。张教授经反复考证，于1983年在该校《学报》上发表了文章《李杲的祖籍在哪里？》，力图纠正史料上所说“河北正定人”的谬误。对于医学界、对于黄陵和李姓家族是多好的一件事啊！然而，文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陕北多出武士，而文士真是凤毛麟角，即使出一两个，竟荒唐地被移为他乡，如名医李杲就被史书误载为燕赵人。
也许不少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在中国中医界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医共分为七大门派，每个门派都有创派的祖师，各派治病自有其绝招。如伤寒派的张仲景，创立《伤寒论》，以桂枝汤、白虎汤等治疗寒性疾病。局方派的裴宗元、陈师文，编写《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从成千上万的中医高手中精选了800个名家名方……而温补派的祖师正是李东垣。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全是阳气的作用。小孩子阳气旺盛，所以总是上窜下跳，所以会长个子，长到一定时期可以繁殖下一代。而阳气衰退后，人就变老了，他强调用温热性质的中药来补益人体，拿手方剂是《补中益气汤》，已成为流传多年的成方。
李杲生于金世宗大定20年（公元1180年），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曾跟随当时的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学习《论语》《孟子》和《春秋》，又拜范仲淹之后、学者范尊为师，有很深的文学功底。
虽说他的家很富有，但住在“滴水贵如油”的旱原之上，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吃水要到几十丈深的井里去绞，对于生活节俭的原上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束缚。也许是自然条件所致，也许是身体状况之因，李杲的母亲患了重病，请了家乡好多医生，几乎吃遍各种方药，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加剧，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事对李杲的打击太大了，他捶胸大哭：“为什么自己不懂医学，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疾病夺去生命！”
掩埋完母亲，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他知道，他家不远处就是巍巍桥山，那里有轩辕黄帝的陵寝。黄帝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祖先，也是医学的开山之祖，后世人根据他的言论整理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圣典。而离黄陵只有200多里的华原深山里（今耀县），就出了一个孙思邈，精研《黄帝内经》，整理出《千金方》，成为世人尊称的“药工”和“圣人”，自己也活了141岁。想到这些，他发誓说，不做良相便做良医，如果遇到良医，我一定拜其为师！他四处打听，知道易水（今河北易县）张元素为燕赵名医，不惜远离家乡，挟千金拜其为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法”，基本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遂辞别元素返回故里。那时没有什么医学院校，也不必有什么处方权，别人听说他会治病就求上门来，一传十，十传百，凡经李杲诊治的病人，皆为疑难杂证，但多获奇效，用“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的名声愈来愈大。
李杲未能考取功名，大约在30多岁时，按照金朝的制度向官府交钱买了个官位，做了临原（今河南境内）的税务官。虽有官位，但他仍把解除病人痛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由于兵慌马乱，当地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即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症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均不获效，而一泻再泻往往使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尽管这样，不少医生并不认为是误治之过，病人家属更无法弄清原委。唯有李杲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研究本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讨，终于研制出“普济消毒饮”一方，用于病人，屡验屡效。他把药方刻于木板立在人多醒目的地方，凡照此方治疗的病人无不获效，当时百姓以为此方为神仙显灵所传，就把它刻于石碑之上。
不久，雄悍的蒙古族铁骑从北方草原席卷而来，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金朝都城汴梁（今开封）。谁知到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元兵南下，围困京都近半月，民众因劳倦、饮食不节、惊恐等致疫病流行，城内病者甚众，但很多医生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只是照着书本开方，使死者日以万计。李杲目睹此惨状，夜不能寐，昼夜钻研，寻求良方。
我虽然无法走进他当年苦思苦研的岁月，也不能用电视的手法还原他当时的情景，他可能亲尝药汤，也可能多次失败，但最终灵验的药方研制出来了。有幸的是，《元史》中记下不少他治愈的病例：有一个官吏名叫萧君瑞，害伤寒发热，有医生让他服白虎汤，结果面黑如墨，小便失禁，脉搏沉细，病情更重。李杲诊脉后认为是立夏前误用了白虎汤的缘故，应该用温药升发经络间的阳气。依照他的说法，病人服用补治经络的温热药，果然非常灵验。
又一次，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害伤寒，眼睛赤红，口腔干渴，脉跳得很快。有医生用泄药承气汤治疗。药煮好了，正要服用，李杲赶来，了解完情况，又仔细切了脉，大吃一惊，说：“险些害了这孩子！”他解释说，通常脉快是热引起的，现在这孩子的脉这样快，可以说是极热，是由内寒导致的。他让取来干姜、附子两种大热的药服下，服了足有八两，病人出了一场大汗便好了。
