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陈培德、师银笙、袁烙、刘智、张清泉
人生能有多少挚友？屈指算来，《西安日报》与我不离不弃已有40多年的交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
1972年5月，我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本散文集《延河之歌》，其中有我写的《枣园紫丁香》和《画山绣水的巧手》。出版后不长时间，有朋友告诉我西安日报选登了《枣园紫丁香》，占了近一个版，还画了题图，我喜出望外。日报是国内声名远播的报纸，在作者心目中须得仰视，能在上面发作品可不简单。报社我不认识一个人，也没向他们投寄，怎么……后来看到报纸，版面做的很精彩，成为我一直珍藏的宝贝。也许是那时文学作品少，第二年，两篇文章都被选入语文教材。多方打听，才知那时副刊编辑叫张月赓。前些日子，在赵熙家见到多年未遇的月赓，他突然拿出一张我俩在1993年的合影，让我如获至宝。想到当年的枣园一稿，我问是他编发的吗？他憨厚地笑着说：“记不清了……”
第一次和日报的同志打交道就见到社长袁烙。那是1983年，陕西省记协第一次派西安、汉中、安康、榆林和延安报的负责人组成采访团去江西异地采访，团长是袁烙，我担任秘书长。他是资深报人，在新闻界有很高声望。开始见这位瘦小的老人一脸的严肃，我有些犯怵。上火车后他很快和我们这些地区报的同志打成一片。一路上，给我们讲他当年在延安清凉山当党报记者的故事，也给我们介绍办报的经验，给我们上了生动的新闻课。从他的介绍中我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我所在的延安清凉山确实是中国党报的发祥地，清凉山不愧为新闻山。他的启发使我萌生为新闻界办一件大事的愿望，从1985年开始筹建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几上北京，走访老新闻，收集编辑了《万众瞩目清凉山》一书，袁烙写的《一个新兵的感受》也收录其中。
肖云儒先生在《西安日报》曾发文章评论我的散文创作，戏称我是“两栖人”。作为报人，办好报纸是我的职责。但我一直喜爱文学创作，挤出节假日和编采之余的星星点点时间坚持创作。因而也渐渐和口报的不少副刊编辑熟悉了，他们对事业执著，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令同行们敬佩。不管是认识的或未谋面的，选择稿件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像郭树兴、张静波、徐剑铭等代代相传。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庞进和郭兴文。八十年代，西安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介绍全省有影响的作家。我社的青年作者张继华应约写了一篇介绍我的短文，很快在报上配上漫画插图刊登了，扶我走进陕西文坛，从此我知道了编辑庞进，看到他在龙文化研究上的突出成就，让我既惊讶又自愧，下决心向他学习，不断磨砺自己的文笔。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与西安日报郭兴文一起参加中国地市报在洛阳召开的年会，他的谈话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感受到一个专家记者的气魄，自然也成为朋友。自后的年月，他俩给予我极大支持。特别是当我陷入“无端风波”的日子，新闻界的个别人总想把我划入“另册”，可他俩却一如既往，仍把我当朋友，照常编发我的来稿，这是给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持，我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止义、真挚、义气，令我终生难忘。没过两年，我的事烟消云散，兴文还在一次小聚中勉励说：“大家都说你是好人，这可是目前社会最高的评价！”
风风雨雨，不觉走过40年。40年的岁月，西安日报成为我发表作品较多的一个园地，搭建了我人生的舞台，在纪念创刊60周年的日子，我只有高声喊：西安日报，我的良师益友！
2013.5.10离枫，5.14—5.15写于新华园
（原载2013年5月21日《西安日报》）
从左至右：陈培德、师银笙、袁烙、刘智、张清泉
庞进（右二）与李彬（左三）袁波（左二）等文友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