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也许不再新鲜，然而那刻骨铭心的故事如味道浓重悠长的咖啡让人永生难忘。
那是一段血火交织的历历史，也是如他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和伟人们一起共同创造了历史。当我见到瘦小的李海东老人时，很难把他和往事联系在一起。
他是一位老红军。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和贺俊文先生一起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写了报告文学《老红军和他的儿子》，主人公就是他，中央台播出后在全国引起反响，人们为这样一位老红军自愿返乡务农称赞不已。当时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他的历史并没有深入了解。20多年后，这位老红军还健么？他的生活如何呢？在2002年8月的一个晴朗的口子，我们驱车前往安塞县李家洼村。还是那窄窄长长曲里拐弯的小山沟，还是那不甚宽阔的乡村泥土路，来到村里，80多岁的李老正挥着一把铁锨平整门前的那条路。久别重逢李老非常兴奋，一口气给我讲了六个多小时，我真惊异老人的记忆力。我想他一定常常回望历史，经过悠悠岁月的过滤，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都是精华，是他在烽火岁月中坚实步履的印记——
1935年正月初7，赤源县（当时安塞属这个县）号召扩红，动员青年参加红军，16岁的李海东瞒着家里报了名，成了红26军5支队的一名战士。从此，他的命运就和革命紧紧连在一起。
李海东高兴地说，他这一生是很幸运的。中央红军长征来到陕北后，他从5支队调到红军大学，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36年年初，又调到一方面军后勤部总兵站的一个通讯班，驻扎在延川县双庙河。当时，党中央决定红军东征，秘密在临近黄河的清涧河口的拐沟里准备造渡船。因为敌人飞机白天不时轰炸，他和战友利用晚上背木板。来回30多里路，湿木板又重，整整背了一个多月。
东征开始了，二、三十艘木船载着红军战士向河对岸冲去，阎锡山的部队用猛烈的枪炮封锁住黄河，还调来飞机轰炸。船就要离岸，发现还有一匹马没有上船，李海东返身回去牵马，枪弹在脚下噗噗乱飞，他顾不了许多，骑马跑到河边，但船已离岸，他毫不犹豫打马下水，拽着马尾巴向船游去。谁知一颗炸弹落到船上，船炸坏了，好几个战友被河水吞没了，一块炸弹皮落到他头上，他负伤了，但没有松手，拽着马尾巴一直游了三、四里路才登上岸。
东征结束后，他随兵站回到定边县羊圈山，往返定边、盐池送信。不料，他身上害了疥疮，奇痒难忍。一天晚上，老百姓报告说有一千多敌人要来进攻兵站，站长让他马上出发去定边给后勤部首长送信。从羊圈山到定边40多里路，他骑马挥鞭奔跑。穿过一道山梁时，敌人发现了，不停地喊“站住！”他狠劲用马鞭抽马，从沙窝里冲出去，到半夜时赶到定边县城。红28军政委宋任穷接见了他，写了回信，让兵站和驻军坚守阵地等待援军。
兵站除了自己的通讯班，还另外派了一个骑兵连保护。李海东马不停蹄去向骑兵连传达命令时，一个人也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骑兵连和兵站有矛盾，又传说红军东征打了败仗，得二次过草地，借着敌人来攻的消息，连长和指导员带着部队逃跑了。李海东把这一突变报告给兵站站长，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又重新奔往后勤部。宋任穷马上派出2个营的兵力前来增援，不但打退了敌人，还截住骑兵连，枪毙了连长和指导员，他为革命立了一功。
过了不多日子，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俘虏r敌22军一个连长，让他押送到9分站。从他所在的6分站羊圈山到9分站驻地机左原，有90里路。送到后交给分站，第二天9分站又派韩金山押送俘虏到另一处地方。一路上，这个家伙一会要喝水一会要吃东西，弄得韩金山很烦。在一个叫狼吃崾崄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俘虏买了些鸡蛋大吃了一顿。从山上下到半坡的荞麦地里，那俘虏说他肚子痛要大便，趁着韩金山不注意突然在他头上打了一棍，然后撒腿就跑。韩金山硬挣扎着向俘虏放了一枪，也没打上。驻在附近的董必务、杨立三部听到枪声，立即带警卫班骑马赶了过来，终于抓住了俘虏，救回了受重伤的韩金山。
作为一名战士，李海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艰难岁月走向胜利的金桥。他深知革命胜利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那时，战士们并没有过多的奢望，心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把仗打胜，然后敞开肚子吃一顿饱饭。不仅战士是这样，就连高级指挥官也是这样。李老向我讲述了了这样一件事：
