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针和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挫败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为适应特定战争环境需要，中共中央形成“三委分工”的机制。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指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领导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的胜利，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30万重兵悍然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犯，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之后，国民党军又相继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等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所用兵力约160余万。蒋介石宣称只需3到6个月就可以整个地解决中共问题。
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使解放区军民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当时，国民党军拥有430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正规部队仅61万人，不及国民党陆军正规军的三分之一；国民党统治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6%，人口约3.4亿。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及物产富饶的农村地区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几乎拥有国内的全部近代工业，人力物力资源十分雄厚。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人口1.36亿，且大部分处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地区和山区，处于被分割包围状态。在国际上，国民党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而中共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处于劣势的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疑虑。
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并对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问题，即“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1]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全军和解放区军民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2]。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毛泽东的谈话，为全国人民阐明了在战略上、在全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勇气。9月，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作战的经验，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至此，中共中央形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4]的作战方法。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都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以各个歼敌，求得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最有效地打击敌人，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国民党军愈战愈弱，人民武装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5]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中共中央认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之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6]
在经济方面，为着粉碎蒋介石进攻，“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7]。因此，为了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1946年11月18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发出的指示中第一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来替代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并号召全党全军团结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全面内战爆发，已经不存在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胜不胜的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了战争头4个月的形势后，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提出我们不但要准备3到5年，还要准备10到15年打倒蒋介石的设想。毛泽东还指出：“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8]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1946年9月后，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临时刊）[9]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中，使用了“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很少再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称谓。从此，中共中央把“制止战争，恢复国内和平”的自卫战争，逐步转变为“打倒蒋介石”的全国解放战争。
中共中央确定的上述方针和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解放区军民，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在南线战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地位，1945年8月12日，在中原解放区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由郑位三代理书记，并指示在华中地区军事部署中，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方打成一片，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停战令下达后，中原军区为争取国内和平，恪守停战令，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国民党军有恃无恐，公然侵占许多中原军区所在地区，中原军区及所属的3个军区被国民党军分割成“品”字形，野战部队所控制的地区，方圆仅有200多华里，防区人口不过200万，部队财政给养非常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原军区部队准备转移到别的地区根据地。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突围的方向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等，建议中原主力部队向西突围。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中原局6月21日电告中央决定主力向西突围。6月23日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10]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北路约1.5万人冲破国民党军的截击合围，终于到达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边区。在王树声率领下，南路约1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任务向东转移的一个旅，在皮定均指挥下，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对于中原野战军在突围后的作用，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28日指出：中原解放军各部“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11]。
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解放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同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决战，占领整个山东。6月22日，中共中央提出全局破裂后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计划山东野战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蒋军在野战中歼灭之，并相机占领徐州，而华中野战军主力须对付江北的蒋军，并对山东野战军行动予以配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苏中地区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的分析，对华中局下达了《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的命令：“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粟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中局的军事部署，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动迎击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先后在宣（家堡）泰（兴）、如（皋）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邵伯、如（皋）黄（桥）路等地，接连进行七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部、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计5万余人，占进攻苏中国民党军全部兵力的40%以上。苏中战役是继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共产党军队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役。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内线作战的成功范例。
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先后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从7月13日至9月24日，在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中，发动了闻夏战役、洪赵战役、临浮战役等，共歼敌3个旅2.5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1个月打通同蒲路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企图。8月10日至12日，发起陇海路战役，连克豫东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10余处。8月13日至21日，又在豫东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9月5日发起定陶战役，歼灭敌人4个旅，1.7万余人。到9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12]。
