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战陕北的艰难岁月里，中共中央、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基本上一路平安，完全得益于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留下了同群众血肉相连的佳话。
1947年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安塞县王家湾，在这里停留的50多天里，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房东薛如宪不只叫家人帮战士缝补衣被，就是做了一点好吃的，也不忘给首长和战士们端来。只要是部队需要的东西，他什么都舍得。
1946年王家湾遭灾，这时老乡们正在为春耕播种发愁，一是春旱严重，春灾出现；二是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和牲口都去支前，人力、畜力不足。任弼时知道后，立即布置中央机关派出工作组，将缺口粮、缺种子、缺畜力的农户一一登记下来，然后发动大家节衣缩食，帮助群众度荒，又组织劳力和从部队抽出部分牲口，帮助群众整地春播。期间，任弼时还经常到地头和农民交谈，商量抗旱播种的办法。经过军民协力奋斗，这一年王家湾一带的庄稼出苗整齐，等到中央机关离开时，绿油油的高粱、玉米漫山遍野，长势喜人。
1947年6月8日这天，国民党军进至距王家湾几十里的地方。情况非常紧急，中央机关决定转移。老百姓听说部队要走，都忙着坚壁清野。毛泽东一面指示部队派出一些人去帮助群众，不要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一面特别关照说：“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有人担心带着一大群老百姓会暴露我们的目标，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泽东一听这话，说道：“不行！一定要让老乡跟着我们的部队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害怕暴露目标就不顾群众的安全，这是什么群众观点？”
这时候，民运组的同志跑来报告说，一部分老乡看天阴得很重，害怕下雨，刚才已经顺着东沟走了。毛泽东一听，急切地说：“赶快派人把老乡追回来，告诉他们不能往东走！”约摸过了一个时辰，东去的老乡被战士们叫回来了。他们和原来未走的乡亲们一道，在村干部和民兵的带领下，扶老携幼，吆驴赶羊，开始转移了。毛泽东站在崄畔上，看着老乡们一群一伙地向西走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到窑洞，等安顿完许多事，才跨上马顺着王家湾村后的小路，冒雨向西进发。
毛泽东走后，国民党军占了王家湾。刘戡恰好也住在薛如宪家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转移到山上的乡亲们不明白村里的情况，薛老汉自告奋勇下山侦察，不幸被敌人抓回村子。刘戡问他：“毛泽东在哪里去了？”薛老汉虽然后来知道住在他家的李得胜就是毛主席，却故作懵懂地说：“毛泽东早已过黄河了，怎么会住在我们这里呢？”刘戡知道薛老汉说的不是实话，就将他吊起来毒打，薛老汉还是不说，直到被打昏过去。
1970年3月，周恩来回延安，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讲话时，说到当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一件趣事：毛主席亲自指挥战争，指挥部在王家湾，敌人发现边区政府在白庙岔，刘戡就向白庙岔进攻，他从我们侧面过去了，相隔不到30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转移后，刘戡到了王家湾，刘戡的司令部就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守口如瓶，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住过，敌人走后，群众把敌人丢掉的作战命令马上送给我们，敌人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敌人情况很清楚。这说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部队是非常爱戴的，真是有感情，在苦难的日子里，群众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人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在途经横山县石湾镇时，粮草来不及疏散，为了不致落入敌人手中，当地干部主张烧掉。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能，粮草是人民的血汗，连一根草也不能烧。”他告诉当地干部：“化整为零，把粮草分散给群众来坚壁。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周恩来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拥政爱民教育，许多干部、战士常常回忆起聆听周恩来作报告的情景。1947年9月25日，毛泽东带领部队由佳县朱官寨转移到县西南的神泉堡、阎家峁一带。神泉堡是山沟里一个不大的村庄。由于胡宗南部队的抢劫、烧杀，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山坡上的枣子几乎成了度荒的主食。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的心情无比沉重。他环视了站在山坡上值勤的战士，决定给部队再作一次报告。第二天下午，他把驻在神泉堡的一连的干部、战士集合在枣树下，严肃地说：“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同志们要积极帮助农民秋收，人民经过敌人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随后他用生动具体的例子教育大家说：“一个枣子是很小的，可要经过一年才能长成了，你如果摘下来吃了，就会影响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名声。一个人做一千件好事，别人认为是应该的；要是做了一件坏事，很快就传开了。你们要多做好事，不要做一件坏事。”周恩来的讲话对大家教育很大。
会后，周恩来和干部、战士一起去帮助老乡收秋。在收秋中，大家互相勉励着：“咱今后可要严格要求自己呢，遵守群众纪律，搞好拥政爱民工作。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根本标志啊！”
