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生活的记录、工作的见证。趁着搬家的机会，无意中把未丢启的笔记本归拢一下，竟有120多本，翻看着那些泛黄、字迹褪色的本子，一幕幕喜悦的、艰辛的、沉重的、激愤的往事浮现心头，禁不住蹦出“这不就是我走过的歪歪斜斜的脚印？”
如果自我评价，我缺少的是天才的机灵，从小属于“好孩子”“好学生”的范畴，在学校从不做“不服师长”“不屑学业”的事，数学、语文同属上游；在单位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从不越矩，更不敢“另类”。自知基础不实，没受过文科的系统教育，只能抓住间隙不断扩充自己。
人生常有冥冥中的必然。在学校读书时，对一些有光亮的事就不由自主地记下来。记得1963年，同学中有一小故事引起兴趣立即记下，没料到《延安报》很快在6月4日刊登出来，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请允许我费点空间，抄录于下，也许这篇报道无意中铺开我不短的新闻之路——
一张老羊皮褥子
自那篇文章见报，似乎注定我一生离不开纪实。渐渐心中有了一个梦想，什么时候也能写一本书呢？只是这个梦想不敢说出口。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新闻界大师范静宜也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好坏取决于文化功底的深浅厚薄。”提高自己就得博览群书，咱读不了“群书”，博览总能选择。可我初涉社会的时光，别说世界名著，连中国的浩瀚典籍都被扫荡一空，想找本好书得偷偷摸摸、唯恐被扣上“吸毒”“贩毒”的罪名。没办法，就想出一个“造书”的妙招——“抄”。我抄的第一本是毛主席语录。那是1968年12月，我被派往新疆外调。从乌鲁木齐开往西安的火车要走三天两夜，恰在车上碰到一位北京旅伴，他带一本油印的《语录》。当时，红宝书还没风靡，见到这本，我即刻借来趴在小桌上抄起来。火车哐当哐当走走停停，我心无旁骛，抄了三天，终于抄完了，成了特有的宝贝。后来翻看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看到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通俗朗口的信天游，是我学习陕北群众语言的最好范本，也毫不犹豫地全文抄下，至今仍保存在书橱里。从此，“抄书”成了我的一个习惯，直到今日，看到好的段落、好的句子都随手抄下来，偶有灵感联想也记点生活笔记，日积月累，不断增加自己文学库存。
在报社工作的日子，最好的待遇是能阅读许多报刊，还能根据爱好收藏一些。从纯粹手抄到剪辑，可能是我阅读的一大飞越。按理说，报纸看过是可以丢弃的，可我做不到。我的办公室、家里，旮旮旯旯都是书和看过而不舍得丢的报纸，乱以至成灾，害得老婆隔一段时间得专程清理一遍。看过的报纸，总觉得这篇不错那篇也好，狠着心剪下贴在杂志上。有许多精短文章尽力搜集齐全。像《人民日报》发表的《笔谈散文》《燕舞杯散文》《名城赋》等，我一篇不缺。这样的剪贴我保留十多本，实际是自我认为精编的书，过些日子翻开看看，可说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随着文艺界的“解冻”，不少被打入冷宫的“封、资、修”作品重见天日，每到一地，我都会去书店“淘宝”，经年累月，书柜越来越多，删去过时的和用途不大的，仍是堆山叠屋，引起妻子不少埋怨。
多年操练我总结出一套工作要诀，就是写作必须做到“四勤”，即眼勤、嘴勤、耳勤、手勤，除了随时采写新闻稿件外，每月最少写四篇散文。比起那些一年一部长篇的才子，我自定的任务似乎不堪一提，但要坚持却非易事。除了“勤”，就得坚持。为了不影响自己承担的工作，得放弃节假日，放弃休息和许多欢乐，几十年下来，几千篇的新闻作品、几百万字的文字使苍白的生命有了些许色彩。翻阅我保存的笔记，大多是采访时的记录。30年的新闻工作，我主持报纸20多年，始终牢记“总编应成为首席记者”的名言，凡我署名采写的稿件，绝没让别人捉刀或在别的同志文章上添加名字的现象，我的就是我的，好坏优劣任由诸位审评。
靠着自己的勤奋，我跑遍了延安的200多个乡镇和陕北所有的县。每次采访，先要把功夫下在笔记上。那时没有录音机，更不配备录音笔之类，只能靠手中笔来记。记笔记也有窍门，除记下对话还应把环境、采访对象的神态以及当地历史尽力记下，有时语速太快或方言听不懂，就用拼音字母等办法留下记号。我曾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张庄，就着煤油灯，和主人公同住一条炕上，写出《贫下中农的硬骨头赵官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在旅途中，常坐在宾馆的床上或趴在窗台上记下当天见闻，国外旅行时当夜就草出观感初稿。后来，还参加了多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采访，采写了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田纪云、陈慕华、李铁映等重大报道。那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来延视察时，地委点名通知我去采访。按惯例，这类报道都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地方报纸照文刊登就行了。可这次例外，领导透露中央新闻单位没跟来采访，我们这个地方小报得负责报道。一听这个任务，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跳。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样重大的采访任务，也是我们这个地区小报的第一次。地委又给我配了一名摄影记者景风，要我们假装成工作人员，绝不能在领导人面前拿笔记录而暴露记者身份。压力、艰巨、限制交织在一起，硬着头皮也得完成任务。我俩坐一辆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还和车队拉开一段距离，不时关注车队动向。走着走着，突然看到车队停下来，是总理看到路边一位扬场的农民，停车亲切交谈。我赶忙调转车头加入其中；在碾庄后沟的庄稼地里，总理也和劳动的村民了解情况；最后又在公社的小会议室座谈。我只能在他们交谈时用脑子拼命记，趁着赶路时在摇摇晃晃的吉普车上靠回忆把滚烫的对话记录下来，当晚我运用散文笔法写成通讯《山沟里的欢聚》，被《瞭望》杂志刊登后荣获中国地市报好新闻二等奖，还成为一些新闻单位学习的范文。
儿时听说书人的启蒙，新闻工作的阅历，使我对宋代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我研读《宋史》《资治通鉴》《梦溪笔谈》《范文正公全集》……尽可能地走访范仲淹、沈括、韩世忠生活过的地方，尽可能记录他们的踪迹，以三位为线索写了三部长篇。正像文学大师萨特的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在《青春手记》中说的：“我身上的生命在梦的道路上延续……我学会了在一个世界里生活，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作品。在我的书中，我会展现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我自己。我将是幸福的。”
2014.3.15—4.3于新华园
（原载2014年第5期《红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