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是文化人的圣地。书房是读书室、工作室，是生产车间，是锤炼思想的熔炉。我读的书不多，又没有高学历，从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只是命运之舟将我载入写作领域，因此，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便是我多年夙愿。幸好，前不久我分到了新房，妻子筹划再三，坚决地说：“无论如何给你辟一间书房。”真像久旱遇到连阴雨，我依着墙面，做了一个顶天立地围着一面半墙足等于三个双层的书柜，又在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写字台，真是十二万分的满意。当我泡一杯清茶，坐在写字台前时，霎时就情如泉涌，30多年的追求和奋斗也就在我的笔端汩汩流淌。
1965年，我参加工作不久，调到地区报社当记者。报到后，单位除了发给我一张桌子，还发了一个书架。书架是用极简陋的几块木板钉的，我却把它当成了宝贝。我的宿舍在一口水井旁边，房内很潮湿，阴森森的，因两人合住一间小屋，我只好将书架放在床上面，垛上仅有的一些书籍。下班之后，躺在床上，或坐在桌前看会儿书，觉得非常惬意。那时，我从未奢想过能有自己的书房，认为那都是大作家、大文人的陈设，小记者岂敢作非份之想。
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大火烧遍全国。批“三家村”、批“四家店”搞得沸沸扬扬。一切“四旧”都要在大火中烧成灰烬，连我书架上可怜的几本书也不能幸免。红卫兵们在院子里烧起大火，勒令各人都把“封、资、修”的东西端出来。我的书架是敞开的，不少人都知道我有“黑货”。在书架前我犹豫许久，最后咬了咬牙，不得不把大半的书抱了出去。其中有我最喜爱的《金蔷薇》和秦牧的《艺海拾贝》等，因报纸上已批判了，我只好忍痛割弃，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书变成了黑凤凰。那之后，就像做了亏心事，好几天都饭食不香。心里真有对不起秦牧先生的感觉。十几年后，我重新购得再版的《艺海拾贝》，才算稍解心中多年的愧疚。
那个年代的人，书房其实只是梦想，最现实的追求不过是能有一个“窝”。当年单位的政策是双职工在一个单位可分一间房。我们夫妻一个搞文，一个弄理，我在城里，她在乡下，是没有条件分到住房的。做小学教师的妻子放假了，要来住几天，同事只好另觅住处；同事的妻子来了，我也只好在外借宿。就这样一桃一李地过了五年多。
1970年，妻子从农村调到城里。教师宿办合一，她分到一间房。沾妻子的光，我们总算有了窝。那间房实在太小了，只有8平方米，除了床，只能放一张办公桌。好在那时没有彩电、冰箱之类，连大立柜也没有。我的全部家当只是一个小棕箱，还被高高地吊在半空中。平时，妻子在桌子上写教案、改作业；到了做饭时，桌子就变成了菜案、面板。那时，我们已有3个孩子，晚上睡不下，两个儿子打颠倒，女儿只能钻到箱子下面，以最优化的方式分割和利用空间。
那一次我的老师、朋友、诗人党永庵将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我，让我紧张了好几天。这么小的窝连凳子都放不下，如何待此贵客呢？罢罢罢，就让他看看这穷酸相吧。我咬了咬牙，花了五毛多钱从饭馆买了一盘回锅肉、一盘过油肉，又提了个空瓶子打了2两散白酒。老党来了，看见我的尴尬，哈哈一笑：“咱们上床！”两个人坐在床上东拉西扯了半宿，这事一直深印在我和老党的脑子里。
由于妻子工作卖力，成绩显著，小学校给她分了一孔窑洞，这对我们来讲真是喜出望外了。然而，这时的陕北正是最苦焦的年月，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陕北人逃荒要饭在全国出了名。我虽然是干部，每月30斤口粮大半是玉米面和高梁面等杂粮。那时人们戏谑延安有“三硬”：“大桥的风硬、点心硬、钢丝饸饹硬”。点心尽管硬，对于只挣380大毛的我来讲也难以享受，每天可受用的就是“钢丝饸饹”。“钢丝饸铬”是用高梁面压的，又涩又硬，状若一窝钢丝，极难下咽。为解决温饱问题，延安人民开动脑筋，或煮、或蒸、或炒……我向来胃口好，吃起“钢丝饸铬”有滋有味，引得四邻八舍十分羡慕。然而吃完后麻烦便来了，吃了“钢丝饸铬”容易便秘，常常得趴在小孩的屁股上掏粪便。