在北线战场，中共中央军委交给晋察冀、晋绥两区的战略任务是：夺取三路（平汉路、正太路、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包围承德、张家口等中心城市，保卫解放区，以阻止蒋军北上，并策应南线部队作战。1946年6月至9月，贺龙、李井泉指挥的晋绥部队和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先后进行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
7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夺取宁武、繁峙后，两部应立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县等，打通晋东北与晋西北的联系，第二步再夺取五台、定襄、忻县三县。晋北战役从7月4日发起，至8月15日结束，晋绥野战军共收复攻克朔县、宁武等10座城镇，歼敌8000余人，晋西北大部地方解放，使盘踞在大同的敌人陷于孤立。
在晋北战役后期，晋绥、晋察冀两区遵照中央军委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设计，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的指示，决定成立大同前线指挥部。8月31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9个旅和地方武装共30个团的兵力开始大同外围作战。但大同久攻不克，而傅作义部自归绥东犯并占领集宁，对大同的围攻随之放弃。9月下旬，占领集宁的傅作义部和北平的孙连仲部沿平绥路东西对进，夹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0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怀来地区反击由北平西进的国民党军，歼敌1万余人，同时在平汉路保定南北地段发动攻势，歼敌8000余人，并于10月11日撤出张家口。
在1946年7月至10月4个月中，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期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30万人，收复和攻占了48座县城。但解放区损失105座城市。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对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作战进行总结，认为过去3个月的作战，已证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13]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战争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14]。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并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力求大量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在华东战场，1946年12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个半旅2万余人。在即将取得宿北战役胜利时，12月18日，中共中央军致电陈毅、粟裕，对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提出了建议：“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15]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于12月27日开始隐蔽北进鲁南。粟裕后来回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一个时期，山东将是华东主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地区打一个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战场条件”[16]。1947年1月2日，华东解放军各部向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发动全面进攻，仅42小时就全歼整编第二十六师及号称“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此后，攻取峄县、枣庄，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取得鲁南战役胜利。为彻底粉碎陈诚部的进攻，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于2月19日发起莱芜战役，仅3天时间歼灭国民党军7个整旅5.6万余人。
在晋冀鲁豫战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黄河南北的鲁西南、豫北两区，或南下，或北上，在大踏步进退中先后举行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和豫皖边战役。1946年11月12日，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滑县战役，激战4天5夜，歼灭国民党军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二五旅大部及河北保安第十二总队全部，毙伤国民党军共1.2万余人。滑县战役后，国民党军王敬久部进攻大名，寻求刘伯承部主力决战。1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望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整，待有利时机、地点歼击其一部，最好先打较弱部分，准备在一两个月内先后打几仗，歼灭该军则全局好转。”[17]晋冀鲁豫部队随后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历时16天，歼敌1.6万余人。接着，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不为铁路所限制。”[18]晋冀鲁豫部队1947年1月24日发动豫皖苏战役，历时40多天，歼敌1.6万余人。
在西北战场，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侵占临汾地区的国民党整编第一军所属的2个整编师西调入陕，另外从陕南调2个旅加上原先包围陕甘宁边区的4个旅共10个旅另一个装甲团集结于陕甘宁边区南线；命马鸿逵部的5个旅东渡黄河，集结于陕甘宁边区的西线；同时空运1个旅到榆林，加强北线对陕甘宁边区的牵制力。计划东以黄河为天堑，北以榆林为牵制力量，以南北两线为主攻力量钳击延安，彻底摧毁陕甘宁边区，打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侦知国民党准备侵占延安的计划后，立即调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迅速开赴延安地区，加强陕甘宁边区防卫力量。1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陈赓率3个主力旅，迅速开赴延安。11月22日至12月12日，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吕梁地区，在三五九旅、独四旅的配合下，连克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城，迫使胡宗南急令已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晋西南。1月14日，解放军开始攻击汾阳、孝义，历时半个月，歼敌1.1万余人。
在晋察冀战场，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以平汉路石家庄至保定段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太原段为主要作战区域，先后进行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南战役，歼敌1.6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分割晋察冀解放区的企图。
在东北战场，1946年7月至10月的休整整训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后，东北根据地更加巩固，部队战斗得到提升。从1946年10月底至1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南满解放区内，举行新开岭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8000余人。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南满军区部队和位于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实行南北配合作战，于1946年12月17日至1947年4月3日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共歼敌约5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南满解放区的进攻。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1万余人；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也是87座。4个月来，国民党军已由战争初期的得地失人变为净损失40余万人而无地可得，人民解放军在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蒋介石认为中共在关内有3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对这3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共由关外到关内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的人民解放军；随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北。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后，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指示和国民党军进攻的情况，确定全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方针，在内线作战；要求陕北、山东两区的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歼灭进犯之敌，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要求豫北、晋南、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部队，依据各区的具体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战场，同年3月，国民党从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迫使华东解放军在沂蒙山区与之决战，或逼迫华东解放军放弃沂蒙山地区，北渡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继续执行内线作战方针，发动多次战役。1947年4月20日，发动泰安战役，历时8天，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两个旅约2万余人。攻克泰安是华东野战军迎击国民党军山东重点进攻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中央军委称此战役为“泰安大胜”。
泰安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三路大军继续向鲁中解放区推进，企图围歼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5月4日、5月6日指示，陈毅、粟裕决定：第一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机配合主力截断敌人一部的退路。华东野战军主力东移后，国民党军乘机推进，占领了解放区大片土地，滋长了其狂妄、冒进的心理。其中担任右路进攻的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更是忘乎所以，改变了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不待第二、第三兵团行动，就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以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为左右两翼，于5月11日开始发动进攻，当晚，华东野战军及时调整部署，决定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地区，经过鏖战，一举围歼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陕北战场，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西北野战兵团在完成延安保卫战后，主动撤离延安，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地对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接着挥师西进，进行陇东和三边战役，痛击马鸿逵、马步芳部，其后又领军北上发动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从而彻底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基础。
