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展开血腥镇压。1946年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云南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此后，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群众隆重集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把国统区人民斗争的推向一个新起点。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学生的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斗争的发展。国统区的严重经济危机，造成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化。那些破产或半破产的中小商人、城市贫民、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职员和店员，只好靠在街头摆摊为生。但是，国统区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摊贩业空前“繁荣”，却冲击了国民党官僚集团经济垄断。1946年11月30日上海摊贩3000余人聚集黄浦区警察分局门前请愿，要求释放先前被捕摊贩。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开枪镇压，使7人当场死亡。屠杀政策激起了摊贩更激烈和广泛地反抗。
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指国民党地方政权。1946年9月，民变运动波及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起义群众达20多万。到1947年初，民变迅速扩大到全国广大地区，参加群众已达84万人。[1]正当广大农村的民变搞得国民党坐卧不宁时，“抢米”风潮又席卷国统区广大的城镇。到1947年5月至7月，“抢米”风潮迅速发展，席卷全国40多个大小城镇。参加抢米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17万人以上。[2]
国统区抗暴运动的高涨，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去年十二月三十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3]。在《对〈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说明中》，毛泽东更明确地说，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4]。周恩来不仅认为国统区人民的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并把它提高到了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而且最早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称作“第二战场”。
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挫败，加剧了其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再次激起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高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国统区人民斗争的主要内容。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与此同时，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五二〇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席卷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
“五二〇”运动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正式形成。5月30日，新华社关于目前时局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评论还指出：“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蒋介石军队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5]
学生运动以如此规模和激烈程度展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的，他们依然实行严厉镇压的残酷手段，仅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竟达6万人。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又一次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广泛的反抗和斗争。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29日惨死狱中。这一惨案引起了国统区学生反迫害、争自由运动的新高涨。学生多次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展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对此进行血腥镇压，制造“同济血案”。3月29日，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为保卫华北学联，北大、清华等10所大学自4月3日开始举行抗议总罢课，形成“四月风暴”。7月5日，南迁北平的5000多东北学生在北平市参议会抗议，遭到血腥镇压，死亡9人，重伤38人，轻伤100余人，酿成了“七五”惨案。由于受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全国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由于美国违背国际惯例，解除对日本的管制，扶植日本侵略势力，作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帮凶。于是，在国统区，反美扶日成为号召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为独裁政权下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1948年五六月间，以学生为先导，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迅速兴起。同学生运动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为生存而斗争。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企图在上海工厂中抽丁，并向工人征收所得税，激起六大市政企业工人的大罢工。同时，上海还发生电力工人、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大陆铁厂工人等的罢工斗争。1947年，全国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320万以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走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汇集了多方力量，在发展中不断壮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蒋介石“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之外，再无出路。”[6]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城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四人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地区的工作。
抗暴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在1947年1月5日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1月6日，为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并转上海工委、叶剑英等人，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经过学生活动与报章揭露，要将这些宣传深入到工人、店员、妇女、城市贫民、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乃至华侨中去，引起他们的响应，以扩大这一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产生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我党应帮助这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才能使运动长期坚持下去。”[7]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在城市采取镇压的政策。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我们对蒋之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只要我们善于抓住其弱点，击中其要害。蒋美的反动阴谋是最怕被人揭穿的。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在组织上，学生的抗暴联合会虽已在京、沪、平、津、渝学生中有了基础和联络，但也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使我损失不大，而仍能继续斗争，继续联络。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8]
鉴于国民党陷入军事、经济、政治危机，企图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借此捕杀中共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5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指示》，指出：“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的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还指出，“党与民主团体、群众团体及进步人士等关系，亦要发展极端隐蔽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党的公开面目经常来往，尤其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9]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提出在蒋管区斗争的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在向蒋介石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发展中，适当地提出实施民主自由，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驱逐反动好战分子与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内战等口号是很对的。”[10]这样中共中央就为国统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5月31日，中共上海局刘晓就蒋管区群众斗争近况及今后策略问题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对国统区学生运动发展的状况、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作了汇报。6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指出：“你们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上街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11]这样，可以巩固校内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吃饭要自由的运动。
为了更密切联系群众，进行充分的准备，巩固罢课成果，中共中央认为可以在策略上实行一定条件下的复课。在复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同时争取时间，完善组织，配置力量，总结经验，提高干部，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斗争。6月17日，中共上海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城工部并华东局呈送的《关于整顿、布置学运斗争的请示报告》认为：“为着打击敌人利用一部分中间同学和社会上层分子及校内教授对于无限期罢课口号不十分赞成等，对我进行分化孤立政策，我们应抓紧‘五二〇’事件所形成敌人的弱点，更大范围扩大斗争，从政治上更进一步向敌人进行一个反击，迫使吴国桢不能不基本上接受学生要求后，即主动地宣布暂时休罢课。”[12]6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上海局：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提出“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学运的复课休整以巩固和扩大校内外同情运动和阵容并准备新的更大斗争的方针。在目前，宜使同情运动集中于反暴行要求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教授、记者及民主分子的问题上，各种组织也要于此相适应”[13]。
