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有多少大好年华？我42年的“革命”生涯中却在报界拼杀了30年。心中的那一页淡远的历史时时萦绕在心。
1965年冬，我进入延安报社，不到10天，就被派往志丹县当住县记者。懵懂的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应如何写新闻？当时的社长师锐和报社的老记们手把手地给我教，使我较快步入新闻大殿。到66年后季，我似乎成了得力记者，采访过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和齿轮座团，也写出过抗大旧址重新开放的长通讯，还和《陕西日报》记者任宗武、杨同理采写了长篇通讯《毛主席啊，延安人民想念您》在《陕西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使我从事记者工作的热情大增。那时，老记们对自己的职业是热爱的，毕竟是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虽然所写的稿件被人们喻为“易碎的昨日黄花”，然而，“黄花”堆积起来就会成为历史。时代的记录者，政策的传播者，人民的代言人、“无冕之王”……等称号也让我沾沾自喜。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儿个月，一场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上海风暴”掀起全国“夺权”热潮，小小的延安报也不例外，67年元月，当权者靠边了，报纸被封了，虽然不能发布地方新闻，但必须出版专登新华社电讯的《红色电讯》报，可编辑部的21位编采人员中，14人都划入“另类”，挑来选去，我糊里糊涂被推为主要编辑，接收电讯稿、设置版面。像我这样一个半大小子，那懂得查看风云变幻主持编务？没过几天就差点捅了大篓子。那时，报纸发排必须等新华社的电讯稿传来后才能安排自己报纸的版面。负责接收电讯的是冯金川，接到目录后先交给我确定接收那篇电稿。那天目录上有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冯金川说这篇很长，要不要接收？我说那是评戏的，不一定要。一会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老编辑胡恒舟一听播音员口气不对，嘱咐老冯赶快接收，并跑来告诉我。我如听惊雷，迅速去电务室等待，并安排发排，才在第二天按时出了报纸。有一次好像过什么节，报纸头版刊登一整版毛主席照片，第二天，来了一帮红卫兵围堵报社，他们放在太阳光下一看，第二版的通栏大题是“砸烂……”，要我们解释是什么用意！那时是无理可讲的，一个小的不慎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编辑部的同志随即查对了《人民日报》才解了围。这些教训如当头棒喝，让我看到编辑的须臾风险，吃这碗饭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舟，稍有不慎，就会船翻人亡。战战兢兢的日子没过多久，报社解散，我的编辑工作就中断了。
1968年冬，成立不久的延安地区革委会把我抽到地委通讯组搞新闻报道。如何使报纸重新和延安人民见面，成为延报人的共同愿望。69年，为配合重新发表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地委根据工作需要煞费苦心地办起专门刊登地方新闻但不叫“报”的《今日延安》，人员最初只有4人，除李彬组长，只有呼三、王巨才和我3人承担具体业务，还负责给上级报刊供稿。时间不长受到批评，领导提出要“以粮为纲”，报头改成《农业学大寨》，一直办了几年，真可谓“名假报实”，但在读者心中就是地区报。
我知道，业精于勤荒于嬉是千古不破的道理。既然组织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认真再认真。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必须全身心地打拼，要精通新闻行业的方方面面，把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内容都了解清楚，说透了就是恪守职责。北岛在文章中曾说：“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它手艺不同的是，这是一门心灵的手艺，要真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须‘一意孤行’。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历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我坚信一技傍身，做好份内事，就无须谄媚，无须看人脸色，在心里给自己定了“能编能采多面手”的目标。从此，我似乎找到能展示自己的舞台，整天风尘仆仆去工厂、机关、农村采访。交通不便，或坐卡车，或骑自行车，或步行，我几乎跑遍了全区所有的乡镇。