在迎击国民党军向陕北、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同时，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性的反攻。1947年3月至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和晋南地区分别举行豫北和晋南攻势，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解放豫北、晋南大片地区。4月至6月，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5月中旬至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进行夏季攻势，共歼敌8万余人，沟通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根据地的联系，改变了东北民主联军被分割成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的局面。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对过去一年的战果作了总结：“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19]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开创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进行分路突围。
中原解放军的北路突围部队共约1.5万人，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向豫陕边突围，7月17日进入陕南。当天，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指出：“（1）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荆公路南北地区。其第一大队在洛南、龙驹寨、卢氏间，其第二大队在商县、山阳、龙驹寨间，其第三大队在郧西、竹林关、山阳、漫川关间，共计200多人；巩及各队长均党员，多来陕北受过训。（2）你们应和巩部联络，给以干部与武装之帮助。（3）你们应考虑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20]7月22日，中共中央再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通报陕南游击队分布情况，并指出：陕南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对于中原解放军在鄂、豫、川、陕、甘创造根据地都很重要，望给陕南游击队以武装、干部诸方面的帮助，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和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等出席。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为七支，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创建豫鄂陕根据地。8月2日，李先念等致电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提议成立豫鄂陕军区和区党委，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或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汪锋任军区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三五九旅、第十三旅、第四十五团及陕南游击队，在豫鄂陕边界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8月3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成立豫鄂陕第一、二、三军分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给各部队的指示》并报中央：王震部所在的安康、镇安、柞水为第一军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治委员；商州、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北、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为第二军分区，巩德芳任司令员，黄林任政治委员；蓝田、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南，安康、镇安、柞水、临潼以东，襄河以北为第三军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政治委员。8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等，同意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和区党委并划分为3个军分区的建议，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汪锋为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任质斌为区党委第三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周志坚为军区副司令员；区党委待汪锋到达后正式成立，此前一切仍由李先念等负责。
8月2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以此来保护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指示各分区要争取团结、依靠群众，迅速建立地方政权，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多方解决部队给养，大力培养地方干部，争取迅速站稳脚跟，以备进行将来的斗争。鉴于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已经西进北上，8月28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同意李先念8月26日的提议，决定以汪锋为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为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方正平为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魏国运为参谋长，以上均为边区党委委员。9月18日，汪锋到达商洛。24日，汪锋在今丹凤县大峪乡封地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10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汪锋兼豫鄂陕行政公署主任。
豫鄂陕根据地包括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各一部，西起陕西紫阳，东迄河南淅川，北抵陇海铁路，南达湖北当阳等地，总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下辖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出大批干部到陕东南地区，积极参加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1946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派出刘庚等50多名干部，由延安、马栏两地出发，历经千辛万苦，绝大部分安全到达商洛，向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武装力量、迎接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到豫鄂陕边的指示。7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致电李先念、任质斌转告商洛工委刘庚等：中原部队转战一月，极度疲劳，你们应全力活动，使主力得到稍事休息机会，对筹集粮草、安置伤病员更应全力做好。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刘庚、巩德芳、王力领导陕南游击队为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做了各种准备，并派出部队四处接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关中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人民武装，积极配合中原部队和豫鄂陕军区部队进行反“清剿”斗争。遵照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在关中国统区领导成立了近20个县的工委组织和10余支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策应第三五九旅突围回到延安 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于1946年8月2日攻占镇安县城和盖云寺镇，15日到达洋县华阳镇。在此，王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该旅的行动方向。8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若能在陇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发展西北、配合全国斗争均有重大意义；如若不能，则按布置行动，陕甘宁边区已准备3个团相机接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第三五九旅由华阳镇继续西进，在凤县东岔河口北渡渭河，并越陇海铁路。奉中共中央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和第一旅在边区南线全面出击，牵制胡宗南军。西北局还派张德生到关中分区马栏镇，宣布成立中共西府工委及西府游击支队。工委率两个加强连和由80多人组成的干部队进入麟游山区活动，策应三五九旅北上。9月1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抵达延安，林伯渠等边区领导人到城郊迎接。当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三五九旅官兵，毛泽东接见王震，深表慰问。
护送中原局领导人安全回到延安 在豫鄂陕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健全之后，中共中央中原局负责人奉调回延安。1946年10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离开商洛山区，进入关中国统区。在商洛山中隐蔽休养的郑位三、陈少敏也于10月中旬出秦岭进入关中国统区。在中共陕西省工委的精心安排下，李先念、任质斌经蓝田、长安、临潼、三原、耀县到柳林镇进入边区，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分别经蓝田、临潼、耀县、淳化等地进入边区。在护送李先念等人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事前选择路线，约好关系，安置食宿、休息的地方以及必要的警戒。李先念行至临潼县栎阳镇病倒了，整整住了10余天，每日每夜都有许多青年农民配合共产党员在附近村庄的地里拾棉花，或在街巷贩卖，白天携短枪，夜里还加上长枪，实行严密警戒。郑位三由出发地到商县，由商县搭汽车到灞桥，都是经过地下党派人伴送，过渭河后又乘群众特备的马车，以送亲属为名送到耀县地界。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护送下，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人于10月下旬先后回到延安。中原局在延安恢复了工作，继续指挥豫鄂陕边区坚持斗争。
豫鄂陕根据地陕东南新解放区的创建和形成是陕西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21]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9]《解放日报》（临时刊）1946年12月5日在瓦窑堡创刊，194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60期。黎辛任执行编辑。该报竖排刊头，每天出版一张两版，发行范围在瓦窑堡和延安之间。主要为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后方工作人员“交换后方工作经验和推进工作效率，以配合前线的自卫战争”。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12]1946年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
[16]《峥嵘岁月》，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1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6页。
[2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