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和国民党都十分重视东北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如果控制了东北，不仅使东北人民获得解放，而且东北与苏联、朝鲜接连，这就结束了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处在国民党四面包围的历史；如果中共在东北站住脚，对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进攻，就可以应付自如，进而还可以保卫华北，争取华中，以至发展到全国革命的胜利。蒋介石也把东北地区视为国民党的生命所在，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东北，就很难占据华北；华北不保，中原势必危险。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地区，就可以对中共所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因此，国共两党为夺取和控制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东北地区固然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美、苏两国从战后世界格局和各自的利益考虑，对中国东北地区也各有谋算。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国民政府即担负公务之全权。”同时，苏联方面获得以下几项权益：“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苏联经过该港口进出货物，“均免除关税”；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1]美国也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其建立远东霸权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日本战败前极力要求苏联出兵，担心苏联在美国对日作战时坐收渔翁之利的“巨大危险”，影响战后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但当日本很快投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美国政府又极力声明，主张“门户开放”。
蒋介石一心要占据东北，其基本态度是：听命于美国，疑惧苏联，担心中共。尽管中苏条约明文规定，苏联必须把东北的主权交给国民政府，并且蒋介石已经从美国方面得知“苏联政府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对斯大林仍持怀疑态度，他最大的不放心和最大疑虑，就是怕苏联红军把东北主权交给中共。同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将位于华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大量运往东北，力求抢占和控制东北。
中共争取东北是在七大确定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2]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很快摧毁了日本的关东军，大大缩短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在客观上为中共部队进入东北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加之美、苏之间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达成的默契，基本上是以中国长城为界，苏军不到长城以南，美军不到东北地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间隙，使中共的部队能够赶在国民党军之前进入东北，防止国民党对东北的独占。另外，中共所领导的华北、山东解放区与东北相毗邻，晋察冀解放区的冀热辽军区部队，跨越长城就可以出关；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解放区部队乘木帆船即可登陆东北。中共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国民党军远在西南，距离东北地区数千里，从陆路进入东北存在极大的困难。客观形势说明，中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东北战略要地，而且有取得东北战略要地的可能性。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调整全国的战略布局。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指出：“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热河、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第三号命令指出：“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3]中共中央通过发布上述的命令，向国内外公开宣布其拥有进军东北的权利。
中共最先进入东北地区的军队，是中共东北委员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该旅在旅长周保中的率领下，组织了若干小分队，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率先空降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旅顺、大连等地。冀热辽军区接到朱德8月11日的命令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编组以舒行、赵文进、曾克林为司令员的三支先遣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部队于8月15日前后出发，在9月初先后到达目的地，并与苏联红军和周保中率领的东北抗联部队会师。曾克林部9月6日进入沈阳，迅速组织了新政府，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尔后大规模部队出关，争取控制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鉴于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中共中央调遣部队继续向东北进发。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山东、平原、冀鲁豫和晋察冀各分局发出指示：“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三省。”[4]并明确部队去东三省的任务是：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8月26日，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指出：“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5]
8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分局和华中局，分析中苏条约公布后的形势指出：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中苏条约也已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去东北的部队和工作人员“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同时还指出：“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军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6]中共中央还特别指出部队进入东北的方法：不要用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可用东北军、义勇军和自治军等名义；注意隐蔽，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可以化装成劳工，非正式地进入东北，到达东北后，不必乘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军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也要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为了争取控制东北，求得先机之利，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进军东北的行动“越快越好”，争取东北时机紧迫，迟则来不及，希望各地万勿失机。总之，注意保守秘密，兵贵神速。[7]
中共军队进军东北的路线分陆路和海路。陆路是从河北省冀东地区直出山海关，或者从热河省进入东北，或者经绥远、察哈尔、热河转入东北。海陆是从山东烟台等地出发，到辽东半岛的东、西两侧地区登陆。9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调4个师去东北。并指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8]因此，中共中央要求胶东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采取切实办法，迅速组织支持山东部队渡海；同时指示先期到达东北的部队，迅速组织力量接引跨海登陆的部队和由陆路出关的部队以及地方工作干部。
中共一批一批部队派往东北，但由于交通不便，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联军队碍于中苏条约是否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直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尚不清楚。奉命开往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还在路途中，中共中央迫切地等待来自东北方面的信息。1945年9月14日，苏联贝加尔湖前线部队贝鲁罗索夫中校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乘苏军飞机抵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已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曾克林到延安先见到朱德总司令，后在开会中见到了刘少奇、陈云、彭真、彭德怀、叶剑英和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刘少奇在会议上说：东北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和国民党都尽力争夺这个地区，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日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和在国共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刘少奇还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已经决定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中央很想了解东北的具体情况。随后，曾克林详细汇报了进军东北、与苏军会师、接管沈阳、部队发展迅速以及东北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等具体情况。
