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结识的遆靠山书记
我作新闻记者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立志为我所识、所敬、所爱、所怀的仁人志士立传传世。我从他们不长的交往中被感动被启发被教育被激励，成为自己辛勤耕耘的精神动力。遆书记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是我最想写最应该写的，可惜，由于他一直是领导，新闻宣传上的诸多限制使我没有全面采写过他，无疑是我新闻生涯中的最大遗憾。趁着《甘棠之思》的出版，我得以将我心目中的遆书记介绍给大家，也算是对几十年愧疚的弥补。
和遆书记认识是很早的。我到延安报社当记者不久的1966年春天，记得刚参加了邓小平总书记在延安体育场的接见，即被派往志丹县做驻县记者。那时的记者不像现在满天飞，一住就是半年几个月。初搞新闻工作，一切都感到新鲜，有时骑车，大多是步行到各公社和村子去采访。吃住和县上干部一样都在县委机关。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一名干部，笑眯眯地来到我住的客房，说：“我叫遆靠山，是双河公社的，喜爱写点稿子，一块谝谝。”我打量了一下来客，中等偏上的个头，浑身透着干练，思维敏捷，话语洗练，特别是宽凸的额头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共同的爱好自然使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只是我没去过双河公社，也无从谈到采访。记不清谝了多久，岁月已经把第一次的谈话揉搓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形象和名字深深印进我的脑海之中。他走后我向熟人打问，才知他是双河公社书记。只是那时我年少无知，对于带“长”字的人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疏离。没料到，在志丹几个月形势巨变，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我们一批驻县记者全部调回去参加运动，自然没有主动抽暇再去拜访遆靠山书记。
第二次见到遆靠山是70年代初。那时《延安报》像全国大多数报纸一样已停刊，我被抽到李彬任组长的地委通讯组办起《今日延安》（后改为《农业学大寨》《延安通讯》）。志丹县的学大寨运动走在全区前列，成为我们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已经记不清采访中路过的是哪一个生产队的基建工地，社员们在劈山填谷，男女老少挥汗如雨，只见一个壮汉推着车子来回奔跑。我在半山上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发表在省上创办的《延安画册》上。我想去采访一下那位壮汉，走近一看，原来是满头大汗的遆靠山。这时，他已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是人们心目中的“县太爷“了，我问他：“你怎么还在这里推土？”
他笑着说：“中央要求干部到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200天，我不能落后呀。”
毕竟过去有过接触，自然没有客套。我说：“你的劲真大！”
“咱就是劳动人出身，干活没问题。”
那时的干部就是这样，不弄虚作假，也没有时下那样的刻意安排，中央的号召都自觉自愿地去落实。看到这一幕，我知道正是因为遆靠山这样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冲在第一线，才带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甘愿流血流汗，大干快上的劲头愈来愈高涨。
志丹县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县，自然成为地委、行署树立的典型，更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70年代的前半期，我每年都要按照地委的要求去志丹采访，走遍全县所有的公社，也跑过不少的生产队。
在顺宁，我看过社员们挑灯夜战；
在大庄科，我看到劈山填谷；
在义正公社黄渠山顶，我看到200多亩地的人造小平原……
一次采访中，我恰好与后来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郭超人同行，他是中国名记者，我们跟着沾点光。最优厚的待遇是经县委书记慕锡章批准，每天在县委大灶吃饭，每人每顿掏4两粮票可吃两个白面馒头，那对我们来说真是天降的福分。
说实在话，那时在志丹采访，每走一地，看到的都是蓬勃场景，干部群众的劲头时时感动着我。看到一座座荒山秃岭变成宽阔的层层梯田，用“旧貌换新颜”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几年，我们写了多篇报道。郭超人同志也写了轰动全国的长篇报道《驯水记》，同时出版了报告文学《万里神州驯水记》，志丹是其中的重要内容。3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去志丹，那些过去的梯田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的参与者，还津津乐道着那火红的岁月。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能对学大寨运动作全面的评价，但志丹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壮举是应该永远继承发扬的。
历史常常会绕一个大弯，把看似正确的东西一下子变成谬误。1977年，“志丹事件”爆发，因为农田基建中的强迫命令震动全国。陕西省委副书记李尔重率领工作组进驻志丹，我又作为地区记者前去采访。升任地委副书记的慕锡章刚刚卸任县委书记不久，接任的遆靠山和老慕一样成为查处的重点。