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除了读书，就是时刻关注时代变迁。那时没有更多信息，作为基层报纸，只能从广播中扑捉信息，每天把听收音机中的“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当作不可或缺的必修课，及时把握时代脉搏。当记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要有“快”的作风。好多次大会采访，我一边听讲话一边写稿，在大会结束时就把新闻稿完成。由于延安特殊的历史地位，新闻题材多，只要敏感，抓住时机，稿件也较容易见报。一天早晨，我听到广播里中央领导讲“发扬延安精神”，头脑里马上意识到这是符合延安的选题，饭后赶往当时的红旗化肥厂采访，下午写成新闻电话传往陕西日报，第二天即登上省报一版头条，使我深深体会到我手中笔的沉重。为了掌握更多技艺，自学摄影。当北京知青浩浩荡荡来到延安那天，我既写报道又拍照片。在稿件送审的当儿，钻进暗室冲洗放大照片，麻利的速度让领导非常满意，就给我送了个外号“快手”。随后，我采访过多名北京来延插队的知识青年，先后写过长篇通讯《谱写延安青年运动的新篇章》和《宝塔山下任驰骋》等，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中央报刊刊登，产生很大反响。1969年7月，延安爆发山洪，冲毁了正在兴建的延安纪念馆工地，巨浪将十几位战士卷入河中，他们抱住一根粗木椽在洪水中搏斗了五六里远才最终脱险。可有些老记们说这是灾难，过去可是不能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立即采写了长篇通讯《延安精神放光芒，军民团结新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陕西日报》发表，陕报还专门配发了社论，随后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一书，歌颂了延安精神哺育下的延安军民。1972年，我们几个同伴去采访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和他老人家一起同吃同住几天，写出了《昔日气死牛，今日火车头》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又被选入小学课本。1989年，我和陕西电视台的同志一起采访专题片《陕北谣》，在延川县的黄河岸边，我们遇见73岁的老红军鲁瑞祥，没有儿子，为给村里增加财富，靠老镢头在干石畔上载种了一千多株柏树，这可是一种闪光精神，我立即用散文笔法写了《老红军的性格》，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被选入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初中语文补充教材中。由于经常给外报写稿，自己先后被聘为《文汇报》《信息口报》等报纸特约记者。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曾说：“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我国著名记者萧乾说的更干脆“倘若阎王爷要我登记下辈子干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当新闻记者。我确实很喜欢这个工作，新闻工作不但能使我们接触广泛的天地，每个特长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认为在所有的文字工作中间，新闻工作是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它要比写小说、诗歌更站在第一线上。”记者使我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也使我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使我学到课本中永远无法学到的知识。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口子，大家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通讯》名正言顺。
说实话，我们几个人特别是李彬组长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卓识，有魄力也有胆量。全国的文艺刊物基本停刊，陕西最有影响的《延河》被打入冷宫，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也都销声匿迹。我们就在自己的“报”上最先开辟文艺副刊，刊名就叫“延河”，既可理解为继承《延河》传统，也能解释为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道路，反正作为延安这个特殊地域的媒体也未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延河”副刊刊发了路遥、刘成章、赵熙、李学鳌、苗得雨、李天芳、小蕾、闻频等省内外作家的不少作品，办得红红火火，成为“文革”后陕西第一家，是省内外许多文艺爱好者的园地，我们3位编采人员也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延安报》正式复刊，办副刊的经验曾刊登在全国顶级的新闻刊物《新闻战线》上。
