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步入老境,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首往事,有些无法弥补的事就像有只虫子不时咬噬着你的心。特别是文大家先生,不知多少次出现在梦中,几次拜读他赠我的最后一本书《生命之歌》,悔恨之情难以言表。
与他的交往是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主持大型文学期刊《绿原》时。看到陕西创办这样一份大型刊物,我们这些作者禁不住欢欣鼓舞,就大胆给他投稿。他连续给我发了《淡黄色的玫瑰》《明珠·向往·结晶》《绿色梦幻曲》等散文和报告文学《甘泉》,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他为人真诚、淳朴、无私,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小记老文》在我主持的《延安日报》发表,记叙“那是一个黄昏,古城西安的繁华大街边一座破旧的楼房。您蜗居在这里,竟设了一桌丰美的酒宴款待我与赵熙。我很忐忑。我俩那时只不过是业余作者,而您却是省内大型刊物《绿原》的主编。您不顾‘大家’的派头,举杯相邀:‘来来来,为相识干杯!’那还是七十年代末,远远没有烟酒搭桥的世俗。况且,这样的酒宴本该是我俩掏腰包的。您哈哈一笑:‘这有啥,朋友嘛,况且我挣的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老文绝不是那种“外行”的主编,他精通业务,编务之余,写诗写文,从1946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过诗集《大潮的回声》《长安八景叙事诗》《千秋太史公》和历史小说《烽火台传奇》以及报告文学《永远向着胜利》等作品,诗歌《夜晚,雨落着……》选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和《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1937—1949)》,演唱作品《八一号汽车》获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艺创作二等奖,歌词《穿过森林,跨过稻田》获1954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艺二等奖。他是名苻其实的中国作协会员。
也许是经历了战火锤炼,性格中多了些火药,遇事爱憎分明,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他曾说起一个人,开始求他发稿,开口闭口“文老师”,稍有名气就改口“老文”,后来连老文也不叫了,只称呼“喂”,说到这些他骂得狗血喷头,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觉得骂的十分过瘾。也许我崇敬他的为人,始终把他当做师长。他对我非常信任,杂志编辑室要扩充人员,他要我推荐,我介绍了我的朋友刘成章和李佩芝,都顺利调入。
1994年他的纪实散文集《生命之歌》出版,他在来信中说:“这将是我一生最后一本书了”,这句话让我心中一颤。看着他铁笔银钩飘逸潇洒的毛笔字,那闪亮的储满了知识的头颅和利箭一样的目光,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在信中,他对自己没说几句,对我却写了情真意切的一段话:“想到你的特写散文,盼你继续坚持到底,不管风吹浪打,坚守阵地一定会结出丰硕成果。我去哈尔滨市有感,如你年龄创作如此丰盛的作家早就该声名赫然了。陕西保守,文艺界搞小圈子,你的作品评介宣传不够,其实比起那些‘自己给自己评一级作家’的人来,你比他们丰厚得多,扎实得多,丰满得多。黄土文化的积淀,在你的感情深处,在字里行间浓厚得多。正因为此,方形成你作品的特色。当然,从另一侧面,又反证了你对生活的诚实,不事虚夸,以作品的色彩吸引有识之十的注目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士!”最后他还写道:“离开工作几年了,一些事和人在淡化,唯有你的热情与友情不忘……希望有机会相遇。”读着这封信,我心潮起伏。他给我指出的是一个作家的正确道路,让我终生受益。
与陈忠实陪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访问延安
带着尊敬和崇拜,我多次读《生命之歌》,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他48年加入地下党,49年参加解放军并入朝抗美,担任了志愿军64军文工团创作组长,回国后脱下军装长期在西安晚报和出版社工作。他在书的自序中热情赞美生命之歌,庄严地写道:“让我们举起右手,检阅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亵渎过生命,是不是——曾在真理面前作过叛徒。曾在正义面前当过懦夫。曾在道德面前作过娼妓。”他记叙年少时的老师和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将朝鲜战场的惨烈和彭德怀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又以咋暖还寒时与臧克家、田间、曹靖华、延泽民、孔孚等文坛大师的友谊温暖我们的心,大师们给他赠以许多墨宝,把他的人品定格在文苑的典籍上,让我无限钦佩。我多想聆听他的教诲呀!可惜,由于我工作的变动和他住址的搬迁,竟几年未曾谋面。2000年,当我的《银笙散文选》出版后,我携新书和赵熙去他西木头市新居看他,谁知他去远处的医院检查身体,又失去见面机会。2003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写的是四字句:“延安西安,一字之别,久未函通,关山隔绝。遥想当年,说书论文,思念之情,经年未灭。投书探问,可否忘却?盼复书信,幸甚至哉。”可惜那几年我正走背字运,无言面对恩师,想推后一点。岂料,他竟驾鹤西去,让我永远背上忏悔的十字架。今夜,街灯闪亮,撩拨的思念让我打开电脑写下这段文字,向天堂中的老文表示深深的歉意。
2013.10.22—10.27于新华园
(原载2013年第6期《书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