那些日子，志丹的气氛十分严酷，街道上到处贴着大字报，不断有人来招待所上访、反映问题，各种流言纷至沓来，还有人估计“看架势不杀几个人结束不了”。不幸的是遆靠山正患肝病，再加如山的压力，病情骤重，住进医院。我没有避嫌，和陕西日报记者任中南去看他。他脸色苍白，正在为检查的事伤脑筋。无法深谈，只安慰了儿句便告辞。没想到，不避嫌真的有了“嫌”，志丹的事也牵连到我。不知地区领导还是更上一层领导，要求对支持志丹的其他人进行审查，看是否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极“左”时期的事就是这样奇怪。当志丹是典型的时候，不少人纷纷争功，都说其成长有自己的大贡献。当典型出了问题，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自然存在，还有一部分人总想株连，然后趁机整掉一批，这种恶习不知冤枉了多少好同志。我自然名列其中。工作人员儿次找我，连时任的组织部长也严肃地找我，要我揭发慕、遆的问题，划清界线。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更没发现他们有违法乱纪的事！我看到的是他们没黑没明的工作，干出的成绩有目共睹，我只是按地委的要求去采访报道！”最终自然找不到我们“勾结”的证据，此事就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刊登了对慕锡章、遆靠山的处理决定，这事肯定对遆靠山打击很大。遆靠山这下完了……他被调离工作多年的志丹，过了不长时间，到地区水电局任职，不久又调任延长县委书记。
经过大起大落，我猜想，遆靠山的锐气大概磨得差不多了，谁知传来的消息却是，他到延长不久就大刀阔斧对4名中层干部开刀，一下子打开了延长局面。
这个老遆，还是那样的犟脾气？我作为地区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也是职业习惯，不愿听传言，想实地了解真实情况。当我驱车来到延长县后，他很高兴，爽快地说：“你过去多次到志丹采访，从没请你吃过饭，今天晚上我请你。”确实，几十年的交往，直至今天，我和他谁也没到谁家吃过饭，更没送过什么“礼”，真正达到了“君子之交淡若水。”
那天晚上，在县委机关的食堂里，一张小炕桌摆了四碟菜，他拿来一瓶西凤酒，就坐在小圆凳上开了“宴”。他请来县委副书记周玉庭作陪，周也是我的熟人，自然无所顾忌，天南海北地谝起来。
我问起对4名中层干部免职的事，他说，这4个人都是东部乡镇的人，不少人反映说他们形成了地方势力，阻碍了延长的发展，所以就下了狠心。
对于县上的这类事，我不好多说，很快绕过这个话题。
其实，这4个被免职的同志，都负责县上重要部门的工作，有两位同志我也认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忠于职守、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心中不免有些惋惜。过了些日子，在地区的一次会议上遇到老遆，他深有感触地说：“那件事处理有些急了，4位同志都是好同志，能力非常强。唉……”
我问：“再能咋样弥补？”
他苦笑了一下：“县委的决定不能随便更改，只能作其它安排。”
他是坦率而诚恳的。一个县委书记不是把自己当成一贯正确的代表，而能主动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我心想，4位当事人一定对老遆心怀不满，最起码有些怨气。后来，我碰到其中的两位，他们告诉我，老遆这人心底好，办事公正又有原则。事后亲自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并按各人心愿重新作了安排，都非常感谢老遆的关怀。
百姓的心中有一杆秤，对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评价，第一标准看是不是一个好人，然后才看能力等其它方面。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真正为群众办事而且公平公道的人。而目前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群众的份量愈来愈轻，办事的天平不知偏到那边。有的人为了谋取自己的升迁，不惜手段，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出来，怎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呢！延长的这件事只是我接触过的一件，老遆工作过的地方，都夸他是好人、能干，简单的四个字，可说是对他一生的诠释。
进入八十年代，第一次改革的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中国要改革，中国要发展！那时，最时髦的话语是“无工不富”。几千年的农业大国一窝蜂地掀起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在洛川县担任县委书记的遆靠山也深思着这一问题。
洛川向何处去？洛川振兴的路该如何走？他没有盲目地跟风跑，而是约请了省内的一批专家来洛川调研论证，得出的结论是从洛川实际出发，还是要在土地上寻找突破口。
依靠土地能不能致富？
洛川是延安地区的产粮大县，小麦和油菜的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种了几十年，并没有使农民的生活有大的改观。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遆靠山反其道而提出“以农致富”，并且在县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的《更新观念，实现洛川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讲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人们习惯的是紧跟、紧跟。只要中央出台新的政策，各地立即行动，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大家都喊着“无工不富”时，你遆靠山吃了豹子胆，竟敢提出“以农致富”！这事在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习惯于“左”道上的人甚至说他对抗中央，而知道官场险恶的好心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带着疑惑，我又来到洛川，下榻在县招待所靠边的那间小平房里，里面有两张床。晚上，遆书记来了，我们促膝谈心，紧紧围绕着洛川发展这个主题。他躺在另一张床上，谈到专家们的意见，谈到自己调查的感受。他说，办工业得有条件，咱们既无资源又无技术，让农民一下子操纵机械，那不是打着鸭子上架？再说，五八年大跃进的年月，各县都办过工厂，不是都垮台了，白白浪费了多少钱……说到激动处，他呼地从床上坐起来：咱们再不敢盲目跟风，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我问：“你以农致富的具体想法是什么？”