1975年，通讯组搬回延安报社旧址，《农业学大寨》也改成《延安通讯》，上级任命李彬、刘言、薛向东、呼三和我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刘言和我分别担任编辑组正副组长。由于时过境迁，过去的编辑部已改作它用，只得用区区5万元在原来厕所的位置盖起两层薄壳砖窑，作为编辑部和领导办公的场所。七十年代是延安最艰难的日子。那时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每人的必修课就是经常参加体力劳动。编采人员每周得去印刷厂锻炼，而且对市内布置的修梯田、栽树、砌河堤、顺河道等任务必须完成。如修南河护河堤就给我们分了不短的一段，整整干了十多天才干完。生活却很清苦，人们的收入只有几十元，吃饭时大家自带碗筷围蹲在院子里，整天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钢丝饸餎”（高粱面做的），不要说奖金连加班费也没有，最大的享受是夜晚加班时吃一碗老常师傅做的揪面片，还得自掏细粮票和钱。记得冬季，李彬常把吃饭时省下的玉米窝头掰成小块烤在火炉上，在他的房间研究事情时成为我们争抢的佳肴。那年单位派我去青化砭公社石绵羊沟大队蹲点，任务是为中央办公厅写一份关于农民分配的调查。白天，我和蹲点的陈合功、徐秉祥、张代书一起去地里劳动，晚上召集社员座谈。每天的饭食多是糠窝头，没一礼拜，我的胃耍了麻达，一吃饭胃就发酸，只好到公社卫生院开了大瓶的胃舒平，吃饭前吞两粒，坚持了一个多月。但上交的调查报告却没有踪影。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调查犯了大忌。当时没有什么责任制，极左的风总强调给社员的分配比例要低，可我的调查是支持四六比例，主张给社员多分至少占六，自然也就打入冷宫。
生活的艰苦似乎更磨练了人们的意志，使这代人无论遇到任何灾难，始终都能保存着一颗豁达开朗和永不气馁的心，主动往自己的身上加重担。。一段时间，模写机没批准使用，接收新华社电讯只能依靠收音机一个字一个字抄录纪录新闻。在那个年月，抄收错了会酿成政治事件，说不定会给个人带来大的灾难。人手不够，李淑梅自告奋勇承担了此项工作。我有些担心，她是校对员，白天得校对，还兼任资料员，随时接待查资料的同志，再加担子能承受吗？再说抄记录新闻必须每天凌晨3时起床，听播音员念一句自己抄一句，赶到5时抄收完，绝不能误报纸开印。可她圆满完成了任务，每每想起都令人感动。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兰姆在《三十五年前的报界生活》中说：“天刚露出曙光，头还阵阵地疼，我们就不得不起床，实际上在床上怕只睡了四个钟头——因为小羊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不能上床去睡，而我们起床的时间却常常比云雀还要早。”为了决定新闻稿的取舍按时发稿，我也得4点多起床，到其他同志正常上班时，我们还照常工：作，从不请假，没有假期，随时待命，长期超负荷的干活透支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编辑工作是非常琐碎的。不仅要根据政策要求编写稿件，还得设计版面。那时排字用的铅字，每版多少字一个都不能多。更难的是确定头条所在位置，标题字号多大？显示的是新闻分量，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曾一个人支撑过编报工作，也采写过不少大型报道。为了把《通讯》办得和正式报纸一样，我们真是让大脑能量迸发，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团结战斗，并载着此心行走在生命的旅途上。作为一张地市党报，如何做到既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地市的中心工作，又能引人入胜使读者爱看爱读，这是困扰党报的瓶颈。从1970年到79年，可以说是地委领导和延安报人为恢复延安报苦心奋斗的9年，也是延安报二次创业的9年。那时，报纸的编辑队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又不断增添新生力量。大家都闷着头一个心思把自己的“报纸”办好，争取早日复刊。我们曾热情歌颂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重新发表，也曾违心地参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粉碎“四人帮”的春雷炸响，报人们纵情欢呼新时代的开始。曹谷溪一夜间写出欢呼胜利的长诗，刘阳河、李延风等写出几篇长篇通讯在报上连续推出。特别是77年延安遭遇千年不遇的大洪水，编采人员都要参加抗洪救灾的义务劳动，编采工作和出报只能在晚上进行。那时候编辑部的精兵强将侯秀芬、徐来见、赵志祥、张春生、吕宝新、张桂芬、赵爱国、赵卫东、刘劲挺、李玉英等白天劳动，晚上采访写稿，连续为本报和陕西日报采写发表7篇长篇通讯，包括我写的空军支援抗洪救灾的稿件都被陕西日报以“《延安通讯》记者采写”的署名刊用，成为我们这支精干队伍的集中展示（按规定内部报刊不得在公开报纸上署名），我们抗洪救灾的突出贡献受到省、地的表彰。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大家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通讯》名正言顺。
