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的思绪搅得人无法入眠。几十年的报刊生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是因为多次的上当受骗吗？多年的“三高”病，使我和其他患者恨不得一下子找到灵丹妙药。什么健康讲座、什么“神医”、什么“泰斗”、什么“最新成果”……媒体上连篇累牍、连连轰炸，真的如此吗？
记得我刚步入新闻行列时，前辈们教导的是报刊是“喉舌”和“耳目”，“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字一句都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百姓中对报刊也有敬畏，有了纠纷常常会说“这是报上说的！”仅此一句，足可看出群众对报刊信任和心中的份量。
作为多年在报社工作的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坚信报纸的第一标准是真实。尽管有些报道言过其实，大版大版的广告眩人耳目，一些电视台专门开办健康栏目，邀那些专家频频亮相，让众多的报刊信任者如咬饵的鱼儿自动上钩，我也相信过、实践过，前几天还为此掏过大把的银子……说到这里不免汗颜！
夜阑更深，街市上的灯在黑蓝的夜幕里放射着灿烂的光芒。推开窗户，凉凉的夜风扫去室内的闷热，夜空中那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又映入眼帘，他款款地走来，用犀利的目光扫视着我们这些后来者。
那年，与L相约去北京琉璃厂看望北京知青朋友，朋友高兴地介绍说这一带是北京新闻界的发祥地，并说有当年《京报》社和邵飘萍故居，作为新闻队伍的一员，自然引起我的兴趣。
在琉璃厂柳巷周围的小胡同里，当年就聚集着十七八家报社，如《晨报》《实报》《益世报》《顺天时报》等，《京报》是其中最著名的。社址在魏染胡同，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上是编辑部，院后面是邵飘萍一家的住处。搭眼望去，邵飘萍当年题写在北山墙上的“京报馆”三个字虽然只剩一个斑驳的“京”字，但岁月仍清晰地讲述着逝去的一切。
邵飘萍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报人。袁世凯登基称帝，他担任上海《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五四”运动中他冲锋陷阵，不但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还去学界大会讲演并参加学生游行。1920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在京城名噪一时的《京报》，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的办报宗旨，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辛辣”的特色。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杀害了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47位义士的“三·一八惨案”，第2天，《京报》发表讨段祺瑞执政府的檄文《世界之空前惨案》，随后又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
当时的报纸儿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而他办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在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上，作为导师他介绍新闻学、介绍他的新闻理念和采访经验，强调的是：“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
他的行动为统治者所忌恨。最初，想用金钱收买他，东北王张作霖给《京报》汇款30万元，那可是一笔大数字。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将银钱全部退回。这以后，《京报》攻击张作霖的火力更猛了，并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和吴佩孚密谋后将他于1926年4月24日逮捕，4月26日凌晨即被秘密杀害，年仅41岁，罪名为“宣传赤化”。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的伟大在于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了真理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目下的一些媒体，似乎让人觉得有些变味，为了一点经济利益，置群众利益于不顾，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利益链中的一环，以至于不断出现张悟本之流！有人反驳说我们刊登的是广告，广告难道就不严格把关吗！商场上讲究诚信为本，如果我们的媒体连最基本的真实和信任都达不到，那岂不……不说别的，健康对每个人关乎着生死，怎能把药品、营养品胡乱地推荐给百姓呢！
对照邵飘萍，我们得想想职业的道德；
对照邵飘萍，请掂掂自己手中笔的分量。
2012.5.23—6.5重写于枫林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