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在世上滚趟，有几个能“靠”得住的朋友？赵熙在《我的至交挚友银笙》一文中坦承：“似有同样生活之路的我俩，像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也只有彼此的心相知相近，一切尽在这相握的微笑中。”
赵熙，确实是我的“至交挚友”，提起他，我以为“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的诗句才能体现我们的友谊。
认识赵熙是40年前在延安地委靠山的那孔窑洞里，我当时正编辑《延安通讯》小报。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文革”中，文艺界正处于“冰封”时期，我们斗胆在小报上开辟了《延河》文艺副刊。可能是这一举措符合他的心愿，作为省写作组的他竟屈驾来到我简陋的办公室，我见是一位精干的年青人，绝不是现在已秃顶的老者形象。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可他没有客套，没有虚假，坐在我对面的破椅子上谈文学、谈写作，亲近，一见如故，一下谝了两个多钟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友谊是灵魂的结合，是两个敏感正直的人之间的心照不宣和契约。”他见多识广，给我许多启发，我认准他是我的师长，也是我们的重要作者，欢迎他为小报赐稿。此后，他不断以“颂延”的笔名寄来佳作，像《山丹丹》散文就最先发在我们小报上，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着实火了一把。
没过两年，他调到团省委担任《陕西青年》主编，我又成为他旗下的作者。像我写的歌颂周总理、刘少奇的长篇散文《延安雪》《春回延安》以及毛主席警卫员王来音的回忆和不少长通讯，都是发在他主办的刊物上。1972年，我应邀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了文革后第一本散文集《延河之歌》和通讯集《延安精神谱新篇》，后来又应约撰写反映朱德和谢子长的革命先辈故事集，他也应出版社约请撰写了中篇小说《白葡萄的传说》，还编了散文集《赵熙散文》，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我俩搭建了共同平台，我们成为出版社的得力作者。我们的居住地虽相隔七八百里，但“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每次到西安，我都会去红缨路的团省委向他请教，交流的机会多了，使我俩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记得有两年，他带队到延安县下童沟蹲点，为改变贫困队的面貌呕心沥血。幸运的是，我们会时不时相聚宝塔山下，多少个夜晚，我送他回下榻的招待所，他又送我回家，送来送去，说不完的话总感到夜路愈来愈短。我写延安钢厂的散文《火》在《陕西日报》发表时，题头的插图画着两个人观望的背影，看到报纸他激动地说：美术编辑似乎在冥冥之中看到什么，无形中真实勾画出咱俩交情……
虽然喜爱写作，但他对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尽心尽责，从不懈怠。他工作的劲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档次是他做事做人的信条。记得有几年，他的肝脏不大对劲，老伴给他团省委办公室送去一罐鸡蛋，嘱他每天早上补充营养。谁知几个月过去，鸡蛋发霉了也没吃几个，而馒头加咸菜成为他日常的享受。可他办的《陕西青年》却在全国享有盛名，成为千千万万青年的知音。刚刚粉碎“四人帮”，青年中燃起学习知识的烈焰。他们顺势办起陕西青年自修大学。可是没有教材，他和王改明四处奔波联络，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昼夜奋战，短短几个月就编出一套十几本的适用教材，满足了千万渴望的心灵。陕西省文联组建时，他奉命调入，立即提议办大型文学刊物，不久，大型刊物《东方》应运而生，至今，朋友们谈起来都以为《东方》为陕西文学发展功不可没。没过几年，他又被提拔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除主持好日常工作外，他到处游说，积极解决作家的居住困难。在他努力下，作协的家属楼修起来了，又为几位著名作家争取到省委、省政府提供的宽敞住房。对于这些待遇，他独独遗忘了自己，至今仍住在老伴单位90年代初分配的简陋住房里。
