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智星（中）王书人在一起
自幼对书法家怀有深深地敬意，每遇写家，总不耻求教。年少时的朋友高智星擅长书法，知他调回西安就赶去看他。多年未见，自然谈起书法，他笑着说，“要写好字，靠的是多年磨练”，并一下抱出一百多本比印刷厂都装订得齐整的硬壳本子让我鉴赏，有用硬笔抄写的《李白诗选》《杜甫诗选》《苏轼诗选》……也有用毛笔抄写的《聊斋志异》和各种作品，字迹工整，没一星墨污，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的字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跟我的老师启功学的。”
啊！启功，这不是中国的大书法家么？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我知道高智星就读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在校情况不很清楚。多年的职业习惯使我来个刨根问底：“有先生的真迹吗？”
他神秘地说：“有啊！我这些手抄书的书名就是先生写的。更宝贵的是我保存了他写的《千字文》。”他叫妻子从箱子里拿出了那本书，我细细揣摩，真让人大开眼界。
“千字文”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智永的著名书帖，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承袭了祖传笔法，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秀润圆劲，刚柔相济，为唐代楷书定型与法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启功书写的《千字文》很得智永神韵，且更突显了笔方体圆、笔圆形方、方取刚劲、圆取妍美、蓄展兼优的特色，是难得的珍品，我赞不绝口，爱不释手。
这样一幅极其珍贵的《千字文》怎么能到高智星的手中？他告诉我：1964年考入北师大后，和代课的钟敬文先生和夫人陈秋帆关系很好，在他们家多次见到启功先生，就熟悉了，他一直喜欢书法，很想当面求教。不久，“文革”开始了，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先生们都成了“黑帮”，境遇可想而知。
1969年9月，北师大部分学生及老教授到京郊某国营农场收鸭梨，师生按班、排、连的建制组织起来搞“运动”，高智星和刘兴全、陈启智同学正好与启功先生同住一间大房子。据启功先生回忆：“那时，我和同学们没事干就临帖、练字，因为写字比吹拉弹唱要好，不影响别人。”为保住民族经典，同学们也掀起抄书热。劳动结束后，高智星悄悄对启功说：“我想到您家看看您，但不知先生住在何处？”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人人自危，先生迟疑了一下说：“我住在新街口大街附近的小乘巷86号，欢迎你光临。”1970年1月的某个星期天，高智星骑自行车找来找去，终于找到那所四合院，先生高兴地把他让进家里。启功先生的书房里书箱一直顶到天花板，先生给他介绍了几本名帖，并给他送了两幅拓片：一幅是苏轼的黄州二首，一幅是黄庭坚的，还给他教了裱糊的方法。他看到桌上有用薄宣纸写好的正楷“千字文“，就大胆地说：“把这个送给我行不行？”先生犹豫了一下，笑着说：“这东西其实是有主的，你今天来看我，就送给你吧。”并拿起印章，一边盖一边说：“咱让他彻底热闹热闹。”然后把“启功之印”的鲜红印章盖了上去。
与高智星（中）王书人在一起
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前夕，学校知道高智星保存了启功老师的楷书《千字文》，一再要求正式出版。高智星带着原作专程从西安赶赴北京。讲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老师没让你物归原主？”
他没有直接回答，仍深情地说：启功老师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感慨地说：“没想到居然被你珍藏了这么多年。”说完，双手把原作又退还高智星：“还归你！”以后为该作写了序言，记述了作品的来历。说到这里，高智星感慨万千：“老师不愧高风亮节，胸罗锦绣，而且是心胸如大海一样宽广的大师啊！”随后，也在书后写了《恩师教诲终生难忘——记启功先生楷书《千字文》及我与先生的交往》一文，与先生的《序》璧联珠和，并说明此帖是1970年冬写的，当时先生58岁，是书法艺术的纯熟年龄。受先生影响，在抄书热中，他从《诗经》到明清，共抄了30多本书，启功老师用小纸片写了书名贴在手抄书的封面上。1972年4月他离校时，书籍太多没法装，启功先生又送给他一个上下可扣在一起的藤条箱，解决了他的难题。
自受到先生的教诲，高智星几十年练笔不缀，像《聊斋志异》那样几十万字的著作，他一笔一划地完整抄完。在他家里，我看了他好多裱糊好的书法作品，真让我五体投地，由不得翘起拇指称他“不愧启功先生的得意门生！”并情不自禁地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下来，说不定会成为书界的一段佳话。
2011.3.9—4.12
（原载2011年4月19日《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