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由防御转入反攻，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日益陷入被动。1948年初，根据国民党统帅部的分区防御战略，在西北战区，由胡宗南指挥第十八、十九绥靖区及裴昌会第五兵团，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以策应顾祝同、白崇禧集团与解放军争夺中原。而此时西北战场上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胡宗南集团及马步芳、马鸿逵“二马”部队损兵折将，战斗力大为减弱，士气低落，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地位；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士气高昂，战斗力大增，开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1]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报告，规定西北野战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二是建立根据地，扩大解放区。[2]会议作出《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指出：西北野战军已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会后，西北野战军前委又于1月29日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具体讨论外线作战行动计划，确定了宜川战役方案。
此时，胡宗南集团用在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只有17个旅，采取机动防御的部署。其具体部署是：对陕北采取守势，将其主力部署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君地区，以“重点机动防御”布防，企图确保延安，并阻止解放军南进。而当时胡宗南集团唯一可供机动防御的兵力是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驻洛川，下辖第二十七、第九十两个整编师。
针对陕北国民党军方面兵力部署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确定转入外线作战的方向是南下关中，威胁西安，利用关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主力，迫使其调回裴昌会兵团，以直接配合中原解放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的作战计划是：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合阳四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两侧地区之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城镇，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3]彭德怀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突击方向以宜川最为合适。宜川作为西安通向陕北的要隘，扼守着西北野战军南下门户，被敌人吹嘘为“关中屏障”。当时驻守宜川城内的是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部和第七十、七十一团，这些部队均是被解放军击败后重新补充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攻打宜川，若能诱调刘戡部增援，伏而歼灭之，势必严重削弱胡宗南的实力，同时亦为进一步南下打开局面。据此，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了“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并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
2月12日，春节刚过，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从陕北志丹、绥德、米脂、清涧地区南下，16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等地集结，第二纵队亦由晋南向黄河禹门口进发，准备西渡黄河参战。2月17日，西北野战军在延长佛古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役部署。22日，各纵队在完成战斗准备后向宜川隐蔽开进。24日，担任攻击宜川任务的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第一纵队、第四纵队到达洛（川）宜（川）公路两侧隐蔽集结。至27日攻城部队夺取了宜川县城外围的要地，将守军压迫于凤翘山、内七郎山及城内。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驻守宜川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急电西安求援。胡宗南一面严令第二十四旅坚守待援；一面命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等约2.4万人的兵力增援，于26日离开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轻装前进。27日进抵宜川西南的瓦子街地区。
对于增援宜川之敌，西北野战军早在援敌出动之前，彭德怀等已经到达瓦子街查看地形，做好歼敌部署。29日凌晨2时，战斗打响。第一纵队率先发起进攻，迅速占领瓦子街，截断敌人退路。至黄昏前，西北野战军已经四面包围敌人，并逐渐压缩了包围圈。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攻击命令。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4]。激战至17时，整编第二十九军全军覆没，此役毙伤5000余人，俘敌1.8万余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戕，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3月2日，攻城部队乘胜对宜川守敌发起总攻，战至3日上午，整编第二十四旅两个团及地方反动武装全部被歼，俘少将旅长张汉初、国民党宜川县县长高执昌以下官员多人，宜川、瓦子街战役结束。
