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散落在城市的角落。城市离不开他们，可他们永远也不会融入城市。
我说的是被称为“农民工”的他们。
这次住医院，我雇请了小段和小郭两位陪护，都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妇女。其实，所有的患者都雇有陪护。原先想让孩子们轮流陪护我，一来孩子们都有工作，二来又没干过这种事，还是雇请陪护比较方便。比如病人躺久了要翻身，陪护一个人就能把你弄的服服帖帖，可两三个外人手忙脚乱还把你弄不到位。当你胸部有痰要咳时，陪护会不轻不重在你背上敲打，她能根据你的咳声判断痰的深浅，在关键处拍几下使痰很快咳出，而外人拍来拍去还拍不到点子上。需要换衣服了，她们没有女人的羞涩；到了开饭时，她们会叮嘱你吃多少饭、喝多少水；晚上只要你一翻身，她会一个激灵坐起来，扶你上厕所，并仔细记录你尿和粪便的多少……总之，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职业，不仅周到的为病人服务，也是病人的贴心人。
十天的朝夕相处，使我们的话题谈的很远很远。她们乐意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讲给我听。我知道，贫穷是她们共有的特点。她俩都来自甘肃农村，迫于生计使她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她们属于社会底层中的底层，每天每人工作12小时，如果一天不误，每月可挣900元。这点钱在那些大款看来似乎不屑一顾，但她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十瓣花。
我问30多岁的小郭：“你挣那么点钱，吃喝过能节余怎么一点钱？”
“我得节省着花。”
“再节省也不能不吃不喝啊！”
……
小郭的家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家。原先她和丈夫都在外打工，不料，前两年，爷爷奶奶病逝，花掉不少积蓄。人常说祸不单行，房漏偏遭连阴雨，公公又患半身不遂，婆婆得了脑血栓，需长期治疗。无奈，只好把丈夫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两个上学的孩子，自己一人来京拼搏。家中太需要钱了，她只能克扣自己，尽量少吃少喝。每天去职工食堂吃饭，她连一两块钱的素菜也舍不得买，总是自己买一点黄瓜、西红柿或洋葱、辣椒之类，拌点盐充饥。她的住处在很远的郊区，6个陪护合租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只有两床被子一张床，每人每月租金30多元。因白班和夜班错开，谁回家谁睡觉，避开了6个人的拥挤。这种生活你能想象吗？可她们就这样一年一年过下来。
我问小郭：“你难道不想家？”
“想。但没办法。我挣点钱得供儿子上学，只要儿子学好了，我就有了盼头。”他憨厚地裂开嘴，露出发黄的牙齿笑了，我能体会出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眼前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生活的苦能忍受，而内心的苦却是揪心的。那是一个早晨，初升的太阳把金辉涂抹在病房的窗棂上，40岁的小段娓娓道来：说到家说到孩子，禁不住眼泪汪汪。出外8年只回过两次家……我问她逢年过节不是放假么？她说，一是年节时总有患者需要陪护，她离不开；二是年节时公司发3倍工资，就坚持下来。谁知，钱寄回家了，孩子几乎把她忘了，多次打电话，孩子分辨不出她的声音，连一句妈也不叫，说到这里她嘤嘤地哭起来，我的鼻子也酸酸的。
生活的磨难使她们学会了笑对，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坚强。小段是两口子在京打工，三个孩子都由婆婆照看。她俩有一个临时的家，就成了所有打工老乡共同的家。闲暇时来她家喝茶、谝闲、看电视，有时你来揣瓶酒，他来称包花生米或猪头肉，也就喝五吆六地热闹半夜。
人生不光是蜜月，常有摔碟子拌碗的时候。有一次，刚刚下了一锅面，小夫妻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性情刚烈的小段一把把一锅面扔到一边，谁知液化汽罐把她绊了一下，她连想都没想，一脚踢翻了液化汽罐，这下不得了了，罐内呼呼往出冒火，用水浇浇不灭，最后请来110，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我说液化气罐像炸弹一样会爆炸，你不知道？
她笑着摇了摇头。
日子就这样有滋有味地过着。没有悲伤，没有苦难，没有埋怨，只有最底的生活需求和远不可及的希望。看着两位陪护，我猛然想到，在我们的城市有多少忍辱负重辛勤劳动的农民工，那些建筑工地的民工、那些操持家务的保姆、那些搬运行道的苦力……我的可怜的“农民工”的兄弟姊妹们，你们用自己的割舍成就了城市的和谐，用自己的苦酿造了城市的甜蜜，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城市是否该给他们多一份关爱、多一点宽容，也为他们拓展更大的空间？
2007.8.7术后第20天
（原载2007年8月29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