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非典”把我羁留京城。为了躲避就自我隔离在家中。在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记忆的深井里不时荡起涟漪，埋藏在心中的深情一次次撞击，尽管40年的风雨把岁月切割得星星点点，但掬起来仍是串串晶亮的珍珠。
我是15岁从县城来到延安师范学校读书的。学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典雅美丽。排排明亮的教室外有松柏和校径两边的花草，9月的花开得正艳，仿佛置身在花园之中。人生也怪，久远的东西经过风雨的淘洗愈加鲜亮，几十年来那学校、老师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古人词中有“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之句。著名作家宗璞把她的散文集命名为《丁香结》，就是喻生活中多的是难解的结，也许有些是永远解不开的。我觉得我的班主任张午阳和三角课老师刘毓芗这对贤伉儷心中一定有一个温馨的“丁香结”。
张老师英俊潇洒，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刘老师娉婷高雅，不但课讲得好，舞跳得特棒，曾代表陕西赴京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舞蹈比赛，他俩是我上学期间接触最多的老师。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我们每天都吃不饱肚子，常常在下午放学后跑到校外，到农民种的莲花白地里挖根吃，老师当然也不会逃脱厄运。但张老师上课从来是精神饱满，讲课一丝不苟。他为人宽厚，脾气特好，从没声嘶力竭地训斥过我们。可能是我年龄小的缘故，张老师还给我特殊优待。他有许多书，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五花八门。一次放假，我去他那里借了原苏联文艺评论家伊萨柯夫斯基《诗的技巧》等几本书带回家乡去读，不料充当客车的大卡车上的人特别多，把我包里的牙膏挤破了，几本书都弄污了不算，连书脊也折断了。怀着忐忑不安去向张老师道歉时，他笑了笑：“没什么，你要看书随便拿。”那时学校图书馆关闭了，他和雷老师的书成了对我开放的“图书馆”。
教师的最大本领是适时选用不同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教育思想，张老师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有一出话剧《年青的一代》在全国十分轰动，张老师马上组织我们班排练，只是不是话剧而是广播剧，并让我当主角林育生。在排练的那些日子，他和刘老师双双坐阵，苦口婆心地纠正我们的读音和表情。演出的那天晚上，学校倾巢出动，还吸引来附近不少群众。张老师坐在我旁边，该哭泣时他替我抽动着鼻子，该笑时他哈哈大笑，还用一块木头敲着桌子，为广播增加了音响效果。两个多小时，场内鸦雀无声，直到剧结束才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张老师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一次，他交给我七八幅连环画，让我据此写一个小歌剧。连环画是反映东北抗联战士生活的，可写剧我从来没搞过，何况我连歌剧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写了几页交给他，他皱了眉头。后来，他挑灯夜战，重新写了剧本让我们排练，还请教音乐课的李文学老师谱了曲。剧情曲折，唱腔优美，感人肺腑，我至今还记着一段唱词：“鹅毛毛的大雪，不停地下啊，天要黑啦，妈妈呀，为什么你还不回家……”演出后，又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从这件事我知道他虽然不多动笔，如果从事写作也是会有大成就的，但他始终没放下教鞭。
在第三学年，我自告奋勇担任了学校阅览室的义务管理员。因为学校订了不少报刊，我当管理员自然能先睹为快。每月杂志来后，我挑几本带到教室看，到了精彩处，连上课也看。张老师自然看穿了我的“阴谋”，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这一点我是非常感激的。
张老师是北京人，据说他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高级将领，起义后一直在北京担任要职。刘老师的父亲也是省城的高级工程师。按说回北京和省城是轻而易举的，几次也听说他俩快走了，但一直没有走直到退休。张老师不爱唱高调讲空话，也从未讲过扎根之类的话，却一直默默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我猜想他俩心中一定有不解的“丁香结”，只是我没有问过。庆幸的是，我的妻子、在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女儿、两个儿子都先后是他俩的学生，两位老师哺育了我家两代人。遗撼的是，当这本书还在排印中，张老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希望天堂的他能看到一个学生的怀念。
其所以一生和文学结缘得衷心感谢那位廋高个头、戴一幅玳瑁边眼镜的老师雷维平。
那时他的名字是一种象征，是无声的号召。隔三岔五报刊上就有他的诗歌、散文甚或是大块头的文章出现，他成了学生心中的崇拜者。一次，学校举办晚会，竟有他的“陕西快书”节目。他走上台来，不慌不忙，把竹板一打，一口标准的关中话喷礴而出：“说有一位大嫂本姓齐，好吃懒做怕学习，学了两个名词胡乱用，为表现她的学习挺积极……”这段快书流利幽默，针对着乱用名词的现状，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雷老师真是奇才！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在大学时雷老师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省上的几家报刊社早就选定了他，一毕业就去那里工作。岂料恰遇“反右”，他出于正义提了条意见，被降格为“严重右派言论”发配来陕北教学。可学生并不管什么政治出身，只看谁课讲得好。他是受欢迎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只可惜他一直未给我们讲过课。
