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初期，虽然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在华中和华东地区，但陕甘宁边区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战争威胁。1946年7月中旬，胡宗南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边区的进攻。1947年2月上旬，蒋介石将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28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国民党军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其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5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3月13日，胡宗南部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领，从宜川、洛川出动，向延安发起进攻；同时还出动10余架美制B-25轰炸机和P-47战斗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轮番轰炸。胡宗南在洛川坐镇指挥，宣称“三天占领延安”。
中共中央在得到蒋介石即将进攻延安的情报后，为了统一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进驻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王世泰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廖汉生任正副政委，统一指挥陕北的人民解放军。这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3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3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3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讨论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是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二是为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放弃延安。他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办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当天，彭德怀致电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张宗逊、政委习仲勋等，指出：根据敌之调度，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3月七八号开始。电报还提出了保卫延安的三个作战方案，包括“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1]。3月11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枣园后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迁移到子长县王家坪，毛泽东和周恩来留在延安，并迁至军委驻地王家坪，与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3月1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要求野战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同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将陕甘宁解放区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下辖6个旅2.6万余人，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另以陕甘宁边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编为地方部队。命令“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2]。4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刘景范兼西北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
当时，从坚守延安到暂时放弃延安部署的转变，在干部战士的思想上引起了一些混乱，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反复向大家进行解释工作，动员有关人员和部队指战员，要有主动放弃延安的思想准备，做好迎战准备。3月14日和18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部分领导干部时，用过去的战争实例解释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展，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曾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他们倒霉的开始！”[4]其后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就是毛泽东预言的证明。
从3月13日起，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进犯之敌，经7天7夜激战，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延安保卫战中歼敌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十七师、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六师、第九十师各一部，合计5200余人。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伤亡691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敌人的重大伤亡。3月18日黄昏，延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疏散已经完毕，毛泽东、周恩来在彭德怀、习仲勋的一再催促下离开延安。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在完成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后，撤出延安，在延安以北的梁村组成指挥机关。20日，新华社向国内宣布：“完全粉碎敌进攻计划，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5]
延安保卫战坚持7天7夜，消灭蒋胡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学校、医院安全撤离，群众顺利疏散的重大胜利，是因为有广大解放区人民做坚强的后盾。其中延安县、延安市、南泥湾垦区、富县、甘泉县政府在战前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组建了担架队、运输队、游击队、埋雷组、侦察组、送信组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支前工作。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扫碱土熬硝造石头地雷、垒炉灶打铁造刀矛，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自带工具干粮修工事挖战壕，打窑窖、挖洞藏粮草灶具，实行坚壁清野。据不完全统计：战斗前后组织了5000余人的支前队伍，干部群众扫碱土近万斤，熬硝3000余斤，造石头地雷4700余颗，造刀矛510余把，配合部队修挖防御工事，战壕180多处，缝补军衣2000余件，制作布鞋、暖鞋3700余双，制作担架450余副，护送伤病员9000人次，运输粮食（干粮、炒面等）近千斤，柴火2万余斤，送水400人次，送蔬菜5000余斤，送锅40余口，盆70多个，碗1400多个，给部队带路、送信200人次。正如彭德怀所说：“没有陕北群众的支援，没有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2.5万人怎能打败23万强敌呢？”
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对于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尚未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周密分析陕北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后，考虑到中共的长远的生存及发展，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酝酿、讨论，最终在枣林沟会议上作出中共中央“三委”分工的决策。
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开始，毛泽东就认为，中共中央和他不能离开陕北。在彭德怀劝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6]。3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奉命保卫延安机场的新编第四旅负责人时，仍然表示他准备留在陕北：“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7]在撤离延安与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分手告别时，毛泽东还说道：“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8]
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就留在陕北，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并电告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9]。为了协调中央书记处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3月20日，周恩来前往子长县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3月25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研究战局后，致电在子长县任家山的毛泽东，提出：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须东进，并说明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和毛泽东交换意见，如毛泽东今晚未动身，“我们几人明晚到你处谈”。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从任家山来到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3月25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王家坪召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个紧急会议，初步决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3月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10]同日，中共中央致电贺龙、李井泉等，指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1]
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后，已迁移至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机关如何转移，是面临的又一个问题。中央原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陕北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但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告急，中央军委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黄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有所减弱。如何把5000多人的中央各机构转移到安全地带，继续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使全国各解放区和各军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克敌制胜，是一件极其紧迫而又细致复杂的组织工作。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必武）老、吴（玉章）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指示还要求贺龙、叶剑英等迅速将机关转移至太行，暂留晋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免在傅（作义）、阎（锡山）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失。有些人员则可安置作地方工作”[12]。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恩来同志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王家坪会议后，周恩来即去晋西北布置此项工作。