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师部及5个整编旅近3万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西北战场作战歼敌空前纪录。3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宜川、瓦子街大捷。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称赞：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5]。
黄龙山区包括洛川、宜川以南，白水、澄城、合阳以北，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的广大山区。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部主力自绥德南撤延安，黄龙山地区仅有6个团兵力分散驻守。为了减少陕北粮食消耗和牵制敌人，调动胡宗南主力南下，以利于解放军在陕北内线收复失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第二、四纵队东进胡军控制的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开辟黄龙山根据地。1947年9月下旬，第二、四纵队分别进入黄龙山区。9月23日，第四纵队对白水县城外围发起攻击。此时，白水县保警队500多人在共产党员杨培材等人的带领下，于24日起义，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白水县城解放。10月3日，黄龙地区行动委员会成立，王震为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统一指挥第二、四纵队在黄龙山区的作战行动。10月4日，第二纵队占领石堡、韩城。10月21日，第二、四纵队攻克宜川城，歼敌4000余人。胡宗南紧急调兵南下，以5个旅的兵力驰援宜川。由于调动陕北胡军南下的目的已经达到，10月23日，第二、四纵队撤离宜川，转出黄龙山区，第二纵队乃东渡山西休整，第四纵队在固临地区待机。
宜川、瓦子街战役结束后，胡宗南在陕西的机动兵力损失殆尽。其残存部队第十七师困守延安，六十一旅驻守洛川，一三五旅、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九旅、骑兵第二旅以及一些保安团，分散守备关中地区的渭北各县。为了阻挡解放军南下，胡宗南急调驻防豫西的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八师回陕西，向大荔、蒲城、三原一线集结，同时，命令守备陕南的第六十五师、二零三师向渭北前线转移。
此时，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5万余人，可以回师进攻延安，但部队缺粮，不能很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据此，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继续向南作战。1948年3月2日，宜川战役结束的当天，彭德怀等报告中央军委：西北野战军“拟以一、四两个纵队取中部（黄陵）、宜君，得手后相机攻取同官（铜川）；以二纵取石堡（黄龙），得手后取澄城、白水；三、六两纵克宜川后取洛川，收复甘（泉）、鄜（县），准备收复延安各种条件”[6]。中央军委即日复电，同意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
3月5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宜川出动向石堡进击，守军闻风南逃，石堡解放。3月7日至10日，第二纵队攻下冯原，渡过洛河，攻克白水，进至蒲城附近。后又挥师东进，攻占韩城、合阳、澄城等地。3月10日，第一、第四纵队解放宜君；3月9日，第三、第六纵队完成对洛川城的合围。
洛川城位于高塬上，四周断沟错综，地形复杂，城垣坚固，易守难攻。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连续作战22天，虽然扫除了城外多处据点，但因敌人龟缩城内凭险固守，始终未能攻下该城。加之胡宗南把从豫西调回陕西的部队组成第五兵团，以裴昌会为总指挥，北上援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根据敌情变化，立即调整部署：以一部继续围攻洛川，其余各部集中兵力于同官、宜君附近，准备打援。
3月16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洛川“估计3月底才能夺取。4月底5月上半月解决延安之敌，然后出陇东、陇南就食”[7]。但洛川攻城已成僵局，伏击裴昌会兵团亦未能得手，特别是“粮食亦感严重威胁”[8]，不能待机破敌。西北野战军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挥戈陇东，发动西府陇东战役，继续坚持外线作战。至4月12日，黄龙山麓战役结束。
4月20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情况：黄龙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前；“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打击胡军为主。站稳脚，建立麟、陇两山脉根据地雏形，预时须两三个月。第二步入甘肃，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并造成夺取西北的有利态势。26日毛泽东复电表示赞同。
西府，即西安以西宝鸡以东的泾河、渭河之间的地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有陇海铁路、西兰公路、天（水）宝（鸡）公路及川陕公路贯穿其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宝鸡也是重要的军工生产区，是连接西南、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国民党军在西北的要冲。陇东，即甘肃东部地区，这次战役仅涉及该地区的泾川、平凉、崇信、灵台、镇原等县。黄龙山麓战役中，西北野战军调动裴昌会兵团北援后，造成西府、陇东地区国民党军兵力不济，胡宗南军重要的后方供应基地宝鸡，仅有敌七十六师师部等2000余人守卫。鉴于这种情况，西北野战军决心进军西府，相机夺取敌后方重镇宝鸡，调动裴昌会兵团和延安、洛川守敌，寻机歼灭。
4月初，中共中央同意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的提议，西北野战军于是决定：第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以迷惑胡宗南军，吸引国民党第五兵团，一旦西府战役打响，即秘密撤至洛川东南地区隐蔽，等待延安、洛川胡宗南军队南下时，在途中予以截击和围歼；第一、二、四、六纵队直捣西府，战略目标是攻克宝鸡，摧毁胡宗南军队兵站基地，引动延安、洛川胡宗南军队南下，以利收复延安；同时，策应中原刘邓大军作战。
4月12日，西北野战军主力从黄陵、澄城西移至栒邑县的马栏、转角，耀县的照金、庙湾地区集结待命。13日，西北野战军在马栏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西府战役行动，确定了部署。16日，西北野战军分三路出动，张宗逊率领第二、四纵队为左路，第一纵队为中路，第六纵队为右路。17日，西北野战军向栒邑县城和职田镇、张洪镇发起攻击，揭开了西府陇东战役的序幕。