在我主持报纸工作的时光，喜才、爱才、求贤若渴是我的本性，正因为这一点和同志们和谐相处、同力奋斗。对不少有写作能力的同志，自己常登门拜访，相互切磋。高建群当时在延安市印刷厂工作，我从他的诗稿中看到他潜在的才华，主动和他联系调到报社主持文艺副刊。报纸工作的关键是要不断抓出新闻界称为“活鱼”的报道，因而，报纸业务主管得不停发现、不停思索、不停决策，我每年都在这方面下大气力。1988年，我听到运输公司一名司机为避免给周围群众造成危害，开着起火的汽车狂奔好多里路，意识到这种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就布置得力记者王天乐、艾庆伟去采写。可一个多月还未行动，我对王天乐发了一通火，要求他俩立即出发而且要随车采访。两人辛苦几天采写了《汽车拖着火龙前进》的通讯，不仅在延安引起震动，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这在地市报中可谓难得的荣耀。即使对于通讯员队伍中的同志，我也尽力帮助。有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农民通讯员，我深入了解知道他十分可怜，继母不给他吃饭，只能在照看果树期间采摘一些没成熟的野果充饥。我对他十分同情，想方设法通过朋友为他招工，给他打开了生活大门。编辑队伍中，几位都有相同经历的同志也同样实现了人生转变。小小编辑部在社会转型的大风雨中最终锻炼出一支精干队伍，呼三、侯秀芬、李延风、高建群、徐来见、赵志祥、张春生、曹谷溪、浏阳河、杨葆铭、吕宝新、杨捷、赵爱国、李仲祥、齐德等都成为省内外文艺、新闻战线的栋梁之才。
在报界我不是“愣头青”，但认准的事我会毫不犹豫去做。记得是八十年代初，我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会议，因私下和省电台史林贵探讨过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那时“工具论”是不能逾越的界限，我们找出5条理由否定这一定论，在会上我放了一炮，会场的气氛霎时凝重了，有的人惊愕，有的人皱眉，散会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和陕西日报副总编李迢叫住我，再三告诫说话要注意，特别是会上不能乱说。他俩都是老新闻，在那还没完全解冻的日子，弄不好就会打入另册。可我觉得报纸是新闻纸，应适应各种不同的读者群。也多亏他们两位保护，总算没引来灾祸。为了办好地市报，我们多年摸索探讨，总结出“党报本色，晚报风格，围绕中心，组织战役，适应读者，设置专版（专栏），多种花色，紧贴群众”作为办报的宗旨。我们每年都根据地（市）委的中心工作组织几次大的战役，力求使全局部署深入人心。尽管是一张地方小报，但我们在时代巨变中敢于冲破固有牢笼，旗帜鲜明支持改革。当生产责任制在全国露芽时，我看到新华社《瞭望》杂志刊登一篇子长县一个村坚持多年责任制的报道，就大胆决定在《通讯》的重要位置转载。没料到捅了“马蜂窝”，一省委副书记为此事大发雷霆，严厉批评地委，地委召集委员会对我严肃批评教育，一直开了40多分钟。后来，我们又连续发出了好几篇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报道，恰遇全国开始了思想大解放，我们的“罪过”反而成了经验。
为了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绝不拘泥一地一隅，放眼全国，突破地方报纸局限，大胆创新抓热点、抓难点，组织了一系列专题报道。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们派出记者赵卫东深入老山前线，发表多篇报道。后来，当年陪他采访的部队通讯干事王敏也加入我报行列，成为另一插曲。当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采访时，进入陕北前我们派记者前去接应。为了对他的报道进行补充，又在我报上开辟了“从会宁到延安”专栏，派记者杨捷学老罗徒步从宁夏六盘山到延安采访。这些跨出区外的大型报道不仅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也让全国同行另眼相看，大大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文艺副刊，一直是我报的特色。我们利用延安的特殊优势，约请来延的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为报纸撰稿，组织“我爱陕北”征文，我还专程去榆林地区绥德县召开作者座谈会，约请当地作者为我报写稿，大大提高了副刊的文化品位。我们这一套做法得到上级和同行的肯定，国内顶级新闻刊物《新闻战线》《中国记者》和上海《新闻记者》等多次介绍我们经验。我自己的新闻作品也几十次获得全国、省、市的好新闻奖。1992年国务院批准我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还被推选为中国记者协会四届理事会理事、陕西省记协副主席和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副会长。