贝鲁罗索夫在延安会见朱德总司令，正式转达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朱德立即将会见情况向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9月14日下午，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方的意见和东北工作，并由曾克林详细汇报有关情况。与会者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刘少奇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问题，提出三种方式：（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去的4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八路军。[9]会议由刘少奇提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提议获一致通过。同时，朱德致信苏联马林诺夫元帅，表示“现按照尊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10]
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对部队进入东北的方式，也作了具体规定：“进入满洲边界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如果部队进入东北不可能，“是否在胶东放下武器，脱去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或华北难民”，到大连、营口、安东等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而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冀察晋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11]同日，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便同苏军代表和曾克林一起，乘苏联飞机飞赴东北。
9月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建议“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因此，“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12]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3]至此，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方针完整制定出来。
“向北发展”，就是将长江以南主力部队撤到长江以北，从山东、苏北和各解放区抽调11万大军和2万干部开进东北。为此，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全国人民今后斗争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时机万分紧迫，不容许片刻迟缓。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山东、苏北和各解放区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陆续把10万多大军开进东北。从1945年8月15日起，到11月底止，由关内实际到达东北的部队有：冀东第十六分区曾克林部约1700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约3200人；山东渤海支队万毅部约3500人；山东第一师梁兴初部约7500人；山东第二师罗华生部约7500人；胶东吴克华部约6000人；山东第三师罗舜初部约6000人；鲁中独立第三旅约3000人；渤海第七师杨国夫、刘其仁部约1.2万人；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山东军区机关、警卫部队和独立营约5000人；华中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约3.2万人；三五九旅刘转连部约3300人；警一旅文年生部3000人；教导二旅黄永胜部约3000人；抗日大学约1000人；炮兵学校1069人；冀中3个团5100人；冀鲁豫邓克明、曹里怀部约1500人；吕正操所率晋绥1个团约600人；太岳干部支队约600人。以上到达东北地区的部队，共计10.7万人；再加上由延安、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华中各地派到东北的干部团（队）约2万人。包括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地区的领导干部彭真、陈云、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林枫、蔡畅、黄克诚、程子华等二三十人，其中有10名中央委员（内有政治局委员4人），10名候补中央委员。总计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近13万人。[14]进入东北的部队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
在大批主力进军东北的同时，华中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组织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分别撤至苏皖北部地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第四、第七师主力北移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所部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所部移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所部会合。
“向南防御”，就是阻碍或迟滞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以掩护向北发展的中共部队顺利开往东北，并能在东北作战略展开。蒋介石为了夺取东北，在陆路方面出动四路军队：傅作义部从归绥出发，沿平绥路向东；胡宗南部从运城出发，沿同蒲路向北；孙连仲部从安阳、新乡等地出发，沿平汉路向北；李品仙部从徐州出发，沿津浦路北上。其目的是先进占张家口、北平、天津，尔后以平、津、张为前进基地，分别经北宁线和平承线进入东北。中共中央认为，破坏铁路公路交通的破击战，是迟滞国民党军北上的有效手段。中央指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等解放区，对所临铁路干线分段包干，彻底破坏。同时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国民党军的前后左右进行牵制或袭击，疲惫或消耗国民党军，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不得顺利北进。在九十月间，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先后进行了上党、绥远、邯郸等战役，这些战役的胜利，基本阻止或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行动，打破了国民党从陆路抢占平津再发兵东北的计划，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军舰、飞机，从海上或空中运兵，中共取得了“向南防御”的胜利。
大批主力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北移，争得控制热察、进入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及时地将分散于南方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形成了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随着大量部队和干部开往东北，如何控制东北、创建东北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电告彭真，我军主力主要分散在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其他地区主要靠原抗联部队开展工作。当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五十二军共计7万多人在美军的帮助下，在秦皇岛登陆，准备向东北门户山海关大举进攻时，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入东北问题给彭真、陈云等的指示》，要求“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分散”，“全力消灭蒋军”。10月19日，中央又指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0月23日，中央要求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15]
从11月初开始，苏联红军按照中苏条约规定，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军接收。国民党军凭借其精良装备和军事优势，向中共军队控制的山海关、锦州方向扑来。而中共的部队这时有的已经到达东北，有的尚在途中，还有的因为国民党军登陆秦皇岛而绕道热河承德。林彪奉命火速赶到辽西前线指挥。中共军队各部远道新到，协调联络不畅，只得在仓促迎战。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11月26日锦州失守。其后国民党军占领了热河东部、辽西广大地区，以及沈阳、抚顺、辽阳等地，国民党军由2个军增加到6个军，加上地方团队，总兵力达到31万人。[16]
中共中央根据突然发生变化的局势，迅速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退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减租运动”[17]。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2日，刘少奇致电周恩来：“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18]11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中共东北局：“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9]东北局应根据上述方针速作部署。
