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总会遇到不少朋友。朋友中有君子，也有小人。我的人生道路不算太长，但也见识了朋友中的各色人等。有的朋友古道热肠，不管你是在风中雨中，总是伸给你一只相扶的手，自然成为莫逆之交。而有的朋友表面和你打得火热，脑后面的一只眼时刻在窥测你的破绽，当他认为时机成熟，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恨不得让你永世不能翻身。而另一种朋友来往不多，表面很淡，但他知道你的喜好，总是不动声色也不求回报地帮助你，这大概就是古人咏赞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中的君子，著名诗人闻频就属于这种人。
我和闻频的结识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延安地区革委会办了一张报纸——《今日延安》，作为编辑之一的我，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几位喜爱文学创作的同仁支持下，办起了文艺副刊《延河》，成为陕西报纸中的第一个园地。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文艺界万马齐喑，不少作者都围聚在这里。为了发现新人，我比较重视群众自办的油印简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延川县的油印小报上有一首歌《毛主席当年到咱村》，歌词写得很有感情和灵气，一眼就看出作者是很有才华的人，我注意到作者署名是闻频。虽然不认识作者，那时不讲究“走后门”，也不存在互相交换的风气，就将歌词抄下来登在报纸上，这成为闻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就这样一件小事，闻频常记在心，在河南一家报纸“我的处女作”的栏目中，闻频记述了这件事，当他把报纸寄给我后，我很吃惊，没想到闻频是这样一个重情义的人。
重情义，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时下的一些人，把祖宗的训导忘得一干二净。实用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你有用时，跪下叫爷爷都行。一旦你没有用，你即使给他办了诸多好事，他也会给你翻白眼，甚至落井下石。和这种人比起来，闻频可说是超凡脱俗了的“仙人”了。
从那首歌词，我知道了闻频。后来去延川下乡，我抽空去看望他。在一孔破旧的窑洞里，我见到了他。他不是我想象中五大三粗的汉子，身材显得有些单薄，陕北的风沙吹得他的脸庞有些粗糙，稍稍消瘦的脸上一双眼睛格外明亮。那样一付身材自然很难和侠肝义胆连在一起，但这付身躯中却装满了忠、装满了义、装满了情、装满了对朋友的无限关爱。
知道他是永坪中学的语文老师，正抽到县宣传队和路遥创作小戏。不久，延安地区搞戏剧调演，延川演出队演了他俩写的《延安路上》，我看了觉得剧本写的不错，不仅写了报道，还把剧本选发在报纸上。后来他又和路遥合写了剧本《第九支队》。
由于闻频出众的才华，1973年，延安歌舞团调他到创作组，和刘成章一起写剧本《延河湾》。由于同处一城，又有共同的爱好，来往了几次。听说他们的剧本写到第四回，闻频患阑尾炎动手术。因手术事故，他被迫中断创作，调回家乡咸阳，不几年，又调到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并担任了副主编。
此后的日子，由于我常年在陕北，又不属一个系统，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他不是那种一变阔就变脸的角色，时刻记着同住过草窑的朋友。有什么好事情总想到我。那年，他受命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一本报告文学集《开顶风船的人》，就给我打来电话向我约稿，我为这本书写了两篇，他放在头题。
在平时，他还不时把他文学界的好友介绍给我。80年代中期，我试着写了不算长的一个长篇《范仲淹延州御敌》，两次送出版社都无下文，有个出版社压了近一年连翻都没翻，可能认为我不是写长篇的料。当时，我确实有些灰心，加之本职工作忙，不准备再涉足长篇。正在这时，闻频介绍他的朋友——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的王亚东、潘万提来延安，我抱着征求意见的想法将稿子送给他俩。谁知，他们用两三个晚上看完书稿，当即拍板出版，于1987年正式出版发行，鼓起了我创作长篇小说的信心。后来我能逐步完成了宋代三部曲（《狼烟》《啸傲长天》）三部长篇的创作，没有闻频的牵线搭桥是不可能继续写作的。还有他介绍给我的原陕西日报文艺编辑白海潮，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我和闻频都出身于普通的底层家庭，没有光宗耀祖的门第，也未投靠高官显宦，都是靠自己在社会风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但有共同的爱好，有相近的做人观念。生活给予过厚赠，也带来过灾难。但我们都坚信对方是真正的人，是生活的歌手和时代的鼓手。在梳理着经年的往事时，我猛地记起闻频写过的一首诗——《野花》：“根子就在这草丛里/童年自然在野草里长大/野得纯真自如/野得飘逸潇洒/就因为不肯离开这片热土吧/人们便泛泛地/把她叫作野花/野花的姿色也是动人的/哺育她的/是朝朝暮暮五彩的云霞/她不会扭曲野性的腰肢/早已习惯了风雨的践踏/她也未曾考虑过迎合/野花就是野花”。这首诗不只是写野花，而是写了人生的境界。野花不知开放了几千年，但她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本色，这也许就是闻频人生的写照。
愿我们多些闻频这样的朋友！
2006.10.12于桥山下
（原载2006年《书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