中共中央作出留在陕北的决定后，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到群众基础和军事条件都比较好的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去，有的还提出要向陕北增派部队，以保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3月29日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到达清涧县枣林沟。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在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上，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而毛泽东坚持自己留在陕北。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了，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13]会议认为，国民党集中动用罕见的军事力量进攻陕北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如果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部留在陕北，风险太大；同时，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等都是党的重要工作，对于战争的胜败起重要的作用，要与军事战争同时进行。这种情况下，不如把五位书记分工，军事战争、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有不同的人负责，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这样可以形成几个领导核心梯队，能保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党的领导机关带领人民继续进行革命事业。毛泽东强调，我党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是首先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他分工负责军事，理应继续留在陕北，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稳定整个陕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14]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将枣林沟会议决定电告贺龙和周恩来。
枣林沟会议后，滞留在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人员是留在晋西北，还是迁移到别的根据地，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领导牵挂的问题。杨尚昆后来回忆：“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想法，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15]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央主要领导经过研究，同意周恩来和晋西北同志的意见。
3月31日傍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工委从石嘴驿出发，在绥德县田庄附近分手，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继续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向东渡过黄河。4月2日，刘少奇、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贺龙、董必武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会合，周恩来与中央工委领导会面后立即返回河西。随后，刘少奇、朱德与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研究组织中直机关人员迁移事宜，并将研究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任弼时：“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共五千五百人，除七百人留黄河以西外，决定留一千余人在晋西北及去五台工作，三千八百人经五台去太行工作。第一批三千人，四月十二日开始出发，其余陆续起程。估计月底可到达。”[16]
4月9日，为了使全党了解中央坚守陕北和成立中央工委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委、区委和野战军首长发出《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指出：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中央决定：“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17]
4月10日，从河东归来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在靖边县青阳岔会合。当晚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中央的分工和滞留晋西北的中央机关人员的转移问题。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具体分配方案为：（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力，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负责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担任常委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后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董必武将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去太行地区帮助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三）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协助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战争，做好兵员的补充及部队家属等后勤工作。已迁移至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也相应进行分流：“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18]。至此，中央“三委”（中共中央简称“中央前委”、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分工合作的机制最终确定。
4月中旬，按照“三委”分工与协作的机制和方案，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随即进行分编和分流。一部分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工作。主要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称其为“九九大队”。他们从碛口过黄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中央前委所在地安塞县王家湾。一部分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主要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军委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一部分留在晋西北随中央后委工作。主要是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孩子和工作人员；供给部、行政处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3000多人，单位十分庞杂。[19]
按照中共中央的分工，中央各委很快投入了各自的工作中。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多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直属司令部”代号“三支队”。中共中央领导人都用化名。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司令员，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20]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同时，指挥陕甘边区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的胜利。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中共中央原来指示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后要求中央工委向太行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董必武、贺龙曾在山西临县三交镇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经过月余行军和转移，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河北平山县封城村会见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听取聂荣臻及晋察冀解放区其他领导的工作汇报，并就晋察冀军区作战等问题进行研究。当听说中央工委准备要到太行区安家，聂荣臻等提出晋察冀存在军事、土改等许多问题，恳切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刘少奇、朱德等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5月12日，刘、朱电告滕代远、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一个时期，不去太行，并派人为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进行选址的工作。从中央机关居住要适当集中、靠近交通线、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和安全等因素出发，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驻地。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胡服），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住在西柏坡村，机关各部门围绕西柏坡，分散在附近的10多个村庄。7月上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先后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主要是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6月14日，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当前的任务作出明确指示：“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21]中央工委从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迁来的一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抓了这三方面的工作，开创了华北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的新局面，为后来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也拉开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
