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杜鹏程（右二）杨田农（右三）肖云儒（左二）合影
——杨田农老师印象记
2006年圣诞节前夕，我和西安的文友赵熙、闻频、王德廉、杜书文、吴树民以及邢德朝准备聚会，赵熙说应该请田农一起坐坐。对！好多年都未见过面，知他年事已高能否到场？当我给他打通电话后，他欣然应诺。第二天上午，他提早来到唐苑宾馆，还是那低矮的身材，还有那爽朗的笑声和慈眉善眼，只是耳朵有些笨，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
看着他苍老如劲松的身板，我突然想到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在《天才的编辑》一书中的名言：“他希望成为一个蹲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子，建议他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而自己却不引起他人的注意。”我敢说，在陕西如我这年龄段不算年青的作者，谁没有得过杨田农的扶助呢？他是陕西文坛的伯乐，是陕西文艺发展的见证人和大功臣。
田农与我同乡，1927年古历5月12日出生在陕西宜川县。从小在家放牛打柴，是父亲给他教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后来他考入宜川中学，结识了老师姚青苗。
姚老师是一位革命者，十几岁就参加了“左联”，两次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但革命的志向不改。也是一位作家，编过《国民日报》的《展望》副刊和《骆驼文丛》等书刊，给田农介绍了苏联作家和鲁迅的不少作品，使他受到革命和文学的启蒙教育。
文学的种子在青年田农的头脑中发芽了，他也学老师的样不时给各种报刊写散文、小说、杂文，名气渐渐大了，先后被聘为西安《新闻月刊》和《经济快报》的副刊编辑，并于1948年5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因写杂文揭露国民党的高官，被列入黑名单，几经转折奔向延安。
人生的命运常常含有偶然性。到延安后，组织上知道他编过报纸，想让他到《群众日报》（即现在的《陕西日报》前身）去工作，他心里不大乐意。他一是想继续上学，二是想搞创作。他的老校长李敷仁知道他的情绪后，严厉批评了他，交给他两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让他读完后再去找他。他用几天时间读完书，知道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向。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打起背包就出发”。就这样，他到了《群众日报》，先到通采部当编辑，第一次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就批评了他的自由主义。从此，他就踏踏实实完成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他先后当过记者、工业组编辑，1957年后季到包括文艺副刊在内的政治文教组当头目，乐为作者和通讯员作嫁衣裳。
编辑，一个崇高的职业。正像美国最有影响的图书编辑麦考密克评价珀金斯时说的：“他的文学判断力有着独到的和非凡的敏锐；他那激发作者创作出最佳作品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对待作者，他是一个监工，更是一个朋友，他在各方面援助他们……他象一个心理学者，一个开导失恋的人，一个婚姻顾问，一个职业经理，一个无息贷款人，忠实地为作者服务”，这些话用到老杨身上是恰如其份的。
我这一生与陕西日报的源渊是很深很深的。
最早知道陕西日报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时，我热衷于写诗，经常用一个小本子把写成的所谓“诗”抄在上面。当时，诗坛遵循的是领袖提出的“占典诗词和民歌的结合是新诗发展的方向”，报刊发表的作品大多是这类作品。初学写诗的我自然搜集各种诗歌，陕西日报的一首诗我非常欣赏，至今仍记得以下的句子：
直到我步入新闻界，我才知道当时的陕报文艺部是田农主持的。
1968年冬，我被抽到延安地区通讯报道组，一边办地区小报，并承担向《陕西日报》等上级报刊写稿的任务，写稿、送稿、改稿，一月两月就跑一次陕报，熟悉的程度连门房的大爷也以为我是陕报的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了陕报许多老师和朋友。那时一心在新闻报道上，从未奢望在副刊发表文艺作品。后来试着写了几篇，居然发了出来，心劲就更大了。那时没有“走后门”，更没有“以稿谋私”的歪风，作者的来稿都公平对待。一次我去报社，有人说文艺部主任让我去一下，我匆匆去了主任办公室，只见桌子上的稿件堆积如山，隔着桌子我看到一张消瘦的老人的脸，戴着一顶鸭舌帽，一幅慈眉善眼的形象，这就是田农老师。
他笑眯眯地说：你是宜川人？咱们是同乡。你写的一些作品我看了，很有潜力，要坚持写。
那时我涉世不深，对于编委和主任的头衔敬畏有加，只是不断地点头。说着，他拿出一叠稿子，“你的这篇，我们已编了，领导审后没同意，你留着作个纪念。”
我拿起一看，原来是我写的关于南泥湾的一篇散文，稿件修改过后重新整整齐齐地抄了一遍。可能是他怕我受挫折有情绪，又说：我们文艺部对来稿都很重视，能用的不说，只要能修改后用的，就请作者修改，实在不能用的，我们一定负责退稿……听着他的话，又翻看着退给我的稿子，每个字是那样的认真，一丝不苟，这得要花费多少心血和汗水。
第一次与田农的见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说的话对我印象极深，编辑就要乐于为人作嫁衣裳，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在作家腾飞时再助一臂之力，这成为我此后编辑生涯巾的座右铭。
后来，我认识陕报的不少副刊编辑，从张兴轩、杨子青、吕振岳、白海潮、白浪、田长I山、耿翔、张立、李向红……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和作风，使《秦岭》副刊在如林的报苑中独领风骚。
在以后的年月中，因杨老被抽调去筹备陕西省文联，我们的联系就少了。可他仍关注着我的创作。我既未送一支烟，更说不上红包之类，甚至也未开口请他写，可能是觉得我还有发展潜力，或许是看到同乡的份上，他主动写了一篇不算短的关于我散文创作的评论发表，让我既惊讶又不胜感激，这在当今文坛恐怕极少见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篇评论是省内文坛对我最早的评论，自然给我鼓舞极大，按他的指引，我一直把散文创作当作我的又一武器，坚持数年从不间断。
圣诞节前聚会的那天，我们这些当年的业余作者和当年的编辑欢聚一堂，一个个眉飞色舞、谈笑风生。说到作品，每人都有不少，德廉还当场把他的新著《沙柳》赠给每个人。
在酒席中间，赵熙透露说，杨老已年愈80，想自费把自己的作品出一本书，好给亲朋好友留些纪念。大家自然举双手赞成。可我在高兴之余，不免有些凄楚。一个一辈子不知扶持了多少作家的老编辑，还要为自己的一本书煞费苦心，听着让人揪心。我们这些摆弄文字的人，都知道创作中的甘苦，杨老摆弄了一辈子文字，却都是给别人修改、抄写，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我突然想起了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写的《天才的编辑》那本书。此书以40多万字的篇幅写了编辑家马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正像书中所说：他“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是默默无闻的，但对读书界的人们而言，他则是个重要人物，是位英雄。作为编辑，他是无与伦比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少伟大的天才——像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正是因为珀金斯光辉的范例，才使他们对出版界不胜向往。”
杨老正是这样的无名英雄。如果按他的学识、才华，是一定能写出精美的华章的，只是他处的时代，是个“强调奉献不讲价钱”的时代，是“祖国的需要就是你的志向”的时代，就像战争年代牺牲的无数英雄一样，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甘洒热血，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时代赋予的重任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在杨老的背后，毕竟站起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尽管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但我们不会忘记，陕西文坛也不会忘记，今天还应该大歌大颂这样的英雄，应把这种精神发扬广大，陕西文学的未来一定更辉煌。
2007年元旦写于宝塔山下
（原载杨田农散文集《人生影像》）
作者与杜鹏程（右二）杨田农（右三）肖云儒（左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