中共中央于12月7日再次督促中共东北局和林彪、程子华，告诫他们：“我们目前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碍工作，丧失时机。”[20]为了创建西满根据地，加强西满分局工作，中央决定以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以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21]
12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作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现在，“提议你们应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那些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外蒙，而把双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尽量抓一把。如此，我可随时缩手，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22]
病休中的毛泽东十分关注东北局势的发展。12月28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23]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迅速行动起来，使东北的形势逐渐改观，到1945年12月底，中共的主力部队在东北地区成立10个军区，发展到14万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3万多人，共计27万余人，使自己越来越处于战略的主动地位。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陆续到达东北的主力部队，避开在北宁线同国民党军作战，分兵到西满、北满和东满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具体部署是：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和山东第一师梁兴初部分散到西满地区；山东第二师罗生华部和冀鲁豫邓克明部到东满地区；渤海第七师杨国夫和三五九旅刘转连部去北满地区；胶东吴克华部和萧华所率领山东军区机关在南满地区。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成立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4个二级军区。到3月，北满军区约6.4万人，南满军区11万多人，西满军区约6万人，东满军区约6.7万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万余人，共30多万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各军区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并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下级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和发展民兵等工作，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在建立根据地中，中共中央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工作重心，要求东北地区的党政军所用工作人员应该清楚，“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24]。194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全力放手发动群众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指出：“如果你们在今冬明春能发动东北广大深刻的群众运动，如像大革命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那样，又有十余万主力部队二十万地方部队与之配合，那你们就不独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而且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否则你们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就将是很危险的。望你们抓住这一决定的环节，集中全力，加以解决，你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决战的胜利。你们必须放手发动东北伟大的群众运动，不要害怕过‘左’而束缚自己手脚。”[25]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依据东北地区特点，进行了内容及其丰富的群众工作，领导东北人民有步骤地开展了清算、剿灭土匪、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运动。
清算斗争是东北局发动和领导东北人民群众所开展的第一次群众运动。清算斗争的目的，就是清算汉奸、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可耕的农民。在清算斗争中，东北局及时发现并推广“马宾式的工作方法”。马宾做群众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深入最穷苦的群众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要求，启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清算斗争，而不是靠政府和军队给群众的“恩赐”。他把工作中发现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让他们到新区去开展工作。由此，使清算斗争沿着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6]通过清算日伪汉奸的斗争，一方面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改善了生活；一方面，清除了日伪残余反动势力，摧毁了伪满政权，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地方民主政权，组织了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
清剿土匪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老百姓除害，铲除解放区心腹之患的当务之急。东北地区的匪患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的匪患主要是那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政治土匪。他们大多数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同土匪和伪满军警人员取得联系，也有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合法接收机关名义，到处加委的惯匪、伪军、警察、宪兵组织以及反动的地主武装。也有部分是敌伪军警分子，假装革命，当中共部队初进东北时，混入革命队伍，后来当国民党军打进东北叛变革命队伍，也变成政治土匪。在整个东北地区，政治土匪活动的高峰时期，其总数不下10万人。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下决心组织部队，坚决而果断地进行剿匪工作。在剿匪斗争中，深入发动群众，把剿匪斗争和清算斗争结合起来，使群众在经济上获得利益，摧毁地主武装，建立人民武装的自卫联防，使土匪无藏身之处。同时，东北各军区抽调三分之一兵力，在统一指挥下，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会剿，采取追剿、堵剿、驻剿三者有机结合的办法，力求斩草除根，防止死灰复燃。到1947年春，基本上肃清了股匪和散匪。共计歼灭土匪7.9万余名。
深入发动群众是建设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东北根据地主要是在广大的乡村，再加上中小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发动广大群众作为第一位的工作。认识到要使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中共中央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相关文件精神，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为了深入发动农民群众，中共中央东北局动员并组织了一两万干部到农村去，使下去地干部清楚地认识到能不能把农民发动起，是争夺东北这场斗争成败的关键，如果农民不起来，那么，在东北的斗争就有失败的可能。随着大批的干部深入到农村，很快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改革土地制度的运动。农民一旦实现了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对国民党进攻东北的斗争中去。
[1]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48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3]1945年8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5—666页。
[7]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9]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0—68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2—683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5—686页。
[14]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6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16]谭克绳：《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12页。
[18]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2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50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72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2—88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889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888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4页。
[26]谭克绳：《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