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后签订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协决议。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执行内战、独裁的政策，撕毁停战协定，推翻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暴露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1947年2月，国民党强令驱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实际上最后地关闭了一切和平谈判大门；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妄图置中共于死地。
国民党蒋介石把内战灾难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企图消灭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1]。从1946年11月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考虑是否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问题。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2]在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全国军事形势后指出：“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一月十三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而且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新的困难又会来，因此不但要准备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3]。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讲话指出，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4]。敌人是可以打败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困难，有些地方可能还要失去。但是在失去一些地方之后，我们又会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发展。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中共此时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而是仍提武装自卫的口号。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尚有400万军队，数量上还优于解放军；在人民中间特别是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谁也消灭不了谁的想法。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会不相信，不接受。”[5]所以这时中共中央提出“蒋必败，我必胜”的口号，以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决心。第二，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共在公开宣传上，还是给蒋介石指出两条出路：或者是顽固不化，以致自取灭亡，或者是实现中共提出的恢复和平谈判的两个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提早实现国内和平。这两个最低条件是：（一）废除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协定的伪宪法；（二）国民党军退出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以后侵占的解放区的一切土地。中共不拒绝谈判，目的是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欺骗。
二月会议后，随着内战形势的日趋恶化和蒋介石集团危机的加剧，中共对待蒋介石问题的态度变得越加强硬。4月12日，新华社在《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的社论中指出，过去的20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20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消灭。因为蒋介石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6]鉴于国民党政府6月29日发出对毛泽东的通缉令，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作出回答：“中国人民已有理由缉拿蒋介石并审判其罪行。”[7]7月7日，在纪念抗战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布《“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提出：“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犯军！”[8]7月14日，新华社在《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中再次申明，全国人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给穷凶极恶的第一号杀人犯蒋介石以应得的处分，而给人民一个无限光明的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9]。在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5年时间来解决，但是不对外宣布，还是放在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
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进攻，9月又进入全国性战略进攻后，提出“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条件已经成熟，“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够接受了”[10]。9月14日，新华社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并指出：中国人民“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必须推翻蒋介石匪帮的万恶统治，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11]
1947年10月10日，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目标和总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指出，解放军作战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共的八项基本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12]
“打倒蒋介石”战略口号的提出，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客观要求，也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13]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部分部、局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
中共中央为这次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会议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情况，准备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会前，从12月7日至24日召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还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对于中共目前阶段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党组织整顿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说明，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4]
为了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15]。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16]。每一条中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十大军事原则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共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报告》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7]《报告》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18]。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19]。《报告》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20]。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总结了抗战胜利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21]并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22]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指出，中共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都要巩固。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23]
关于整党工作，《报告》指出，随着党的组织的发展壮大，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24]毛泽东还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25]
十二月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纠正的办法。会议总结在不同形势下“左”右倾错误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应依照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目前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左”倾已成为主要问题。会议研究制定了纠正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几项具体措施，这些政策，后来毛泽东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指示和所作的讲演报告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十二月会议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做过这样的评价：这次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虽然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6]
十二月会议后，为了加快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从1948年1月至3月间，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关于工商业、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整党、关于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意见》《关于新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等。
关于土地改革政策，1948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指示，要求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27]，不应当一下子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阶段逐步推进。中共中央特别出台专门文件对新解放区进行分配土地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发出这些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某些条文做了订正。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应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28]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为旧政权服务，然而“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29]。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我们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如果只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30]
关于民主党派政策，总的统战方针和政策仍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新的革命高潮形势下，被迫解散的民主同盟在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在香港成立委员会；冯玉祥在美国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根据民主党派的新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如下基本统战政策：对民主同盟、李济深、冯玉祥等，“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31]
关于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指示，明确指出：某些地方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32]4月8日，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占领洛阳等城市的经验，提出适用一切新解放的城市的政策：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一切作长期打算。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33]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政策，194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团结开明绅士，“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团结开明人士，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34]