赵熙的命运是悲苦的。几十年苦伴孤灯，几十年用心血蘸着汗水书写生命的感悟。他的足迹遍及黄河西岸的群山，又挂职太白县委副书记沉在秦岭怀抱之中。生活的沃土给他以丰厚的回报，天津的《新港》杂志以头题位置率先推出他的短篇小说《长城魂》《大漠风》，霎时震撼了文坛。接着，展现秦岭儿女悲喜命运的长篇小说《女儿河》伴着神州改革大潮应运而生，高中生张利的踉跄挣扎、葡萄的多舛命运、彩娥的沉沉浮浮……众多少女的多彩形象征服了亿万读者的心。从此，他进入创作的黄金季节，《爱与梦》《绿血》《狼坝》《大戏楼》等长篇小说相继面世，不断在文坛掀起波澜，他是“陕军”中奋勇冲锋的勇士，中国文坛给予他应有的位置，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第七、八届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女儿河》获1993年陕西省双五文学奖等。
人容易看到别人头上的光环，却极少看到光环背后的血泪和艰辛。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命运似乎都经历了过多的煎熬。一个人成功的另一面，往往就是遭嫉恨、挨冷箭，甚至背时倒运，是没看透世事的险恶缺少保护自己的厚重铠甲？或是缺少政坛老手惯有的冷酷和铁的手腕？人都说赵熙是好人，善良、心正，乐于助人。但好人总要面对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那一年，我去《陕西青年》看他，他苍白的脸上露出儿丝苦笑。看他的桌上放着一厚叠检查，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只告诉我“每晚得站板凳！”在那个年代，“站板凳”就是上批判会，白天工作编杂志，晚上作检查接受批斗，这一屈辱的画面是对“极左”年月的最好注释。好在我们都想到，“文革”年月，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写了那么多文字，谁能保证没有一点问题，何况鸡蛋里挑骨头在那个年月司空见惯。在省作协的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刻，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他陷入漩涡，一下从峰顶跌入低谷。我始终弄不明白，一次一次的“运动”（尽管后来不叫这个名词）为啥要给这样一个好人带来厄运！云南的著名作家晓雪对各种加诸自己身上的污蔑、诽谤，从来不予置辩，常常一笑了之。他说：“有人攻击、诽谤，说明了你的强大；有人嫉妒眼红，说明你很优秀；有人恨你，说明你可爱。”赵熙也有这种胸怀，对过往从不念旧恶，他有一颗宽厚的心，提起往事会淡淡一笑：“都过去了。”
灾祸压不夸他！丢掉乌纱还有一支笔，几十年埋藏在心中的烈火一直炙烤着他。烽火战争的年月一直是他追寻的梦。乡党杨虎城是陕西现代史上悲壮的英雄，自己的父亲曾跟着杨虎城亲历过急风暴雨，把这些告诉后人是埋藏他心中的最大愿望。摆脱体制的束缚后，一头扎进钩沉历史之中，搜集资料，走访故人……几十年的积淀，多年的构思，反复地推到重来，从150万字的三卷本压缩到120万字，砖头样的两厚本的《北方战争》横空出世，展现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宏阔悲壮画卷，让人不由不想起托氏的《战争与和平》。全书充盈着正义之气、豪侠之气、民族之气，“气”贯穿全书，大气磅礴。这部书可说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忠实注释，虽然没有像有些书那样大段大段地照抄历史教科书，但用极简短的文字勾勒出从上世纪初辛亥革命至抗战结束涵盖半个世纪的历史斗争风云，全方位地展现陕西国民革命反清、反袁、护法靖国、西安围城、陕军（17路军）北伐、西安事变、陕军（38军）抗战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欣赏着一个个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中，使我们读懂了自辛亥革命至抗战胜利的陕西乃至全国的历史，读懂了于右任、冯玉祥、井勿幕、郭坚、胡笠僧、杨虎城、井岳秀、高双成、魏野畴、孙蔚如、赵寿山等革命先贤、高级将领，历史的真实原来是这样的。赵熙把关中和西安几十年的历史、民情、民风如揉面一样，揉到了，醒到了，才做出这碗酸辣适度、香气扑人的
面，捧读这样的作品让人交口称赞，也对“陕西楞娃”心生发自肺腑的尊敬。
过度地透支身体，超负荷的耕耘，写完这部巨著，他已心力交瘁。朋友们劝他彻底放松，或旅游，或保养，他却接受作协分配给他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的任务。那一圈陕甘宁的奔波终于把他累倒，可怕的脑梗击败这位坚强的关中汉子。多亏救治及时，才能谨慎迈步，儿次探望，心中像滴血般难受。人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啊，你怎么这么不公，要让善人赵熙经受这样残酷的煎熬！近些日子与他通电话，他告诉我，“这病只能慢慢来，最近有点进展！”老天啊，你能仁慈点吗，快点还我一个健康的赵熙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