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佳县县城。一进县委大院。毛泽东就亲切地问：“人民群众的生活怎么样了？”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回答：“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想办法解决。”毛泽东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啊！”张俊贤表示：“我们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的生活出一点麻烦，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建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佳县派出担架300多副，跟随野战军一个多月。临时向前方运粮草等支前工作，随叫随到。”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好！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当时，佳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土地复查等问题。毛泽东指示他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支前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贡献。毛泽东讲完后，县委的同志请他给县委题词，当时找不到像样的纸，就找了一块白布，毛泽东挥笔在白布上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字。
沙家店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指挥西北野战军准备与敌人再次大战，更大规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进程，他把张俊贤找来，和周恩来一起询问。周恩来问：“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10天，粮食够不够用？”张俊贤回答：“我们在通秦寨和车会还有两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1万多只羊，如果把这些粮食和羊吃光了，还有2000多头驴和牛，也可以杀了吃，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战争坚持下来。”听到要杀驴和牛的时候，毛泽东严肃地说：“把驴和牛杀了，明年老百姓耕地怎么办？”张俊贤答道：“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驴和牛，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请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能把蒋胡匪军消灭了，佳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用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后，被佳县人民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将近一个月，是转战陕北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老百姓生活上的困难就更大了。毛泽东看到揪心地说：“陕北人民养了我们十多年，我们吃了他们多少不知道！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能不管吗？”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吃高粱米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熬成的“钱钱饭”。当地干部群众看见中央干部吃这样的东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将节省下来的小米送去，乌镇区的群众还送去红枣、米酒，但都被毛泽东婉言谢绝。张俊贤代表全县人民，带了羊肉去看望毛泽东，也被谢绝了。毛泽东对他说：“不要这样做，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张俊贤坚持要将羊肉留下，毛泽东随手写了收条，指示把羊肉送给伤病员，并一再叮咛张俊贤：“要尽最大努力，想办法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好生产。”
这年入冬后，佳县的许多农户靠吃山药、冬菜过日子，十天二十天不见粮食。但是，为了打败胡宗南，人民群众节约口粮来完成公粮任务。任弼时深知群众的困难，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中央机关用的信封多是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稿也用的是旧印刷品的背面。任弼时自己炕上铺的单子，破的不成样子，同志们想给他换新的，他谢绝了。在宜瓦战役中，部队的粮食吃光了，只能就地以未加工的玉米和山药蛋充饥，彭德怀和士兵们一起用餐，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目睹这一幕，大受教育。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还尽可能的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朱官寨一个叫朱文军的村民，早在毛泽东未来该村之前就突然病倒了。家里人病急乱投医，大清早求神，半夜里叫魂，瞎折腾，病一丝也不见好转，朱文军的老母愁得整天以泪洗面。毛泽东知道后，不但派医生治好了朱文军的病，还给他家送去了粮食和籽种、帮助他家种上了麦子。这件事情感动了朱官寨全村的人。九支队（中央机关代号）在朱官寨村给多少穷人治过病、送过粮，当时谁也没有统计，但仅干部、战士帮老百姓种的冬麦，就有400多亩。
毛泽东在神泉堡住下没多久，天降早霜，庄稼未成熟就被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指导九支队的干部战士帮助农民抢收庄稼，还把灶上省下来的3斗9升麦子送给19户没有麦种的军属和贫下中农。先后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人民群众当亲人，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危难时刻，人民群众能够一次次舍生忘死的支持和保护中共中央，使中共中央机关化解了一次次风险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