他说：“我在会上已经讲了，就是大力发展苹果。洛川有个李新安，解放前就开始栽苹果，效果不错。这次专家们考察后，说洛川是世界最佳优质苹果区。在1974年苹果评比中，洛川的苹果在5项指标中有4项超过世界王牌苹果——美国蛇果。如果全县有几百几千个李新安，能产更多的洛川蛇果，洛川不就大变了？”同时，他还介绍了专家对洛川土地、光照等的分析，然后坚定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呢？！”
李新安，我见过他，我们报纸宣传过多次。我笑着说：“都像你说的出几百李新安，那肚子里吃什么？”这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疑虑。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为吃饱饭发愁，我和我以上的多少代人谁没有餓过肚子呢？就是那些主张大种粮食的同志，也缘于这种思虑，何况领袖谆谆教导的“以粮为纲”！
“嗨！看你说的，今后社会分工会更细致，你有苹果还愁换不回粮食？”老遆自信地说。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从天麻麻黑一直到深夜，我被他说服了。他确实是敢于独立思考、思维敏捷、脚踏实地、勇于负责的好带头人。多少年来，毛主席常说要实事求是，可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
也许他觉得火候已到，拿出了《更新观念，实现洛川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讲话稿，真情地说：“你敢不敢把我的讲话在报上登一下？”
我果断地说：“行！”第二天返回延安，我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于1996年12月6日刊在《延安报》上，在“编者按”中，明确提出“振兴延安经济必须解放思想，多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力求使我们的设想符合本地实际。”真如一块大石头落进平静的湖水中，各种议论纷纷传来，好在没过多久，上级领导肯定了洛川的做法，我们迎来了雨过天晴。
但在要不要把好地腾出来栽苹果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有的领导主张苹果只能在原边山峁发展，而老遆坚持发展苹果就要舍得好地，要在公路两旁的原面上发展。在他的努力下，洛川的苹果面积不断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他的正确，1986年的8.22万亩苹果发展到2010年已达50万亩、产量58万吨，农民人均拥有苹果园3.1亩，居全国之首，洛川苹果不仅畅销全国，也闻名世界。今天我们徜徉在洛川绿色的苹果海洋里，怎能不想起那场伤筋动骨的产业结构大辩论，胜利永远属于高瞻远瞩的人。
1987年的一天，已经担任延安行署副专员的遆靠山又一次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目前全区经济发展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县找不准主导产业，我想抓些典型，你给参谋一下。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对抓全区经济确是外行，自然谈不出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找我一定心中有数了，就问他想抓什么典型？
他没有故弄玄虚，坦率地说：“根据咱们全区的地形，南部大多是原区，北部是破碎的山区，根据这两大特点抓两个典型，北部抓庙沟，南部抓洛川西贝兴村，到时候你们好好配合一下，宣传不但要声势大，而且要有实际效果。我听后觉得他想得十分深远，拍双手赞成。
说干就干，他自有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带领行署副秘书长关岳鸿和周震民、祁玉江亲自深入那两个村子调查研究，很快写出了《北部山区的方向》《南部原区的榜样》两份调查报告。
延安枣园乡的庙沟村，近9000亩土地，但大多挂在三山八峁五面坡上。村里只有120亩果园，1982年实行承包经营后，当年收入5.6万元，远远超过8000多亩粮食地的收入。他们的经验是坚持退耕还林，大力发展以果园为主的经济林，很快由穷变富，走出改变山区面貌的新路。西贝兴村过去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四毛钱，从1986年起新建果园230亩，坚持走以果致富的路子，全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使穷村走上富路。他们的调查在1988年2月11日的《延安报》发表，我们根据他的思想配发了《路就在脚下》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要说两村的致富有什么诀窍，那就是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们给我们一条极其重要的启示是，路就在脚下。”很快，延安地委、行署发出《向庙沟学习的决定》，学庙沟赶西贝兴的热潮很快在全区兴起。1989年9月，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延安，专程去庙沟参观，看到庙沟的变化非常高兴，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并许诺“实现人均5000元时再来看你们！”
延安的经济到底怎样发展？遆靠山的见解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大家的思路愈来愈明确，多拳头等于没拳头，地委、行署明确提出烤烟、苹果、羊子、薯类作为农村的四大主导产业，区域经济的优势逐渐形成。
