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1948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取得宜瓦战役胜利后，西北战场的局面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东移，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3月1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1]。随即中共中央开始了东移的准备工作。
3月10日下午，周恩来在米脂县杨家沟向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的全体干部、战士作了关于向华北转移的动员报告。他回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一年来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和转战陕北的伟大胜利及形势的巨大变化。他指出，由于全党全军正确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所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北战场在宜瓦战役中取得胜利后，西北野战军继续向黄龙山区挺进，连克10城，截断了咸榆公路。延安、洛川之敌，已成瓮中之鳖。周恩来兴致盎然地向大家宣布：中共中央坚持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到华北去！接着，他反复阐明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年来坚持留在陕北的深远意义，并强调指出：在胜利面前，仍有困难，大家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的大部分人要跟随中共中央到华北去，还要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在陕北工作。针对有些家在陕北的人不想离开陕北，而有些外地人却怕把自己留在陕北的思想，一天下午，毛泽东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向大家反复讲了革命者应有以四海为家的道理。对那些不愿离开陕北的本地人说：“孩子总要离开娘。我是湖南人，爱吃辣椒、腊肉；要革命就不能不离开家乡。”对准备留在陕北的外地人说：“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在陕北住了十几年，对陕北人民很有感情，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你们要再回到延安，为陕北人民服务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延安的清凉山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跟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到底。
中共中央要离开杨家沟了，任弼时亲自写信给米脂县县长乔备果，请他来杨家沟，安排和地方政府的交接工作。乔备果原在延安县工作，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杨家沟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他到米脂县担任县长，安排和中央领导人和机关人员的生活和安全。见面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撤出延安时，我稍微走得慢了一点，彭老总就命令我快走。我是属于他管嘛，得听他的命令。今天，我们准备离开杨家沟，要走了，所以才请你来的。我们是属于你所管的米脂县的黎民嘛，我们是你所管的庶民，不能不办迁移户口手续。总不能不告而别，悄悄地走呀！”任弼时接着说：“我们和别的机关部队一样，节约粮食，支援灾区嘛。从去年八月份起，规定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二两，共计节省粮食两千来斤。现在交给你们，去支援灾民。”乔备果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接济。任弼时说：“这还要谢吗？这些粮食不是陕甘宁边区农民生产的，便是河东那边的农民生产的。如果说有点意义的话，那就在于它是从每个人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用来接济灾民，理所当然。我们多少年来不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吗！”[2]
3月20日，杨家沟的全体区乡干部，应邀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欢迎大家进窑洞里坐，询问全区的土改、生产等情况后说：“我从延安动身，一路来到杨家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我们有些干部民主作风不好，动不动打骂人。这种作风不好啊！”说到这里，毛泽东特意做着手势说：“这叫自己打嘴吧。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和国民党一样，随便打人骂人，对群众要说服教育，这样，群众才会真心拥护我们，我们的事情才好办。”毛泽东问区委书记高庆祥：“你打过人没有？”高回答说：“过去我们区上也有些干部打过人，自毛主席来纠正以后，再没有打。”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吗，有错误改了就好。”“世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死了的人，一种是没有生下来的人，除了这两种人谁也难免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改的越快越好，这才是好同志。”毛泽东向区乡干部叮咛说，在各项工作中一定要贯彻党的政策。在土改中要注意团结中农，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女。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啊！”叮嘱大家要治好战争创伤，带领群众度过灾荒，绝对不能叫饿死人。高庆祥代表全体区乡干部向毛泽东表示，保证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搞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我们离开杨家沟是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绝不会忘记陕北人对革命的贡献。”[3]
3月20日，完成了东移的一切准备工作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4000字的长电，把中共中央东移计划、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形向党内作了通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估计再打一个整年，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1949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同时告诉大家：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4]次日，毛泽东专门电告彭德怀：“我们本日动身东移”，前往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立担任”[5]，并对中共中央撤离后西北战场工作进行了部署。
3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要离开杨家沟、离开陕北了，杨家沟的山卯上、崖畔上、大路两旁，站满了欢送的群众。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走到小桥滩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妇女们手里提着一串串的“燕儿”，准备送给中央首长和战士们。送“春燕”是陕北风俗，每年到清明时节，妇女们便用积攒下来的白面捏成飞燕、卧猪、跪羊、蟠龙等象征吉祥的动物，蒸熟以后，上面点着胭脂，用绳子穿起来，每两个中间串一粒红枣，小的每个半两，一串二三十，供孩子们吃着玩，大的春燕，每个四五两，大燕儿背上驮着小燕儿，这是敬长辈的，琳琅满目，颇为好看。虽然农事节气还没到清明，为了欢送中央领导，妇女们提前蒸了这些稀罕的礼物。见队伍过来时，大家便捧着“春燕”迎上去，献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当毛泽东等婉言谢辞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毛泽东也深情地说：“陕北小米我吃了十多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中央领导几次劝老乡们回去，可是谁也不愿意，不知不觉，到了离杨家沟十华里的蔺家寺，中央领导这才让战士们排成一列横队劝阻老乡们继续送行。大家依依不舍地站下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挥手致意。
离开杨家沟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绥德县吉镇、佳县刘家坪各住一夜。23日中午，到达吴堡县川口村南的园则塔渡口。早在10天前，警卫团到渡口做了准备工作。他们先对黄河两岸的地形和水势作了调查，修筑了预防敌人空袭的工事。接着挑选了十几只木船和几十名水手。然后，又对每一条船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组织水手和战士进行了几次试渡。
来到河边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上船。他们亲切地和船工打招呼，无限怀念地远望着渐渐远离的陕北群山，平平稳稳地靠上黄河东岸。毛泽东先下船，向船工们道谢，又面向河西而立，久久地凝视遥望着他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的陕北高原，直到周恩来、任弼时先后来到他身边时，他才收回目光，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要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6]显然，离开陕北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了。
3月2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山西临县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和杨尚昆交谈了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7]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分两路行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携带一部电台和一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乘汽车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徒步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双塔村出发，傍晚到达晋绥解放区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在蔡家崖停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听了3天汇报，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其中在3月27日至29日，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解放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4月1日，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地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针对当时农村土地工作中正在流行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8]
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9]毛泽东在晋绥解放区的这些讲话，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在蔡家崖停留8天后，4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又上路了。为了安全起见，车队取道雁北地区，从北面的岢岚、五寨、神池，出长城要塞阳方口，再入古雁门关到代县，然后翻越五台山，进入河北平原，到达目的地平山县西柏坡村。离开兴县到城南庄期间，几乎每天走一站，晓行夜宿，不辞风雪。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利用一切机会，调查了沿途的县区和基层干部，听取汇报，指导工作，还要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4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10]经过8天的艰苦跋涉，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商定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4月13日，在聂荣臻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住军区大院。在城南庄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听取聂荣臻等汇报。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会合前的一次重要调查活动。任弼时等参加了阜平、曲阳、定县的县委和部分区委书记会议，还听取了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冀中的林铁和晋察冀的黄敬的汇报。汇报的内容，除了土改整党外，还包括恢复和发展新解放区的城市和土改后的农业生产问题，战争扩大和延长后财政情况和民力负担问题等。城南庄的座谈会持续七八天，对于完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文件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西柏坡，和中央工委的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及先期到达的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从此，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完成了历史使命，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1]
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35天。期间，一方面为赴苏做准备工作，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斯大林29日复电同意，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变化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在思考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问题。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如下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12]