1948年5月西府战役后，部队一直追击敌人。李海东带领战友狙击敌人成功后，首长命他赶往总部。快到职田镇时，碰到彭德怀总司令。一见他背着个口袋，彭总问：“背馍馍没有？”原来为指挥战争，彭总已两天没吃饭。他打开口袋一看，袋里的馍已碎成了渣渣。彭总也不嫌弃，用洋瓷碗挖了一碗抓起来就吃。一看这情景，他知道首长饿坏了，就把战友们背的面粉都给了首长。
我惊奇地问：“你怎么能认识彭总呢？”
他淡淡地说：“是老熟人了。”说着他又讲了另外一件事。
蟠龙战役后，因爱人患伤寒病他请假回家探亲。第二天，正巧彭德怀总司令带着718团来到李家洼村。十几户人的小村子一下子来这么多部队，吃住都成了问题。李海东和妻子支起大锅一连熬了七八锅绿豆汤，给首长端出了家里的窝窝头。彭总亲切地问了他的家庭状况，鼓励他革命到底。当晚部队撤离了，第二天一早，他和村民刘万玉上山拣部队丢失的东西，不一会，就拣了四五十发子弹和四颗手榴弹。不料，不知从那里钻出11个国民党兵士，原来是战场上溃逃下来的。他当机立断，大喊一声：“解放军就驻在村里，缴枪不杀！”敌人吓懵了，都乖乖举起手。他让把枪放下后退二十步，趁机抓起一杆卡宾枪上了子弹，又让刘万玉挨人搜查，最后把这些俘虏交给了当地游击队。
这也许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小插曲，他淡淡的叙述似乎满不经意，其实人民战士就像李海东这样一个一个消灭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然而每一个战役包括每一个小战斗的胜利，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仅李海东一人，就先后7次负伤。
东征在中阳县，他和战友们正赶着几十头骡子在山上运送弹药，突然敌人飞机来了，在空中盘了一个大圈俯冲下来，一阵机枪扫来，骡子被打死十几头，他的头部也受了伤。一阵昏迷一阵清醒，部队急行军顾不了他，就把他和十几位伤员放在山上的一座庙里。第二天天快亮时，发现帽子粘在头上，一摸，一块五六分长的弹片扎在头上，没有药，只能把香灰压上用绑带扎紧，一直等到战斗胜利才被抬走。
在打安边城时，他顺着云梯往西城门上冲。守城的敌军又凶又狠，在他快登上城墙时突然砸断了云梯，他摔下城墙跌断了脊椎骨，一下子住了三个月医院。
39年在博野县进攻日军碉堡，日军放出毒瓦斯使他中了毒，脚被敌军打伤。
40年9月，百团大战第二战役打响，我军撤退时日军追击，他的腿又被打伤。
46年在察哈尔集宁战役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头顶爆炸，使他的脸负了伤。
……
由于李海东勇敢、忠厚讨人喜欢，不少部门都愿意要他，他一会到中央警卫团，一会到电影团，用现代话来说，他的关系网既广又密。
1938年秋天，他调到刚组建的总政电影团，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兵去工作。这年12月，他们一起到山西前线采访，转战晋察冀、太行山。是吴印咸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吴印咸和徐肖兵给他起了海东这个名字。39年的7、8月，河里发了大水，为了采访，他们坐着箩筐渡过河，来到河北博野县的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和甘泗琪主任等首长接见了他们，贺司令还开玩笑说他是“陕北土包子”。在前线，他认识了吕正操、程子华等不少高级将领，返回延安时，首长派部队送他们到山西娘子关。那时，这里驻有敌军，街上是伪军，山上是日军，当地游击队和伪军头目有亲戚关系，不但放他们过境，还给每人送了饼子和纸烟。正通过娘子关，日军发现了，猛烈的机枪扫过来，他们用骡子驮着发电机、反光板等器材从冰上跑过，骡子一下掉进冰洞里。他们顾不上水冰刺骨，卸了驮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骡子拉出来，直到跑上另一座山才脱离了危险。
最让李海东感到幸福的是在中央警卫团通讯连时见到了毛主席。38年7月，艳阳高照，他正在太阳下为毛主席站岗，热得满头大汗。这时，毛主席出来了，看到他顶着烈日，亲切地说：“小同志，你可以拿着凳子坐在荫凉的地方嘛。”
他挺了挺胸说：“连长指导员给我们有纪律，不能坐。”
听了这话，主席好象有了兴趣，走到他面前，和他交谈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李春荣。”
“多大了？”
“19岁。”
“那里人？”
“安塞李家洼人。”
“家里有什么人？”
“父亲去世，有母亲和哥哥。”
“几时参军？”
“35年。”
“喔，是老战士了。你为什么参军？”
“打日本。”
主席稍稍停了一下，象是考试：“日本好不好？”
他就把平时学的那点东西倒出来：“不好！是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灭亡中国，欺负弱小民族。”
主席笑笑说：“不能说都不好，工人、农民劳苦大众还是好的。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
“是连长指导员给我们讲的。”
