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纪行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初冬，我们来到黄河故道的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陵园肃穆典雅的陵前，三三两两的人们站在墓前，没有喧哗，只有静思，似乎能听到咚咚跳动的心音。白色大理石的屏壁上，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金色大字熠熠闪光。墓旁不知谁放着两捧姹紫嫣红的花束，似乎还沾着朝露，在渐渐泛黄的泡桐、松柏中显得那样鲜艳。有一队武警战士来到墓前祭奠，我们心中一震，焦裕禄离开我们已37年，当年和他一起叱诧风云的人物大多作古，但后来者仍然如此怀念他、崇敬他，他如一座丰碑，耸立在人们心中。
还在我们的孩提时代，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那篇穆青等三位记者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强烈地震撼过我们的心灵。今天，当我们走进焦裕禄纪念馆，心潮再一次激荡起来。那一幅幅照片、那发黄的风雨衣和打了不少补丁的鞋袜、那把磨开洞的藤椅……我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伟大而又真实的焦裕禄屹立在面前。
在兰考最艰难的岁月里，焦裕禄担任了县委书记。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全县水利工程基本被毁坏完，农村经济凋敝。春天，风沙打死214339亩麦子；秋天，阴雨连绵淹死203769亩庄稼，再加上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年产粮食仅500万斤，比解放前还低。面对这种状况，焦裕禄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县委常委会。会前，他带着常委们来到火车站，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地在冰天雪地里等着逃生。他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着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从车站回到县委已是半夜，常委会正式开始。听完大家的发言，他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面貌。”这些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言壮语，是那样朴素，但掷地有声。
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对我们说：“老焦看兰考人穷比刀剜还难受。为了挖穷根，他亲自调查研究。他常说‘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深入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查涝、沙、碱三害，焦裕禄组织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三害”调查队，亲自去追洪水、查风口、挖深沙。尽管他患有严重肝病，但无论是在肆虐的风沙中，还是在如注的大雨中，他总是不停地奔波。那次，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全县变成一片汪洋。他打着那把油布伞，站在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他跋涉5000余里，在风雨中、沙窝里度过一月又一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个，淤塞的河道、阻水的路基、涵洞全画了图、编了号。
正是因为他摸清了底细，使兰考的“三害”治理有了充分依据，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我们穿行在兰考大地，展现在眼前的是平展展的良田，林带纵横，车窗外不时掠过片片茂密的泡桐林。这里再也找不到风沙、盐碱、内涝的痕迹。24万亩沙荒、26万亩盐碱地、28万亩涝洼地全部根治完毕，实现了焦裕禄“沙荒变绿洲，碱地棉花白”的遗愿。全县29万亩农田林网，52万亩农桐间作，10多万亩农果间作织成绿色屏障，“林在田边，粮在树旁，农林结合，林茂粮丰”，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县和治沙先进县。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村子。1962年遭受了毁灭性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粱穗。一些人消极悲观，束手无策。焦裕禄来到这里召开座谈会。启发大家说：“小鸡有两只爪可以刨食，人有两只手，只要想法劳动就不会没啥吃的。”十气被鼓起来了，这年冬天割了27万斤草，买了粮食和农具，没有要国家救济，养活了全村人和8头牲口。现任支部书记赵松涛虽然那时年龄小，但说到焦裕禄仍很动情：“韩村人永远怀念焦裕禄，每年清明节，群众自动去焦裕禄陵墓祭奠。”现在这个村引黄灌溉，把200亩沙地变成稻田，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
当我们来到当年的典型之一红庙镇双杨树村时，支书程产明和原大队副支书程雨贤、姚洪杰告诉我们：“因为过去村里只有两棵杨树，所以取名双杨树村。那时村里都是破草房，人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是焦书记领着我们栽泡桐、建林网，如今到处浓荫遮蔽，去年小麦亩产千斤，人均纯收入2500元。我们盼望多一些焦裕禄式的干部！”这不光是双杨树村人的呼喊，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喊。