北京人王善甫病状是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如裂，且饮食不下，用甘淡渗利之药无效。李杲诊治后找不到原因。他苦思冥想一直到半夜，突然混沌的脑海闪过一道亮光，他披衣而起，连声说：“吾得之矣！吾得之矣！《内经》上载，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第二天一早，他赶到病人家，开了阴药，一剂就见效。
李杲用他高超的医术治好了许多垂危病人，使他名声大震，当时的人，都把他看作“神医”。但他行医是为百姓解救苦难。作为脾土派的代表，他很想找到可靠的继承人。友人周德文向他推荐了罗天益。一见面李便问罗，你学医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传医道？罗回答，为传医道。于是，李杲欣然收其为徒，学习期间，其日用饮食皆由李杲负责。罗跟李学医三年，从无倦意。为奖励其学习刻苦，有一天李把罗叫到身边说，我知你家境不宽裕，担心你会因之动摇半途而废。但你三年如一日，实为可贵。今送你白银二十两，你把这些钱交给妻子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吧。一个医道高深的老师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临终前李把罗叫到身边，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整理分类放在桌上，郑重地说，这些书稿交给你，并不是为了李杲，也不是为了罗天益，而是为后世天下之人，你一定要好好保存，推广传播下去，由此不难看出伟大医学家一生的追求和志向。
从中原北返后，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就正式开业行医，一直干了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在真定定居，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书立说。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他已站立在医学的峰巅之上，极目杏林，吸琼液佳醸，独辟蹊径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写出了《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等，成为祖国医学的名著。
李杲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直、忠厚，世事洞明，人情也极为练达，绝非那种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为著名诗人元好问治好病，又结为好友。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
他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并被原来的臣属蒙古灭亡。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元好问当过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金朝灭亡后又拒不应聘作元朝的官，按理应被视为忠贞不二的名臣了。但由于两件事成为现代人所说的“有争议的人”，不少人骂他，“上累祖弥，下辱子孙”。
一件是，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成为别人对他指责嘲讽的重要口实，他为此悔恨不已。
第二件是他看到元朝的统治者比较高明，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在晚年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至于他和元朝中上层官员交往的事，是他为了完成《金史》的宏愿而迫不得已的行为。当金在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为了写金史，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为修金史，在自家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他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住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又编辑成了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他的这些资料，为后来修金史奠定了基础。
对立、容忍、顺应、支持，可以说是元好问在元朝新政权时期的思想变化，顺应时代潮流不但不应受到谴责而应得到称颂。我不知道李杲当时是否这样想，但他给予元好问的是坚定支持，元好问也为他的几部医学著作写了序。
隆坊镇墩台行政村，也属于李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村里我看到了世代保存的“影”。“影”是古代画匠在油布上制作的世系画，上面清晰地标明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画像或姓名。他们的第一代祖先是一名身穿官服的武将，影两边的灯笼上有“征行元帅”四个大字，与《李氏家谱》和记忆中的墓碑相吻。而李杲为第四代，可能因他远离家乡去了远方，影上只有姓名而没有画像。
在村里，79岁的李广回忆了年少时跟着爷爷在正月初一祭影的盛况。他说，影由各家轮流负责祭祀，负责祭祀的这家要杀一头最少200斤的猪，做成被称为十碗的献饭，和铜牛、铜香炉、铜人、铜烛台、铜象等祭器前摆在祠堂的祭桌上，所有男性按辈分参拜……
李杲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创建的医学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但对今天有借鉴意义，十六世纪后，连日本的“汉医”也有了专门尊崇李杲的学派。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既为有这样一位乡亲而骄傲，是黄陵柏林中的一抹虹霓。又觉得有些遗憾。荒唐的年代尽管做出了荒唐的事情，然而噩梦已醒，难道不应恢复他的陵园以永久纪念么？
2008.8.1—10.5延安·北京初稿
2008.10.31—11.24改于延安
（分别载2008年《延安日报》《陕西日报》《各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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