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忽觉满屋生辉虹霓当空，金石之声铿锵作响：
这不只是烁古今之诗文，更是生命的绝唱。在诵读此诗时，历史的先贤不时在眼前闪过。其中，早文丞相138年的胡铨走进我的视野。
胡铨（公元1102—1180年）字邦衡，庐陵人，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王朝最黑暗的时期。他是宋高宗建炎中兴时的状元，儒家正统的教育加上耿直的秉性，使他成为闻名朝野的铮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样的铮臣如风毛麟角，但刻印在历史的纪念碑上的印痕却很深很深。
不趋炎附势，敢于说真话，一直被当作我们民族的高尚品德。社会的进步需要这种人，社会的安定也需要这种人，他们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而上天铺设在铮臣前面的是没有鲜花而只有荆棘的险境。
胡铨刚步入政坛面对的是南宋王朝的颠簸流离。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宣布继承皇位，但在金兵的追杀中他一路向南逃亡。他把年号定为建炎，并起用抗金名将李纲为丞相，提出了抗击金兵中兴宋朝的口号。胡铨一厢情愿地认为高宗是虚心纳諫的明君是中兴的希望，并大胆地上书说：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应顺应民心，恢复中原……这一份万言书很得高宗称赞。金兵渡江南下，他在赣州招募乡丁助官军保卫乡里，很有战功，就升迁到临时都城临安（今杭州）。
铮臣的本质是对君主的忠。开初的这一得宠为胡铨画出了政治清明的美妙图画：忠臣扶佐明君，这不就是开一代新风的政治格局？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衣食父母——皇帝，他是要肝脑涂地，把自己所有的政治见解都贡献给皇帝，期望天子采纳。胡铨未免太天真了，他缺少的是审时度势，老天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建炎四年（1130）秦桧被金军放归逃到临安，绍兴元年（1131）被高宗任为参知政事，拜为丞相。他一当权，就耍阴谋排挤了主战的张浚、赵鼎等重臣，残酷打击名将韩世忠、岳飞等，斥逐异己，屡兴大狱，和高宗勾结一起明目张胆地搞起议和投降活动，向金朝纳币称臣。满朝文武，慑于秦桧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这时，胡铨勇敢地站了出来。
让我们把镜头摇到绍兴八年的一个夏夜。那天，临安城内闷热难耐，天空浓云密布。书房内的胡铨挥汗如雨，在地上已度了几十个圈子。但这些日子来，一个念头一直吞噬着他的心。看着秦桧之流卖主卖国倒行逆施的行径，他实在按捺不住。朝廷刚刚站住脚根，正该收复中原恢复祖宗大业，可这伙卖主求荣的家伙却要……不行，得让皇上看清他们的阴谋，自己得担起这一大任。
然而，一些和自己亲密的大臣不止一次地谆谆告诫，秦桧心毒手辣，你如果讲明实情，秦桧决不会放过自己，轻则丢官，重则连命也保不住，这事关系重大，万不可草率。
这件事他已经反复掂量了多次、思考了多次。那段时间他思想中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退缩他想过，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何必去冒这个险！但是面对历朝先贤，他觉得脸上发烧。先贤面对生死考验，始终宁折不弯。像汉苏武在北国受尽凌辱始终心向汉室，牧羊18载，可歌可叹。他曾想到，苏武说到底是在敌人的营垒之中，何去何从似乎泾渭分明。而自己是要把掌握自己命运的上司推上审判台，那风险比起在敌人的刀枪剑戟中毫不逊色，甚至危险更大。但是，不把真相说出来，他骨梗在喉，他要把秦桧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顾不得什么了，他立即展纸挥毫，忘记了酷暑，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他从秦桧的走狗王伦入手，奋笔直书：
王伦本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却出使金朝，用假象欺瞒皇上，企图让皇上走刘豫的路。刘豫投降金朝，开始被封为王，以为子孙万世都会荫袭。谁知金朝一翻脸，刘豫父子都成了阶下囚，最终被杀。现在，连三岁小孩都知道金虏是犬豕，堂堂大国拜犬豕连孩子都害羞，而陛下如何想呢？
说到这里，胡铨回忆了高宗继位后辗转南北直至被迫漂泊海上但仍不向金朝屈服的经过，理正词严地说：今国势开始恢复，诸位勇将都在摩拳擦掌，士卒斗志高涨，多次打败敌军进攻，无故而屈膝向犬豕称臣，恐怕三军不战都气死了。现在朝廷内外连黎民百姓都欲食王伦之肉，臣以为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写到这里，一股热流充溢胸间。他想到了春秋时，荒淫无道的晋灵公听信屠岸贾的谗言，欲杀相国赵盾。赵盾武艺高强，在部下的保护下逃了出来离开京城。后来，另一主将赵穿设计杀了灵公，迎回赵盾另立黑臀为君也就是晋成公。这一段历史赵盾自然不想让人知道。可是史官董狐却把这写入史册，明确写道：“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并让赵盾亲自过目。赵盾解释说写错了，那时他已出逃200里外，怎知弑君之事？并要董狐把话改了。董狐自然知道拒绝的后果，但他认为，赵盾尽管没在京城，却没逃出国外，而且重返京城并未追查弑君的元凶，理直气壮地对赵盾说：“史官就遵重事实，我头可断，此话决不可改。”董狐直笔成为一段历史的佳话。古人能做到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到？突然，一道狂暴的闪电劈开夜空，紧接着便是一声能撕裂世界的炸雷，然后隆隆声响自天边滚滚而来，暴风骤雨首先从天上降下来，刹时铺天盖地掩埋了远远近近的一切，而胡铨心中更明亮了。人格的最终完成常常是瞬间的事，胡铨继续秉笔直书：