尽管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然而数十年过去了，他关心群众的事迹仍然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人民群众说：“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为我们讲述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故事：
1962年12月12日，他在韩陵公社开了一天座谈会，晚上来到饲养员萧位芬的牛屋，请他说说治理兰考的主意。萧位芬不安地说：“我是大老粗，能拿啥主意。”焦裕禄诚恳地说：“您年龄大、经验多，我是学习请教的。”萧位芬想了想，一拍脑袋说，沙土窝里种泡桐树，挡风、压沙好处多……谁也没想到，兰考大种泡桐的蓝图就诞生在这座牛屋里。
1963年1月24日正是除夕，为了看群众能不能过年，他一早到几个村查看。对许贡庄他最不放心，这个村人有志气，国家儿次给救济粮都不要。他一家一户地看，直到中午吃饭时来到军属贾富申家，看到锅里放着10个馍，才放心地走了。
4月13日，他到汴寨生产队检查，中午把他安排在一个干部家吃饭。去时一看，那干部桌上摆着鸡蛋、肉、粉条等菜。他问：“群众生活都这样吗？”那干部说：“今天我有个老战友来家，多年没见面了，咱们一块吃吧。”他婉言谢绝了主人的挽留，自个在厨房拿了一个馍和一块咸菜，留下钱和粮票又去走访。
5月15日，他到大付堂大队。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关系有点紧张，他出主意说要实行党员联户制度，支委每人至少交三四个知心朋友。群众盖房、修屋、办婚丧大事都要去看看，有困难帮助解决。谁家没有劳力或有天灾人祸，就去慰问，很快这个村的干群关系融洽了。
10月20日，他到固阳公社牛场供销社，见一个叫孔令焕的人拿着两毛钱买红糖，而供销社的糖每斤一包没法卖给他。他问了问，原来孔令焕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急需红糖，可实在买不起。他当即掏出钱买了5尺布、2斤红糖，让随行的公社干部送到孔家，还专门安顿公社领导给他送去儿十元救济款。
这样的小事还有许多，似乎不足挂齿。但就是这些小事，把党的关怀和温暖留在群众的心坎上。对关心群众生活的事，他发过几次通知。1963年12月9日晚，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天气异常寒冷。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么大的雪群众缺不缺烧的？吃的？牲口会不会冻死？他一夜没合眼，天不亮就要求办公室立即通知几件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必须深入牛舍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食生产。第四，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中途的，吃住由该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党员干部在大雪封门时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同甘共苦。并要求把检查情况、发现和解决的问题迅速报告县委。随后，他叫全机关的同志开会，果断地说：“在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内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说完，他忍着肝病扑在风雪中。这一天他走了9个村子，访问了儿十户生活困难群众。当他来到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家，老人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儿子。”大娘又说：“干啥？”他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地流着热泪，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他。
在大雨滂沱的日子，兰考几天中降雨260毫米，不仅淹没了大片庄稼，还倒塌房屋4890间。他组织500多名干部投入生产救灾中，县委除留2人值班，其他同志都下到最困难的地方。他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对群众的吃、烧、住、疾病都要挂在心上。领导群众排水、抢种、安排生活，进一步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在他的领导下，兰考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当我们参观纪念馆快结束时，意外地遇到张继焦同志。这位39岁的汉子本是招待所副所长，主动要求到纪念馆当一般干部。提起焦裕禄，他眼中不时闪动着泪花。他原名张徐州，不满一岁时突患重病，眼看就要断气。父母一边痛哭，一边准备用箩筐扔掉他。正在这时，焦裕禄查风口路过这里，马上给县医院院长打电话，又专门给院长写了信。经过25天治疗，把他从死亡线上救过来。为表示继承焦裕禄遗志，他改名张继焦。他说，他来纪念馆工作，就是要向兰考人宣传焦裕禄，让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人们缅怀焦裕禄，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人们呼唤焦裕禄，是在呼唤党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好作风。
当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位子、票子、儿子、房子、车子挖空心思时，焦裕禄的家属和子女却按照他的遗愿恪守着共产党人的做人轨迹。