主席满意地点点头，勉励他好好学习，多掌握革命本领。
那年4月，警卫员早晨起来给主席送水却找不到，一下惊动了许多人，都分头去找。李海东想，主席闲暇时常去散步，是不是沿着城墙转去了，就跑出北城门，果然看到主席在水井边正和一个农民谈话。原来，主席发现一个战士正和农民吵架，过去一问，原来是战士要洗衣服，农民要浇地，可是只有一眼水井，为此争了起来，那位战士气极了狠狠地骂农民说“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主席了解了原委，先给农民倒了歉，并批评那个战士说：“你是红军战士怎能骂老乡！咱们是工农子弟兵，做事先得想到群众的利益，老乡要浇地，你洗衣服就应到河里去洗。”等那位战士离开后，主席让老乡消消气，知道他是杨家岭村的，就询问起杨家岭那些石人石马的来历。这事在李海东脑子里印象太深了，从主席的身体力行中他懂得，工农子弟兵就是考虑问题不能只想自己，一切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解决群众的疾苦，他把这一点作为自己一生的动力和目标。
1943年，李海东调到总政秘书处。党的“七大”召开时，他是服务员，不时送信送选举名单。五月的一天，有一份留守兵团通过整风、大生产运动达到自给的材料要送给毛主席。主席当时住在枣园，看到材料说你先睡一会，我改完再拿回去。过了半晌，主席亲自把材料交给他，叮嘱过河时要小心，不要把材料让水打湿。当他走到门口时，主席又叫住他，送给他一个西红柿说：“天太热解解渴。”又询问部队生活怎么样？当听说一顿三、四个菜时，主席高兴地感叹：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生活，上下关系也改善了，给人民减轻了负担，军民关系也好了……
人生总是有理想有追求。李海东这一代人的追求就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他们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把自己和党联系在一起。在战争年月是这样，在和平年月也是这样。他身上所反映着那个“理想燃烧”的时代所赋予同时也支撑着那一时代的精神品质，就是象他这样的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共和国大厦的基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支援山区建设，在宁夏工作已升任县团级领导的他毫不犹豫地返回农村，返回生他养他的故乡。他知道故乡很穷，需要大家努力改变面貌。也许今天的青年很难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这种“自找苦吃”到底图的什么，这不仅是李海东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不少老一代革命者具有共性的生存方式，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我们对历史、对党的理解真正丰富起来。
回村后的李海东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村里的大小事都离不开他。悠悠40多年，他默默地心甘情愿当他的农民。按说，中央领导他不少人都熟悉，用现在的话说关系很硬，但他从不给领导添麻烦，只是每天和乡亲们滚打在一起。相隔20多年我去采访，他最大的变化和奢侈就是由原来的土窑洞搬到石窑里，村里也通了电，那条坎坷不平的山区小路也加宽了不少，村里破天荒地建起了塑料大棚。谈起自己的选择，他从不后悔。谈起今后，他只是说，想给村里修一条稍宽些的路，再修一座象样的学校，听着他的这些理想，我默默地说：这就是出生入死为革命拼杀的延安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崇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永远值得怀念、值得继承。今天，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望悲壮的历史过程，在崇敬之余又有些心酸，一些严峻的问题不时在脑中闪过。如果他不返回农村在更高的职位上干到现在，如果不局限在一个小村庄而在更大范围工作，他的贡献是否会更大些？如果……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如果”！当我回味这段历史的回声，我只强烈地感到“为人民”三个字沉甸甸的份量。把“为人民”挂在嘴上或写在文件中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但要达到这三个字的要求却需要用整个生命毕生奋斗才能达到。李海东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乡亲们、不，应该是人民才时时念叨他并永远记住他。
2003.11.30—2004年春节
（原载散文集《安塞履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