在报纸岗位的30年，除过日常业务，有两件事记忆尤深：一是恢复《延安报》。从停刊到恢复九年时间几次更名却一直坚持，多次申报恢复报纸上级一直未批。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机会才到来。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地委、行署领导不停向上级汇报，1978年得到雷厉风行的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同意。我带着王书记的意见，专程赶往省城西安，面见省委副书记李尔重，他本是作家，自然对办报有更大兴趣，又加上在处理志丹事件上我和他有过接触，他很快批示给省委宣传部，我又到宣传部办理好恢复报纸的批文，立即投入复刊的准备工作。
要复刊《延安报》，就得有新颖的报头，那时流行的是请中央领导题写报头，恰巧王震同志来延视察，我们请求地委领导提出这一要求，王震爽快答应，他回京不久，中央办公厅即寄来叶剑英元帅题写的报头，《延安报》终于在停刊九年后于1979年4月10日复刊，同时调来高仲田担任一把手，我继续担任主管业务的副职。我又建议调回老报人苏若望和史子正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共同努力办好报纸。
1992年，《延安报》由周三刊改为日报时，我们从当年毛主席为出刊延安《解放日报》的手稿中选出“延安日报”四字，作为新的报头沿用至今。新人的不断加入不断创新，使报纸容量成倍扩大，内容也更加引人入胜，这座熔炉锤炼出张春生、杨葆铭、孙文珍、艾庆伟、康龙、滕卫东等人才，真应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占诗句。
第二件是1985年，根据地委的部署，我们发起筹建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的倡议，我亲自带队去北京汇报，得到老延安新闻工作者的支持，又一家家募捐，在郭超人、金照、王子野等中央部委领导的支持下，集资80万元，修起延安新闻纪念馆，是中国新闻界唯一的纪念馆，成为新闻界的一件盛事。意外收获是为我报印刷厂争取到国家经委的120万元的贴息贷款。那时李瑞山同志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恰和李淑梅是同村人。我和李淑梅到他家汇报，并未带什么礼物，却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建起全省第一家地区报纸的胶印生产线，使延安报率先告别了铅与火，这算赴京近40天的副产品。
报人生涯使我对编辑有了清醒认识，做一个合格编辑得付出心血和汗水，最主要的就是乐于奉献、一丝不苟。也许是这点精神被众人知悉，197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邀我编辑了“文革”后的第一部散文集《延河之歌》和通讯集《延安精神谱新篇》。我在出版社住了两个多月，得到出版家林理明、徐锁、王平凡、朱贤绍、邢良俊的指导。特别是文艺部主任徐锁是老延安，对我格外亲切。曾几次请我到他家做客。后来他来延安看我，我说请他去吃羊肉泡，他摆摆手说，你挣钱少，要请只能是他。他调陕西省歌舞剧院后我和吴树民去拜访他，一进门他说你俩先等一下，然后跑出去买回酒菜才一起畅谈，这些小插曲让我十分怀念他老人家，不料他壮年辞世让我常常唏嘘。79年后，又应林理明和朱星之约，为出版社编撰了《烽火岁月月》《山城曙光》两本书，出版了新闻作品集《今日延安》，还和李文柏、苏若望编辑了新闻通讯集《延安在起飞》。采访、写作、出版，与陕西少儿出版社的薛锡、王新民、李天增、曹彦等编辑熟识，学到不少东西。90年代，受陕西省陕北建委王德廉先生之邀，主编了反映陕北变化的报告文学集《黄土精神》《高原之光》。由于这些机遇，省出版局曾要调我，但未成行。
延安日报是我无时不魂牵梦绕的家。虽然我离开已近20年，但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这座熔炉里锻造出我，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当永远的编辑记者！尽管两鬓华发仍痴心不改，直至生命终结。
记忆是显现人生在内心中的投影。这些年来，在《延安日报》创刊纪念日我曾写过《风刀霜剑永远顽强》《永远的记者》等短文，这次归拢，这些星星点点的回忆不管光影浓重与轻浅我以为都是美丽的，个中滋味自知自品幽远绵长……
2014.7.3—2015.4.16于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