从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出席会议。这是自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的中央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有关战略区的负责人：李先念、陈毅、粟裕、彭真、聂荣臻、黄敬、罗瑞卿、薄一波等。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13]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一）华北、华中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别任第二、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这样使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实行党、政、军、财统一领导。（二）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即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三）在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上，中央采纳粟裕等的意见，作出暂不渡江南进，而是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当晚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20多里的花山村。5月27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1948年夏季，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豫东战役、襄阳樊城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冀热察边战役等五个方向的作战先后展开，取得了被称为“五路大捷”的重大胜利，从而大大改变了全国战局。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革命已经跨入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在军事上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并不失时机地作出打大歼灭战，攻克大城市，歼敌重兵集团的重大决策。在政治上加快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等各项工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5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现在中央的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15]8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7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15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在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关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力等。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毛泽东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6]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都在会议上发了言。周恩来在发言中集中讲了军事工作，他指出：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军队建设要充实野战部队，建立特种兵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统一全军编制。刘少奇在发言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基本矛盾也作了长篇讲话，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以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17]
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作了通报，并强调指出：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18]
九月会议的决策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中国人民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准备。从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中，以攻克济南为起点，随即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阶段，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连续举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战役的发展，环环相扣；战争场面，气势磅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多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的战略指导、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的结果。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东北为第一个决战的方向。同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不同战场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出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能够同心同德，分工协作，克服战略决战过程中的任何艰难险阻。
在战略决战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共中央加快了组建新政权的进程。战略决战展开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9]
根据形势的发展，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20]还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21]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即向党内发出这一指示。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有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中共中央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基础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22]。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研究和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大约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成分。据此，党采取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它分散的、个体的性质，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于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研究了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党的政策问题。全会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矛盾，即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要求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强调全党必须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提出了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全会提出要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23]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4]。这就是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全会提出坚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骄傲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和中共将成为执政党，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居功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5]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即将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是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6]2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和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
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后，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随之汇集这里。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迅速统一起来。在此前民主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与各方面代表人士直接地交换意见，使他们解除某些疑虑，自觉接受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开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筹备。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或界别的代表共134人。周恩来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发表讲话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27]。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陈嘉庚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一致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努力完成筹备会的各项工作。
会议讨论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据此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政府方案；（五）起草大会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及建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后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8]。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这篇文章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及根据这个报告通过的相应的决议，构成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29]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为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以支持和帮助，6月21日至8月14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苏联，刘少奇会见斯大林等联共领导人，并向他们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共的外交政策，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双方就苏联提供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进行了商谈。斯大林表示，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承诺中国新政府一经成立苏联立即承认，并将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刘少奇的这次访问，直接沟通了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及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工作，新政协的主要筹备任务相继完成。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起草的政协组织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草案等；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9月20日，人民政协筹备常委会决定，21日下午，正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举出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以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以及国家各个领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军事制度中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30]总之，《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从此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进入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新时代。
在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之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各界民众团体纷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贺函，表达对新中国的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愿。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深情地说：“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31]毛泽东的《复电》，是对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也成为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动力。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04—805页。
[3]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53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6]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7]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258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3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24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5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4页。
[15]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345页。
[17]陈铁健：《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55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20]《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2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143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9]陈铁健主编：《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1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8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