王伦所以这样猖狂，是有秦桧和参知政事孙近在背后支持。秦桧为大国之相，不能扶佐君主成为唐、虞，而想让陛下成为卖国的石晋，我以为当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将头悬挂杆头，不用再说别的话，三军士气自会倍增。
窗外，大雨如注，天摇地动，如千军万马驰过。
室内，胡铨挥汗如雨，笔走龙蛇。
这道奏章石破天惊轰动朝野，人人争相一睹竟相传颂，一时洛阳纸贵。宜兴进士吴师古刻了木板印发，连金朝权贵也佩服胡铨的勇气和文笔，愿意出千两金子来购得此文。
后果不难预料。秦桧本想杀他，还把他与赵鼎、李光三人的姓名书于他密室的屏风上，属于必杀之列。但朝野赞扬他的舆论太大，最后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其罢官，在外地“编管”也就是软禁起来，这一管就将近20年，使他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当时，赵鼎、李光都发配到海南岛，那是个荒蛮之地，到那里的犯官就永无回归之望。有个显宦也要求把胡铨流放到海南岛，他不但不惧怕，反而写词云：“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这诗又被汇报上去，决定也把他贬往海岛，他毫不痛惜，史书说他“健步赴贬，人皆怜之”。
绍兴26年，秦桧死了。31年，胡铨获得自由。第二年6月，高宗禅位成了太上皇。高宗没有子嗣，他立宋太祖小儿子赵德芳的后裔昚为太子，新皇帝即位，就是宋孝宗。
孝宗是本想有一番作为的。做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开始锐意恢复。多年来，他一直讨厌秦桧的专权，从登基起就斥退秦桧余党，重用抗金之士，扶正朝野舆论。这无疑是胡铨的福音。果然，他受到皇帝召见，迁任秘书少监，又担任起居郎之职，这是纪录皇帝言行的职务，他要求属下实事求是如实纪录，不必向皇上进呈。他建议皇上移都建康，下临中原，这是光复宋室的大计。他的一些奏章得到皇上的采纳，展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华。
良好的开端！胡铨清醒地意识到，明君加良臣，中兴就在不远的将来。作为政治家，他极力想营造宽松的清明的政治环境。纵观覆灭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从堵塞言路开始的。朝廷内如果没人说真话或者不敢说真话，都看着上峰的眼色行事，看起来言论一律，却埋下极深极深的隐患，是最大的悲哀。只有让各种意见畅所欲言，才能择其正确的采纳。尽管自己在说真话上遭受了打击和迫害，但他更看到真话的重要。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并在一份数千言的奏章上说道：尧、舜因为广泛听取意见，虽然有共、鲧逆行也无碍大局。秦二世以赵高为心腹，刘邦、项羽兴兵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夺关斩将兵临城下而不知。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也不知。唐明皇驱逐了名相张九龄，安禄山、史思明为祸也没有觉察……愿陛下广开言路，广求贤才，万不可轻信奸佞小人。这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使不少人为之动容。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何处去寻这样的明君呢？
作为铮臣，胡铨不但敢亮明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还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主战的张浚病死后，主和的右相、秦桧余党汤思退执掌朝纲，立即派魏杞去金朝议和。满朝文武惧怕汤的报复，都顺着他的杆儿爬——赞成和议，似乎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真的应该投降么？作为一个被压制了20多年官员的心态，早应从险恶的处境中吸取教训，不说是逢迎权势，即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会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或者三缄其口，可胡铨又一次站出来，慷慨陈词：“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则丑虏不可与和已经明如秋水。”他历数四十年来的经历，谓和议成有十可吊，不成有十可贺，言词肯切，字字铿镪，揭下了主和者的一张张画皮，大声疾呼只有抗金才有宋王朝的出路。
然而，胡铨又一次错估了形势。他不知道，高宗虽退居太上皇，但仍时时干预朝政，孝宗多次向他汇报抗金北伐恢复祖宗基业大计，他干脆说：“此事待我百年之后，你再议论吧。”在父亲的压力下，孝宗和战不定，终于失去良机，最终又陷入和议的泥淖。但胡铨一副正气、凝重结合的傲骨，对权贵的蔑视，官位可以不惜，生死可置之度外的形象如一尊山岳凝立天地之间。
孝宗没有象他父亲一样对胡铨一棒打死，只把这一建议搁置起来，没有追究他为何唱反调。这样一个看似无为的举措，使朝内陆续出现了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一批铮臣，早该散架的南宋王朝才苟延残喘一直维持了一百多年，这是令许多史家难于理解并深思的。
2003.7.24—8.20再改
（原载2003年第9、10期《青海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