上学不到一学期，上面来了精神，说是遇到了困难时期，学校要停办。在校领导的再三争取下，18个班级裁减的只剩4个班，80多位老师只留16人，其他老师包括图书馆管理员全部下放，学生都回农村。幸运的是留下的四个班就有我们。雷老师去了设在校内的地区教研室，诺大的学校空荡荡的只有一百多人，又是集体生活，师生们都很熟悉。
第一次我是带着几首所谓的“诗”去登门求教的。那时他房内没有书架，全在一块木板上排放着，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书！他看了我的“诗”，显然差得太远，给我找了沈仁康的《延安道上》等几本书，反复叮咛要多读多写。他对我的家庭困难深表同情。一次我去他那里，正好报社给他发来稿费，他抽出两元钱说：“你去买两本书。”这对我可是一大笔财富。两元，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那时，我半年的花销也不超过25元，何况，象《林海雪原》那样的厚小说才8毛钱一本呐。从这时，我知道写稿还有稿费，刺激我走上这条路的这也是原动力之一，极力想以此聊补困顿。
我的小文章开始在地区报上发表了，他十分高兴，鼓励我深入生活，和喂猪的，放牛的……多交朋友。在他的指导下，毕业前，我的第一篇散文终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为我最终走上文学和新闻之路奠定基础。
我常常想，以雷老师的才华他是应该成为大作家的，但命运不济，始终在无形的旋涡中挣扎着，不时受到当头一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捆在身上的绳索稍稍松了，他被抽调到一个县委通讯组搞新闻报道工作。当时，我在地区报社主管业务，常去那个县采访，他常拿一摞稿件让我提意见。看着他斑斑白发仍像学生一样刻苦，我心里一阵酸楚。敬爱的老师啊，你不应在“本报讯”上花费精力，你应在文学的道路上纵马驰骋。可惜，命运就这样埋葬了他的才华。
什么是真情？我以为，天地间最大的真情第一是父母，第二就是老师。他们始终把你看作自己孵化的鸡雏中的一个，你功成名就了他们为你高兴，你遭挫遇难了他们惋惜从不嫌弃，这是一种纯真的情，是没有加杂任何功利但又重于泰山一般的情，当我抽身退出社会格局的时候我才懂得这种情的金贵。我从事记者工作30年，主持地方报纸20多年，几乎从来没有想去颂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没有丰功伟绩，只是默默地执教，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着。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文字生涯的最大遗憾，悔恨的皮鞭不时抽打我的灵魂。
前两年春节时，我随市委副书记去看望当年的教导主任赵启民和代数老师张鹏飞，两位老人早已退休而且病魔缠身。副书记不知他俩是我的老师，专们介绍我，谁知赵老师准确无误地说：“认识认识，64级甲班的。”没想到，时隔30多年，老师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
赵老师我们都叫他赵主任，曾给我们代化学课。他讲课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把复杂奇怪的化学反应讲得一清二楚。他是教学上的多面手，物理老师不在他代物理；数学老师请假他又代数学，反正是没人上的课他都上，从来难不倒他。
在那困难年代，学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劳动，学校后山就是我们的农场，春种，秋收，谷子黄了，我们汗流浃背地从这个山头背到那面山上的场里，然后一排排挥舞着摙枷打落扬净。我们建起了学校第一个苹果园，两人一个大茅桶把茅粪抬上山。作为教导主任的赵老师和许多老师都和学生一起出力流汗，很难想象，这些大都市来的大学生怎能有这样好的“苦水”。临毕业时，苹果树结出了第一茬苹果，在赵主任的建议下给每个学生分了两颗。七月的苹果远未成熟又酸又涩，但我们吃着舒坦，这是自己的劳动果实啊！
瘦小的张鹏飞老师受的磨难最多。那一年我正在办公室，突然他来了，穿着破旧的衣服破旧的鞋，人更瘦了一圈。我赶快让座倒茶，他才说“社教”和“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有历史问题，把他开除回家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的印象中他和坏人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我想起他认真备课的情景。他总怕自己的山西口音学生听不懂，重要公式、定理都要反复交代。有时我们恶作剧地故意拿些难题去问他，有儿次他做到深夜，第二天红着眼睛给我们讲解。对学生他极端负责，有一件小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代数考试常常是100分，有一次卷子发下来，发现错了一道小题老师照例给了满分。我觉得自己欺骗了老师，主动前去申明。他先问我到底会不会？又让我当场演算。最后他说答题一定要细心，并内疚地说“你看我糊涂了，不应该不应该！”他的这个态度让我羞愧也终生难忘……可他怎么能是“反革命”！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有多少没来由的“失误”啊！后来，随着落实政策，自然给他洗刷了冤屈，又重新站上讲台。
接手赵主任代化学课的陈孝章是个矮胖的女教师。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有一个“右派”丈夫，在学校不十分活跃。但她是全地区化学课权威，那些深奥的元素、化学反应式经她一讲，犹如一杯清朗朗的水放在你面前。在我当记者的时候唯一采访过她。她给我说了一句震撼心灵的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她就是不停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教育学生和子女。后来她调到省城重点中学成了王牌老师，她的两个孩子都去美国读了博士。
“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这不仅是陈老师的名言，也是延师老师的共同追求。在那“风雨如磐”的年月，尽管他们不少人都背着无法说清的包袱，但作为教师，他们是优秀的，是栋梁，是精英，是永远值得尊敬的大写的人。老师的恩情永远难忘，老师永远陪伴着我们。
美丽的校园留下的记忆太多，我只是挑选了个人直接经历的小事，也许时间太长存有谬误，只能请老师和亲爱的同学斧正。
2003.5.14于北京
（原载2003年《延安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