关于政策和策略，中共中央根据夺取全国胜利这一形势下的斗争需要，反复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各军和各解放区坚决地无保留地执行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注意防“左”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35]他还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36]中共中央还指出：“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37]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和执行政策；要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在每一行动之前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政策。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提高了全党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保证了党在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
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立即赴米脂、绥德、子洲等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和十二月会议精神。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和各县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200多人开会，详细宣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联系边区工作实际，指出在土改中只有正确分析农村阶级，才能正确对待阶级，划定经济成分必须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以及剥削关系程度为依据。当前尤其注意纠正把中农划成富农的过“左”偏向。鉴于胡宗南进攻边区造成的灾难和自然灾害给边区造成的严重饥荒，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38]。
1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由习仲勋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并报告在绥德分区视察的情况。全体与会者认真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重要报告，深入研究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及各项政策，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遵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第一，要加强对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的领导。迅速刹住极左风潮，认真复查纠偏，全面落实政策，抓好农村整党的试点工作，使边区土改与整党工作迅速走上党中央所指引的正确轨道，健康稳妥地向前发展。同时要紧急动员全体边区军民奋起救灾，确定“以组织和发挥群众作用，进行各类生产活动，团结互助，自救救人为主，辅以政府协助救济”的生产救灾方针，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努力减轻危害程度，尽量缩短饥荒时间。第二，要积极开展1948年春耕大生产运动，各级党政应把领导春耕作为中心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大力发展各类副业生产为春耕做好准备，为战胜灾荒、恢复经济和支援前线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三，要壮大边区地方武装力量，对地方兵团游击队进行整编训练，加强对敌斗争，逐步肃清边境内的敌人残余据点，严防边境外敌人的进袭，积极支持、配合和策应野战军的外线出击。第四，要厉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的财政方针，实现陕甘宁和晋绥，大公和小公，前方和后方，党政军各系统，在财政经济上集中统一，继续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前线作战的供给需要，把支前工作做得更好。
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各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有关决定。针对土改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特别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甚至是部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较低，政策策略观念差，对新鲜事物缺乏感觉，对实际运动也不分析研究，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或只凭老经验办事，简单孤立盲目地去做工作，包办代替，尾巴主义、宁“左”勿右，急于求成，结果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了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习仲勋在会议上再次号召全边区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阶段的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39]
在组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干部学习十二月会议精神的同时，陕甘宁边区还通过报纸、电台等形式宣传报道会议通过的重要决定，造成全民动员，人人参与的学习氛围。1948年1月1日，《边区群众报》全文刊载《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该报的元旦献词《迎接解放大西北胜利年》，号召全边区的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这个重要文件，团结一致，积极工作，继续发扬克服一切困难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全面实现中共中央的决定而努力奋斗。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发出通知，规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边区全体党员干部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学习文件，要求立即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人人都应该认真阅读，深刻研究，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十二月会议的各项重要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于194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绥德召开第三届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并作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在会上作了《关于边区军事形势与地方武装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关于边区土地改革的报告，他强调土地改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要求各地正确贯彻政策，坚决纠正“左”的偏向错误，发扬农村民主，健全乡村政权。会议通过了《1948年恢复与发展边区工商业、合作社及运输业计划》等多项重要议案，正式提出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合作事业、商业与内部市场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全面扼要地规定了各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政策方针。会议确定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战斗任务，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和边区全体军民指明了今后的奋斗目标。
在土地改革方面，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深入基层，进行具体指导，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差。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亲自带头在绥德、米脂、子洲等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各分区、县负责同志也要经常深入农村，到实践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关于西北土地改革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3月中旬，习仲勋《在义延两区工作团会上的讲话》；3月26日，习仲勋《关于纠偏问题给佳县的信》等，都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针对边区土改和整党中存在的偏向而发出的带有政策性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明确指出：划分阶级成分，必须严格遵循中共中央文件的规定，定错成分的一律平反；对中农的土地坚持原则上不动的原则；斗争方式，一律禁止肉刑；凡改正错误不彻底的地方，必须继续纠正，不要因为春耕而中止；改正错误，必须发动群众，要向群众详细地宣传党的政策，等等。[40]1948年夏秋，边区各地基本纠正了土改和整党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向。
在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方面，抗战胜利后，尤其国民党军进攻陕北期间，绝大多数党外民主人士经受住了战火和土改的严峻考验，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然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对党外民主人士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使他们受到排斥和伤害。如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被错误斗争，没收了他的房屋财产，并将他扫地出门。针对存在的问题，十二月会议着重解决了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几个重要问题决定》明确要求：“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41]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审慎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42]在十二月会议期间，当林伯渠、习仲勋获知安文钦被批斗后，立即提出严肃批评，要求按照党的政策予以纠正。林伯渠还亲自约请安文钦谈话，当面诚恳赔礼道歉，还把没收东西全部发还。安文钦很受感动，愉快地返回自己的原宅，又热心参加政府的工作。
在保护工商业方面，十二月会议后，边区政府把恢复边区经济保护工商业摆在重要的位置，下大力气落实党的政策，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在1948年2月召开的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必须严格坚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坚决保护工商业，积极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城乡集市以活跃边区的经济；在土改中决不能侵犯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活动，出现错误要按照党的政策彻底予以纠正。3月3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保护工商业布告》，宣布：（一）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鼓励与扶植其恢复营业。（二）免征1948年度商业税与临时营业税（不论固定经销或流动经销）。（三）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活动，受边区法律保障。[43]此后，边区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工商业政策，认真纠正在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行为，退还他们的财产店铺，召集工商业座谈会，宣传解释政策鼓励尽快复业，必要时还可以提供贷款和商品。私营工商户也解除了疑虑，纷纷响应政府号召，陆续恢复营业活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9—122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
[6]194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7]194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8]1947年7月7日《人民日报》。
[9]194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11]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42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页。
[15]十大军事原则即：“（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1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94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29]《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30]《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0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0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3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38]《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39]《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40]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516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4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马明方》，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43]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