给我记忆很深的还有安塞北四乡的开发。他风尘仆仆地在安塞县北部最贫困的王家湾、坪桥、化子坪、镰刀湾跑了许多天，考察论证，和安塞县的领导制订了发展规划，目标是三年解决温饱，五年实现脱贫，十年达到富裕。特别是化子坪乡，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46元。他建议县委书记张智林亲自抓这个乡。他的决策为北四乡吹响进军号。短短两年，安塞的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使北四乡发生很大变化，张智林邀请我去采访，我撰写了《向贫困宣战》的四集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和景风一起编成电视片，放映后不仅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也得到省、地领导的高度评价。
1990年，遆靠山接替白恩培担任延安地委书记，对于延安经济发展更有了决策的权力。地区的工作千头万绪，在我的记忆中，有两项工作最为突出。
一项是延安石油的开发。过去的延安，是一个农业区，人们习惯的是春种秋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石油部的支持下，白恩培、夏正言、薛志勇、王泽英等领导共同努力，使石油工业有了大发展。遆靠山早就看到延安石油的潜力，在延长当县委书记时，率先支持办起第一个县级钻采公司——王家川钻采公司。他担任地委书记后，明确提出“兴农富民、兴工强县”的新战略，这实际是把战略重心由农业转为工：业的一次大飞跃。
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十一场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朱镕基担任总理后，大力推进新税制，延安石油企业的税收大部分上划中央财政，地、县的主要财源大量缩水。还有更要命的是长庆油田供应延安炼油厂的原油也要取消计划，意味着延安财政收入还要大大缩减。在这关乎延安经济生死存亡的时期，为了延安老百姓的衣食饭碗，他仗义执言，亲自带队两次到北京向有关部委汇报，并亲自给朱镕基总理写信，要求继续给老区宽松政策，支持延安脱贫致富。说实在话，在这样的时刻做这样的举动，个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他的真情感动了总理，朱总理很快批示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1992年，他和时任专员的贾治邦在延安石化局招待所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八五”期间全区石化工业发展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延安石化步上快车道。1995年8月，地区老促会会长郝延寿和副会长薛志勇写了一份有关安塞全方位开放抓石油开发和志丹科技兴油、南泥湾钻采公司三支队伍建设的调查报告，引起遆靠山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安塞经验，他认为是大抓石油最宝贵的经验，为石油开发走出新路。9月23日，地委、行署在安塞召开规格最高的石油开发会议，调来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长庆油田、延长油矿的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他和行署专员张志清、常务副专员刘孝文亲自讲话鼓动，要求有条件的县都要全方位的开放开发。这是延安地区石油开发的大转折，是大上石油的新起点。随后，他每下各县，都检查督促石油开发。紧接着，他在地委会议上又提出石油开发向西部进军的战略。这些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使延安石油开发突飞猛进。1995年，全区原油年产量只有73万吨，5年后，猛增到246万吨，10年后，增到700多万吨，贫瘠的延安终于抱了个石油“金娃娃”。
第二项是抓好两区开发。改革开放以来，延安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让老遆念念不忘的是，仍有20多万群众挣扎在贫困线上。这些群众生活在白于山区和黄河沿岸，他多次在会议上说：“‘两区’贫困问题不解决，延安的经济腾飞就是一纸空文！”1990年，他带领调查组风尘仆仆，爬山钻沟，走访八个县的36个乡镇，饿了，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喝几口凉水，写出了《集中开发，配套输入，加快黄河沿岸脱贫致富步伐——延安地区黄河沿岸12乡镇经济调查》和《从退耕突破，向产业倾斜——延安地区白于河源地带经济开发研究》，建议地委把扶贫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两个贫困带上来。1991年3月，地委、行署召开了“两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用资金、物资、人才、干部、技术力量综合配套输入的办法，集中力量打一场扶贫攻坚战。3年多时间，1100多名干部在开发区蹲点包项目，为扶贫开发闯出一条新路。“两区”开发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1996年遆靠山调离延安时，全区农业总产值240181万元，粮食总产891738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由于“两区”的贫困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全区60多万贫困人口到2000年底已下降到21.63万人。
几十年如白驹过隙，历史的过滤网筛去泥沙，留下的是闪闪发光的珍珠。我仿佛站在高山顶上举目眺望，莽莽森林中有一株大树昂首挺立，遆靠山，一个闪烁着光辉的名字，一株迎风斗雪的大树，宝塔山应记住，厚重的典籍应记住，一个为了延安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富裕竭尽全力的人。
2011.6.8西安—7.18延安
（原载2011年中国文化出版社《甘棠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