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若冰（右三）肖云儒（右一）赵熙（左三）等合影
在我的生命中，流淌着两条最亲密的河。一条是我45年来依着、傍着，哺育我成长、教我学会生活和工作的宝塔山下的延河。另一条是我文学的良师益友，培养我学诗歌、学散文、学小说的《延河》，是《延河》的老一辈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使我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能用笔谋生的人。在《延河》创刊50周年的日子，许多往事如不连续的镜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上世纪60年代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时，正在师范学校上学，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延河》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需要仰视的。因为陕西省作协叫西安作协，是西北五省的文学殿堂。没有想到，我那样一篇小作品，却引起了《延河》的重视，几位来延安的编辑都曾鼓励我写作，让我感到刊物的温暖。后来，我步入新闻单位，每天在“新华体”上磨砺，与文学成了两股叉。不久，爆发了那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文学刊物停办了，作家、艺术家一鞭子赶到农村和“五·七”干校，饱尝了非人的苦难。70年代初，我在我主办的报上开办了全省报纸的第一个文艺副刊，并刊发了路遥的处女作诗歌——《老汉说走就想跑》《将军柳》，还发表了赵熙、刘成章、李天芳、晓蕾、闻频等作者的作品（后来，他们都成了陕西省作协和《延河》的领导），也许是这点作为，使《延河》的老作家老编辑把我视为同道，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使我在编报之余坚持文学创作。
说实在话，毕竟新闻和文学不是一个行道，紧迫的新闻工作使我去《延河》杂志社的机会不多。但每次拜访，都使我像聆听生动的一课。我所敬慕的大作家、同乡王汶石就教育我一定要关注细节。我曾为他的《风雪之夜》《卖菜者》激动不已，是什么打动了我？却始终没有悟出其中的奥妙。《延河》主编王丕祥几次给我讲从抽烟的烟斗和姿势来看一个人的性格，并语重心长地说要从新闻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后来，我才慢慢悟到，新闻只注重事，而文学讲究的是情节和细节，我把这样的道理运用到创作中，作品才出现质的飞跃。
在老作家中，我接触最多的是李若冰老师。上学时，我就读过他的《柴达木手记》，激发了自己甘愿当个地质工作者的梦想。1964年，在我爱人教书的小学校里，地区书店的同志下乡售书，我看到他的大作《山·湖·草原》，不顾囊中羞涩就买了一本，每夜在灰暗的煤油灯下苦读。在我编选文革后陕西第一部散文集《延河之歌》时，就选收了他两篇散文。结识他后，他不仅常给我讲散文的真諦，在关键时刻不是援文指点迷津，就是点将逼我上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和王世雄一起将我写的长篇《啸傲长天》网入他的“沙驼铃丛书”中出版。他是我的恩师，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散文写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延河》的老作家、老编辑不仅是我写作的老师，也是我为人的楷模。70年代初，省上召开第一次文艺创作会，柳青同志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一边向喉咙里喷着药水，一边讲着坚持深入生活，他一生执着的追求，让遇会者激动万分。对于业余作者，《延河》的老编辑们认真负责，绝不像时下冷冰冰的一句“来稿一律不退”。重要些的稿件不管是熟人还是生手必有回音，或长信或短笺，让你也接受一次文学教育。他们这种工作态度和作风，成为我几十年编辑生涯的榜样。
还有更感人的是对人才的重视。他们善于发现人才，竭力培养人才，是独具慧眼的伯乐。那年，路遥将从延安大学毕业，为了挖到这个人才，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和高彬老师几次北上延安、延川。那时，因为“文革”中的派性作祟，个别人总想揪住路遥不放。后来，他们几个要我去做工作。因为路遥毕业实习时曾在我所在的报社实习一段时间，我记得找了当时掌权的黑振东同志，使这一难题顺利解决。现在回想，当时他们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须知那是极左思潮盛行的日子。路遥到《延河》后不负重望，不久即当了小说组组长。1977年他来延安组稿，我交给他一篇《柳荫下的怀念》，他匆匆看完当即拍板，不久即发到七月号的头题。以后我们多次谋面，每次他都深谈我创作的优势和不足，并指出我努力的方向，使我茅塞顿开。
《延河》是辉煌的。在这面旗帜下，曾集聚过胡采、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文坛老将，发表过《百合花》《大风歌》等震撼人心的佳作。进入新时期以来，又推出路遥、陈忠实等陕军的领军人物，不少作品在全国频频获奖。在庆祝《延河》创刊50周年的日子里，我祝愿《延河》继承老一代《延河》人的优良传统，再创新的辉煌，在中国文坛上彰现自己独有的特色。
2006.4.27于延安
（原载于2006年《陕西文学界》）
与李若冰（右三）肖云儒（右一）赵熙（左三）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