4月18日，西北野战军乘胜渡过泾河。从19日至25日，左路军攻克常宁镇、眉县、岐山等地；中路军攻克彬县、麟游、凤翔等地；右路军攻克长武、灵台等地。25日，第一、第二纵队会攻宝鸡，守敌七十六师虽然顽固抵抗，但攻城战士非常英勇，经过巷战肉搏，全歼守军，击毙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歼敌2000余人。
西北野战军占领宝鸡后，将该城军事仓库存放的大量的弹药物资，迅速进行搬运或补充部队。此时，国民党军增援宝鸡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裴昌会率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六师、第五十六师北进，于25日、26日连续突破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杏林镇、清化镇阵地后，27日经岐山直逼宝鸡。同时，马步芳集团的第八十三师步骑4个团从平凉出发，向南推进，于23日至25日，突破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长武、亭口阵地后，向崔木镇急进，企图实行南北夹击。于是，西北野战军于4月28日从宝鸡撤出，向陇东转移。
西北野战军出陕入甘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打算乘西北野战军主力深入国统区远离根据地的机会，集中胡宗南集团和马步芳集团优势兵力在陕甘边合围聚歼西北野战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阴谋。彭德怀指挥全军快速北进，越过西兰公路和泾河，争取先摆脱胡军，寻机歼灭马步芳集团一部。5月5日，第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进入屯子镇，不料被迅速南下的马步芳部包围。为救教导旅，彭德怀调动主力，准备对包围屯子镇的敌人实施反包围，然后内外夹击予以消灭。可是当反包围圈尚未构成时，周围的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军队纷纷赶到，其兵力不断增加，并企图在泾川、西峰、屯子镇三角地区组成更大的包围圈。鉴于势态严重，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教导旅夜半突围与主力会合，全军迅速向边区转移，并成功摆脱其追赶。至12日，各纵队分途进入关中分区。尾随的国民党军害怕深入马栏山区会遭到伏击，亦梭巡而退。西北野战军开进黄龙山区休整待机。
西府陇东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1万人，击毙敌中将师长徐保，俘少将赵璋以下官兵9000余人，解放并一度攻克宝鸡、凤翔、灵台等14座县城，将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陕北老解放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
西北野战军主力进入西府后，胡宗南非常惊恐，生怕危及他在西安的统治。他一方面急调裴昌会兵团星夜兼顾驰援宝鸡，一方面命令延安、洛川守军准备回撤关中，以缩短防线。延安警备司令兼敌整编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困守延安，早想溜之大吉，接到胡宗南的电令后如获珍宝，立即放弃延安。4月21日，何文鼎下令烧毁难以携带的物资后，放弃延安城，取道甘泉、茶坊南逃。
西北野战军进军西府时，预料延安、洛川的国民党军必向关中撤退，于是留第三纵队于洛川附近，相机歼灭国民党南逃部队。4月18日，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撤去洛川之围，移师南下待机。23日，何文鼎部到达洛川与杨荫寰旅会合。
4月21日，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一个月零3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宣告光复。次日，中共延属地委、专员公署，中共延安市委和市民主政府迁回延安城内办公。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9]
4月25日，何文鼎带领整编第十七师、洛川守军杨荫寰部及保安团队等3万多人继续南逃，他们准备沿咸榆公路经由中部、宜君、同官，直撤关中耀县。何文鼎探知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已经在中部县龙首镇周围设伏后，于是改变行军路线，沿洛（川）白（水）公路向东朝白水、蒲城方向逃去。第三纵队得知情报后，立即向洛白公路奔袭，26日晚，在吴庄、史家河痛击何文鼎部，敌军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抛弃辎重狼狈南逃。第三纵队直追至白水城下。此战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重炮、野炮、山炮32门、战车3辆，弹药、枪支、被服无数。
当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要求各地各军在采取各种形式庆祝延安光复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围攻少数残敌的据点，肃清反动团队，猛烈追击逃敌；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协助人民解放军作战，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巩固新解放区。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王维舟等到会讲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继续发扬创业精神，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力争各项事业在一二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大会还分别向毛泽东主席和西北野战军发出致敬电。[10]
延安收复，洛川解放，基本肃清了洛川以北和黄龙山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为西北野战军进入关中作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4]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6]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7]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8]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1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