曾担任过兰考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的徐俊雅是焦裕禄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践者。他常常教育6个子女：“不要忘记你们是焦裕禄的子女，绝不能给他脸上抹黑！”我们见到她时，她因病正在住院，又不时催着出院。她说，不少老干部连医药费也报销不了，我住在这里心疼！
在一间摆满书刊杂志的资料室里，我们见到在这里工作的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她出席过党的“十大”，幸运地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她含着热泪向我们讲述了焦裕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时，县上很艰苦，只有一辆吉普车，父亲下乡调研，大多是步行，或骑一辆破自行车。虽然他患有肝病，但还是没日没夜地下乡，特别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去。他常说：“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好长时间他都不在家，一回来，我们几个孩子有的抱腿，有的躺在他怀里，有的骑在他身上。那时，检查盐碱地的仪器很贵，他就用舌头尝。每到一地，他抓一撮土往舌头上一放，就能分出是碱、是硝、是盐。他说这个办法不花钱又方便还能随身带。下乡时，他肝痛的有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钢笔不时掉在地上，冬天还浑身冒虚汗。但他有坚强的毅力，一只脚踩在凳子上顶住肝。办公室里刷衣服的刷子、钢笔、茶杯盖都成了他止疼的工具，时间长了，把藤椅竟顶出一个大洞。疼痛过后，他又笑笑说：“我肚子里长了个疙瘩，像老鳖的头一按就缩回去了。”母亲多次催着他看病他不去，就威胁要给组织汇报。他心里装着党的使命，央告一阵，又一头扑在工作上。
热情开朗的焦守云像是透漏一个秘密，他告诉我们父亲长得高大英俊，性格乐观，非常热爱生活。他喜欢唱歌跳舞，会拉二胡，爱打篮球，还主演过《血泪仇》。但是为了兰考人摆脱苦日子，他抛弃了个人爱好，一门心思为群众谋福利。所幸的是，守云的儿子余音三年前考进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成为大歌唱家吴雁泽的关门弟子，也算是对他外公的安慰。
焦裕禄的子女中没有当大官的，没有发大财的，没有经商的，没有一个人凭着父亲的声望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始终牢记着父亲临终的嘱托：“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在开封市工作的大女儿焦守凤退休后一直住在危房中，儿子、媳妇、女婿都下岗了，一家人靠老两口的退休金生活，没向组织吭一声。
焦家最红亮的是二儿子焦跃进。他当过生产队长，后又沿着乡长、乡党委书记、副县长、杞县县长一路走过来。他告诉我们，父亲为党为人民做了些工作，党和人民又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我与父亲的岗位一样，老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父亲那时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我是帮助群众致富，我要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确实，焦跃进也像他父亲一样，关心着贫困户的生活。他每年走访群众一百多户，帮助群众买化肥、买羊、教技术。有一傻呆户的日了艰难，他经常关照，自己掏钱交给邻居，让邻居照顾他们生活，还再三安顿不能让孩子辍学。那家老太太拉住他的手说：“要不是你，我们没法活了。”他的真诚换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有困难都爱找他们的“小焦书记”，他都尽力解决问题，帮他们买饭、买车票。那年杞县大蒜滞销，他带领一拨人跑到北京王府井站柜台叫卖，这事轰动北京，300多家新闻媒体发了消息，不到3天，大蒜销售一空。他就这样用焦裕禄的思想、工作方法指导自己，在杞县工作3年，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使杞县成为全国第二个大蒜种植县，粮食产量稳定，经济作物比例在农业中占到60%，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年前的1700元增加到2200元，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焦裕禄曾说过：“我们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是不抽象的，现在正是我们为人民大有作为的时候，不然，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烈士，对不起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人民期望着党和国家强盛，期望生活不断提高。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向全党提出密切干群关系的任务，这是党的号召，也反映了群众对党的殷切期望。兰考的干部曾深情地说：“让我们和焦裕禄同行。”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只要我们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我们的队伍中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焦裕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原载2002年第1期《党风与廉政》杂志）
（本文是应《党风与廉政》杂志原主编刘凤梅女士约请，一起采写并荣获全国党风杂志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