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史杰逝世一周年，他的孩子发信要我们写一点回忆。说老实话，写回忆我还没有资格。一是他是延安日报的老领导，他当政时，我还未去报社，没有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自然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二是他年长，是我的前辈，在他面前我是后生晚辈，只有尊敬。尽管认识的时间不短，但都是蜻蜓点水式的接触，更谈不上回忆。但在我人生道路的42年中，他的影子无时不在我的身前身后显现，他成为我人生的楷模和标尺。
提起史杰（按新闻界的惯例只称其名），眼前就出现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笑容、双眼中闪射着慈祥的光芒的长者形象。
长者张史杰常说：“我是从延安清凉山上下来的！”清凉山是新闻山，当年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诞生在这里，《延安日报》也从这里起家。张史杰是新闻人，提起他，我不由联想起清凉山石窟中的那尊弥勒佛，想起那透彻人生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能把一位领导干部和弥勒佛拉在一起？
纵观史杰的一生，可能有为官清正、勤于政务、忠心不贰、广播善缘……等评价，盖棺的结论自有组织去做，我只是从一个社会的“人”、独立的人说一点感受。
也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以为，人，不管你的官当得多大，首先应先做好人，才能谈到做好官。可惜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左”的影响根深蒂固，“整人”成了一种流行病，使不少人亵渎了“人”这个称号。有的人官当得不小，但心如蛇蝎；有的人如墙头草，见风使舵，嘴里吐不出一句真话；还有的人，一切只以自己利益为准，为此造谣中伤、落井下石什么事都干……张史杰不是弥勒，但从人性的角度看，从做人来看，他的好心肠人所共知，是人们心目中的弥勒，他可以称为大写的“人”，是好人，当然也是党的好干部。
1965年，我刚调到报社时，常从老同志的口中听到史杰的名字。遇到棘手的事，他们常会说“史杰那时候……”谈起他，都说他心肠好不整人。特别说到1957年“反右”时，报社3个年青记者丁工、兰草、苏若望接过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也在报社贴出大字报。定案时，上级主管部门指示要把3人定为“右派”，何况那时各单位都分有“右派”指标。可张史杰层层向上申辩说3人只是言论偏激，不应定为“右派”。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遭到厄运，省内各报社都定了不少“右派”，唯独延安报没定一个“右派”，这在全国可能算凤毛麟角，而张史杰敢于伸张正义、特别是在大风大浪中不随波逐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传为佳话，令后人敬仰。
1975年，我进入延安报（当时叫延安通讯）的领导层后，一些老同志在言谈中勉励我向张史杰学习。在此后20年领导报纸工作中，我自觉地把他当作我的标杆。虽然我没有他那样大的能力，但为人赤诚从不整人的品格我继承下来。也许是为人较为相近，心有灵犀一点通，接触也就多了起来。
他在延安县当领导的那些年，正是70年代，我曾随他采访过几次。一次不记得中央发表了什么文件，省报点名要延安县的报道，同时还要配发县领导和群众学文件的照片。我接受任务后去找他，说明来意他似乎不大乐意，说“报道么还能组织！”他是老新闻，自然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时兴这一套，也可能是照顾我这个后辈的情绪，犹豫了一阵答应了，带着全体常委到枣园，按上面要求拍了照片很快发表在省报上。在大搞农田基建的那些年，他不愿在山上摆阵势，深情地说一亩川地要顶几亩山地。原来他看准了改造延河，要让弯弯曲曲的延河顺河道流，将那些没有边际的烂河滩改造成水浇地。不久，我到河庄坪公社李家湾工地去采访，看了现场，我觉得这是真正地为群众谋利益，就以《顺直延河道》为题写了报道，他高兴地说你们总算看到延安县的成绩了。不记得是那一年，延安县召开农田基建现场会，他邀请我去参加。我跟着他们的队伍几乎跑遍了20多个公社，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又作了报道。在此期间，他发现了典型人物赵官印，推荐给我。我步行几十里采访了这个人物，写出了《贫下中农的硬骨头》的长篇报道，先后在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当我读他的回忆录《在黄土地上奋斗》一书中，我才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在他立志建设双百里林带和开发万花山景区中，我也多次参与宣传。今天看着浓荫覆盖的百里延河，徜徉在万花山的牡丹园中，使人不由不想起史杰在这些项目中的远见卓识和花费的心血与汗水。
史杰有一首诗云：“20年县官未移动，宦海沉浮两鬓秋；两次打倒又爬起，忠心耿耿为人民。”他的一生历尽坎坷，特别是因1977年延河特大洪灾受到处理，可以说在延安引起强烈反响。政界的事就是如此微妙，当一股风刮来时，有的人总是推波助澜，有的人罗织罪名趁机整人。处分决定下来后，我也搞不明白，工作主动负责半夜起床了解洪情的两个人包括史杰在内处理得很重，而另一位没起床的领导处理得较轻。我觉得这是工作的失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主持的《延安通讯》刊登处理消息时，我请示了地委主管书记毛生铣，在三位被处理人的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而省报和其它新闻单位发的报道都没有这两个字。报纸出来后不几天，我见了史杰，他感慨地说：“你们报上的这两个字对我安慰可大了，到底是老同志理解我。”这点小事他记在心中，他复职以后还几次提到。我想，如果心中没有大爱、如果性格中没有本真，是不会有这种感情的。
遆靠山（左一）与延安地委副书记乔尚法和作者合影
突如其来的厄运使史杰从地级领导跌落成省文物局办公室主任。一次我去西安开会，和史子正专程到文物局看望他。他住在省文化厅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看到熟人他显得很高兴，马上提出一瓶酒，打开一袋花生米，拉过一把椅子当餐桌，三个人对饮起来。酒不是好酒，但情是真情。席间他开玩笑说：“银笙，我看你不像个文人。”我说像什么？他说：“像个搬运工。”那时我确实长得粗壮，说的三人哈哈大笑。停了一阵，他说，“你还能写，我给你出个题，写一本小报总编的小说。”他一点题，确实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上学时，曾读过前苏联的一本长篇小说《我们的记者》，在他的激励下，我又搜寻了《大报记者》等有关写编辑记者的小说，只是命运的几次变迁，这个计划搁置下来，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
在那次小聚餐中，我曾问他以后怎么过？他坦然地说重操旧业。没过两年，我就收到他编写的《奇特的世界》等四本书，后来又看到他编写的《铜川览胜》《陕北春秋》等著作，他的文学才华终于在晚年放出光彩。
作为领导干部，他是优秀的；作为朋友，他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我有个妻外甥当时在宜君县的农村派出所工作，因爱人在铜川市内，几年要求调到铜川一直未如愿。我试着给在铜川当副市长的史杰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没多久他就告诉我事情已办妥。没想到这样一件私人的小事，他竟那样认真负责，解决了两人两地分居的困难，让我们全家人感激不尽。
张史杰一生的功绩甚多，他工作过的地方干部群众常念及他的许多好处，人活到这个份上是该知足了。他在诗中曾有“方圆曲直后人评”之句，我以及不少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好人、好干部、好领导，不知冥冥中的他是否能听到？
2006.5.9于黄陵
（原载2006年第2期《宝塔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