小儿子那时3岁，刚送到托儿所。一次吃包子，他一下吃了4个还要吃。老师来家访，说我的孩子有不知饥饱的毛病，得当心。我听了心里酸酸的，我明白那是什么毛病。
1974年，上面布置要宣传新生事物。延川县有5位农村青年给县委写了封信，立志改变农村面貌，我和《陕西日报》记者乔雪松赶去采访。村里把我俩派到5个青年中的一家去吃饭。进入家门，没见男青年，只有他的婆姨（爱人）在不声不响地招呼我俩。饭端上来了，一人一碗白开水，盘子里一碟盐和几块团子（用玉米面蒸的窝头）。我掰了半个团子正往嘴里送，忽然看见两三个小孩站在锅台旁边，一双双黑溜溜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手中的团子。我猛然觉得心像刀割样，再也咽不下去了。我说：“让孩子们一起吃吧。”那婆姨说：“他们都吃过了，你们吃、吃。”我知道这是谎话，就把团子分给孩子，又多放了点钱和粮票。后来，我打问了村里人，才知道他家里一点粮都没有了，男人出外讨饭。为了接待我们这些公家人，队里给他家借了二斗玉米，她连夜在石磨上磨成面……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和煎熬，两相对比，我们还有什么“苦”吃不下呢！《农民日报》副总编史洪知道这件事后，写入他《大西北纪行》一书中。
回家后，我感到家里的石窑洞太宽敞了。办公桌虽小，大家可以轮流用。我没桌子可用，还可以趴在炕上就着灯光看书。有了紧要稿子就趴在凳子上写。我觉得，那凳子也是满不错的书桌。
在那个小学校呆了五年多后，另一所小学校力要妻子，到底去不去成了我们思考的焦点。平心而论，现在这个学校地处闹市，比较平坦，又有一孔不错的石窑洞，而另一所学校处在半山腰，教师的宿舍又都是土窑洞，条件差远了！可是那学校的校长为了表示诚意，将腾出的窑洞放开让妻子先挑。真正让我动心的是，有孔土窑洞后边有个防空洞，满可以做个“书房”。我就极力撺掇妻子调到了那个学校。
搬家后，我便收拾那个“书房”。那洞长不过2米，宽不过1米，刚好能摆一张小课桌，再安放一个破书架。我从外边拉进电线，再装上灯泡就五脏俱全四壁生辉了。以后每到晚上，孩子们在外边抢桌子做作业，我可是自管自在里面著书写作，真是“躲进小洞成一统”。
住在半山腰自然有许多不便。买粮得往上扛，买煤得往上担。特别是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每天用水都得到山下挑。纵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以此换得一个书房，我的心中从未后悔。就在那书房里，我坐着学生的小课桌和小木凳，三易其稿，每次七八万字，最后稿子还让妻子苏亚整整齐齐抄了一遍，前后耗时一年多，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烽火岁月》。这本获得四省优秀创作奖的薄薄小册子，记录了我艰苦的人生历程，也是我迈进文学殿堂的重要一步。
写完这本书，我突然发现我眼睛近视了。可能是灯泡离书桌太近，也可能是洞璧吸光太多，只得配戴眼镜。这是我的第一个“书房”留下的纪念。
后来，我又搬了两次家，尽管一次比一次房子大，由于孩子都大了，还是没有书房。天长日久，因藏书越来越多，只好放在纸箱中塞在床底下。常常为查一些资料，翻了这箱找那箱，寻得很狼狈。有时找的书多，就堆在桌子上、床上，害得妻子一次次抱怨，一次次整理。
如今，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甚至觉着自己十分富有。这间书房我盼了30年，终于有了，对我这个终生以书为伴的人来说，不啻是天之赐福。
（原载2006年第6期《金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