对于如何开展蒋管区学生运动，中共中央也发出具体指示。6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学生暑期下乡中心任务的指示》，指出：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当其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取得群众信任后，则可发动群众，发动斗争。[14]指示对学生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任务都作了部署。为了使学生运动减少阻力，向青年军和宪兵做工作，中共中央曾发出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给叶剑英、李维汉及转上海局、香港分局、五台局及转平津两市委电，指出：“你们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尤其要利用学校中退伍学生及同校学生向青年军中进行同军同学的联络、解释，提出适当口号，使之从同情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就加饷退伍的斗争。”[15]第二个指示，是194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刘晓和香港局的方方、林平，告诉他们：5月下旬，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已与青年军二〇八师交谈。青年军办有剧团、球队，将分别进行友谊比赛，及提出两校学生留此，分别招待青年军到校参观。清华亦应该军之请，由教授数人分期到该师讲演，实行联络。[16]
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的斗争的方针，不仅鼓舞国统区人民斗争的热情，也为“第二条战线”斗争指明了方向，推动“第二条战线”斗争蓬勃发展。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经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只要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入手，因势利导，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必定能使分散的群众斗争汇成反美反蒋斗争的强大洪流。随即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提出了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随着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即：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既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又要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扎实的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在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广大群众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17]
针对“七五”惨案后，国民党公布抓人名单，准备进校抓人。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特别嘱咐：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集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前，过早的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并指出：上海的工作“有此冒险倾向”，“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指示还指出：“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有清醒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18]同日，中共中央城工部给上海局、香港局发出了《应付蒋匪大举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要求学生、工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开始有计划的撤离、撤退。
从1948年8月起，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已暴露的干部转移到解放区，帮助部分爱国民主人士隐蔽或转移到解放区。同年9月，中共上海局发出上海、南京当前基本工作的方针，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了《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战线的作用》的报告。明确当前上海地区工作中心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
揭露国民党的政治欺骗和阴谋，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于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47年元旦，国民党在一些地方举行“庆祝制宪成功大会”时，广大学生针锋相对地举行了抗暴示威游行，并喊出了“反对钦定宪法”、“要求和平民主”的口号，还写上“宪法何用”、“内战不止、普天同悲”等标语。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议会”召开之日，南京、苏州、杭州、上海、长沙、重庆、广州、武汉、福州、济南、昆明、桂林等地却爆发了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斗争中，“反饥饿与反内战有力地相结合，以广泛的经济斗争进一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使运动表现了无比的广泛、深刻与猛烈”。国民党“多党政府”的“自由主义”面具被彻底揭去，这就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国统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统治、争取自己民主权利的同时，积极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教育和团结了各阶层人民，争取了民心，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
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减轻了解放军作战的压力 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把一部分兵力用来担负后方的守备，这使它在前线作战的兵力减少了。“五二〇”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集团不得不从内战前线抽调20个师的兵力来镇压和防范学生运动。6月2日这一天，“北平城门紧闭，西直门外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沙滩北大附近，调集了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一个个士兵荷枪实弹，上起刺刀，来回巡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四周也被成千的警察、特务所包围”。[19]国统区农村民变和农民游击斗争，也对解放军的作战起着积极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川，民变武装甚至可以与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相抗衡。在川北，1946年8月民变武装曾击溃国民党正规军2个旅及其地方团队的进攻，全歼四川省第15行政区通缉大队；在川西，夷汉民变武装发展至万人，曾击溃国民党军1个正规旅、2个保安团的进攻；岷江上游松潘、理县，及川东岳池、武胜、合川、江北、长寿等县境内的民变武装，1946年秋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剿”后继续得到发展，蒋介石不得不在重庆设立“华蓥山进剿指挥所”来防守。
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武汉秘密组织为大别山解放区采购医药、布匹、染料、纸张、电讯器材和生活用品，搜集武汉敌军城防情报资料；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护厂队、护校队、消防队、宣传队、纠察队，日夜保护工厂、学校，保护文件档案等，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如北平电线工人在北平市政工委的领导下，喊出“有电线工人，就有电线设备”的口号，保卫了电讯中枢部门，使全部机器设备完整无缺保留下来；中共天津秘密组织发动党员和民主运动中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搜集国民党在天津的城防工事，重要机关、重点工厂企业的地理位置、设施、主管人员、资产状况等重要资料，为解放天津提供了重要情报。
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 1948年8月17日，国民党发布“特种刑事检举”，就是由特务开黑名单，在报上公布，命令投案。19日，天津报纸上公布了第一批黑名单（463人）：全国公布了数千人并发布了通缉令，大肆进行搜捕活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指示：要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及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退的，即设法疏散。根据中央指示，各地都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陆续撤退到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撤到解放区的约有2000人，北平撤出的有1000人，天津撤出的有200多人。撤出的人员到解放区后进行学习，后来，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随军南下，有的重返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在各条战线上工作。没有暴露的人员，仍在国统区坚持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据统计，北平解放时，中共地下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上海解放时，中共地下党员有9000多人。
各民主党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使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从1947年冬开始，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相继被迫转入隐蔽的地下斗争。事实教育广大民主人士，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无益于人民。从1948年秋开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响应中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到1949年3月，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企业家、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共千人以上，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道路。
[1]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1页。
[2]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9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8—9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164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78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3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7—308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5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6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2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304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457—458页。
[19]孙清标：《回忆解放战争中的华北学联》，《青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