中央后委进驻三交镇 中央后委机关原准备进驻晋绥解放区临县东南，后来改驻临县三交镇，其原因是，“三交镇附近窑洞亦多，且接近碛口，西渡时较近，万一要河西运粮来供给，则运输亦较近。乃决定以三交为中心，取十五里半径，配置在圆周以内。电话线可减少，煤亦便利。”[22]后委领导机关驻扎在三交镇双塔村，其他人员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的40多个村庄。4月11日，中共中央确定中央后委班子组成人员，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5人担任常委，委员有李涛、戴镜元、王诤、帅孟奇，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中央后委在三交镇住了一年。对中央后委职能和工作，杨尚昆曾回忆和总结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23]关于中央后委的作用，王震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24]
中共中央“三委”分工是解放战争非常时期为工作上便利，对中央领导机关进行适当的变动和分工。分工后的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从“三委”分工运行的过程来看，中央各委仍然处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三委”分工只是与以往不同的一种工作方式。周恩来后来讲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25]“三委”分工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性质，实质上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方式。[26]
枣林沟会议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经过艰苦行军，于4月5日到达靖边县青阳岔。10日，在这里同周恩来会合。4月13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青阳岔，下午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在这里停留50多天。
王家湾是一个小村庄，住着十七八户人家，半山坡上有几排窑洞，双羊河绕山北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半截，任弼时住右边半截，周恩来和陆定一住进门的窑洞。后来毛泽东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我在陕北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进驻西柏坡后也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在王家湾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指挥了羊马河、蟠龙、陇东、三边战役和孟良崮等战役，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重要指示，起草了《蒋介石已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等重要文献，安排召开了真武洞祝捷大会，向各战场发出200余份电报，指挥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6月8日晚，国民党军侦察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在王家湾，蒋介石即令胡宗南部直扑王家湾。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向西北方向转移。天黑雨猛，山路狭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翻过山去，于9日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9日晚在军情紧急，电闪雷鸣中冒着滂沱大雨向天赐湾转移，于10日晨转移到天赐湾。这里地形虽好，但村子太小，中央机关人多，不便居住和工作。6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45天。
小河村在靖边县城东南约30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风景优美，全村二十几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住在一间窑洞里，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下的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为后来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做了重要准备。因战事需要，中央机关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中央警卫团由九团改称三团。
7月底8月初，由于西北野战军从陇东向陕北榆林附近集结，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逼近小河村附近。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青阳岔。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向东转移，到达火石山、肖崖则村。8月4日，到达子洲县巡检寺。8月8日离开巡检寺，东进至绥德县李家崖。
8月10日午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绥德李家崖，到达绥德城西北5公里的黄家沟。由于刘戡第二十九军逼近，董钊整编第一军正沿咸榆公路向绥德猛扑，企图抢占绥德，以拦截毛泽东与中央机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于13日傍晚离开黄家沟，由绥德城北趁夜渡无定河转移到延家岔，脱离险境。14日到达米脂县井家坪。15日下午从井家坪出发，当晚转移到米脂和佳县交界的陈家岔。16日上午由陈家岔出发，当晚转移到佳县以西的曹家庄。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危机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北。
8月17日拂晓，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曹家庄。由于暴雨致使佳芦河暴涨，难以徒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改变原定渡河计划，沿河西岸北行，于中午抵达白龙庙村，经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18日冒雨抢渡五女河，于傍晚到达杨家园则。19日上午离开杨家园则，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共中央机关所处的位置，随即架通与彭德怀的电话联系。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战役大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内线反攻。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由梁家岔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佳县前东原村，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下午离开梁家岔，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在这里停留一个月。9月21日早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朱官寨村出发，23日迁移至佳县西南的神泉堡。
神泉堡坐落在佳泸河以南，距佳县县城7公里。村子依山傍水，宁静秀丽。村南山崖上有两股清凌凌的泉水，日夜长流。中共中央在这里结束了转战陕北时期最艰难的阶段。期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制定了全国各解放区的战略方针。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毛泽东还先后在佳县县城和佳县谭家坪、白云山、吕家坪、阎家峁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询问干部的工作，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战胜灾荒。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米脂县杨家沟方向转移。转移前将代号“九支队”改为“亚洲部”。途经阎家峁、乌龙堡、申家崄，22日到达杨家沟。
杨家沟是陕北最大的村庄，庄子里聚居着马姓大小地主55户。这里的窑洞别具特色，融汇了中西建筑的优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在杨家沟住4个月，是转战陕北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文件，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指导。
1948年3月，在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后，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队受到沉重打击，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战场上已稳操胜券，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开始筹备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事宜。3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
从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途中在徐家沟、王家坪、王家湾、枣林沟、天赐湾、小河村、巡检寺、青阳岔、李家崖、神泉堡、阎家峁、乌龙堡、申家崄、朱官寨、杨家沟等30多个村庄居住，行程1000余公里。在这艰苦日子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制定了指导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挥着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指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2]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4]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5]1947年3月22日晋察冀解放区《人民日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6页。
[8]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革命史三百题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8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23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8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15]《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13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19]杨尚昆：《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20]《毛泽东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6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22]王永华：《非常时期的中央后委》，《文史精华》2013年第3期。
[23]杨尚昆：《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24]《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8—429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
[26]王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分工极其历史意义》，《人民论坛》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